幽默家兼钢琴家波尔，有一次来到美国福林特市演奏，发现不到一半的座位坐着观众，稀稀疏疏，气氛冷落。他当然很失望。但想了想，他干脆踌躇满志地走向台前，笑容可掬地说：“福林特这座城市一定很有钱。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三个座位的票。”于是全场充满了笑声，波尔自己也慢慢地把气消掉了。

这是一部新颖、独特的研究西方修辞学的专著，作者对西方修辞思想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审视；在修辞传统和当代规范、修辞理论和实践，以及哲学、语言、政治、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研究修辞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话语权利、说服手段、受众目标等政治、法律、教育、传媒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书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论阐释框架，同时对“9·11”事件以及布什制定出兵伊拉克的政策过程做了切中实质的评述。

中国的孩子普遍缺乏对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了解，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可以很快适应语言和生活环境，但往往无法深入，更难融入专业以外的本地文化，这与他们从小缺乏对世界文明史的了解有关。现在如果你的孩子们选择这一套书的话，他们肯定会被它生动的故事，流畅的文字，精美的插图和丰富的内容所吸引，在轻轻松松中追寻古埃及、罗马、希腊的踪迹，了解马可·波罗、哥伦布的事迹，感受西方的神话和宗教的魅力。就是成年人也会被这套书所吸引，因为多数中国人也需要补上世界文明史的课。

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是荷裔美国作家，19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1903年赴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完成本科课程，191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房龙求学前后，并不是我们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当过编辑、记者、播音员，也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1944年3月11日，房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这本书出版至今已50年了，像房龙这样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集中到一本书里，从史前写到20世纪30年代，从东方写到西方，而且兼及文学、舞蹈、摄影、工艺美术、服饰、家具等等，在国外少见，在国内更是一本也没有。本书是一本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很强的书。

编辑推荐：这是一部系统全面地阐述电视节目策划的理论专著，填补了以往这一领域的空白。本书对各种形态的电视节目形态给予了全方位的审视和把握，对其编导技能给予了全方位的关照和揭示，足见作者把握全局的能力和知识的渊博。

本书选了徐先生的六十一篇文章，其中，半数以上是怀人、忆旧和悼念之文；所忆所念的对象多数是徐先生的师友，个别未曾亲与过从的，徐先生也都从个人角度刻画印象和抒写感受，所以这些文章，读来篇篇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仿佛能触摸到具体。或者可以说，这里有一册一个个知识分子的肖像合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就从这册合集里透露出来了。六十一篇文章编为七组，每组的标题是编者加的。第一组“历史的观察”，其中有两篇是为宋儒朱善画像。第二组“新潮涌起中的旧学”，前三篇分别忆念徐先生早岁在武汉求学时的三位老师，刘凤章、王季多和黄季刚。当时正值五四前后，新学思潮涌来之际，三位旧学先生力学敦行的风貌，在徐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另有一篇《五四运动的一个角落》，徐先生回忆了在武汉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情况，写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北京与上海是新文化运动在先，五四运动在后，而武汉则是“因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才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洪流”。这样的回忆，能把读者从只知“德先生”、“赛先生”的抽象认识中，一下子拉回到历史的现场。第三组“共担文化生命”各文，是徐先生对熊十力、马一浮、唐君毅等同道师友的忆念；最后一篇《（民主评论）结束的话》记叙了创办《民主评论》杂志的始末和甘苦。第四组“典型种种”五篇文章，分别谈吴稚晖、鲁迅、章士到、余嘉锡、殷海光五位学人，可以分别看作五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余嘉锡之外的四位，不仅有学名，有文名，更都是社会上的大名人，但徐先生最钦重的还是“埋头闭户，不务声华，认真治学”的余嘉锡先生，称其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第五组“怀人感逝”十一篇文章，所忆念的人，大陆的读者多不熟悉，借此可以了解徐先生播迁以后的交游。第六组“东海西海”，有的记日本的山人人物，有的谈对日本知识分子的看法，有的谈西方的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汤恩比、毕加索。第七组“青年与教育”，徐先生的儒者襟袍中，始终装着青年一代，大至“青年往何处去”的方向问题，小至初中入学的国文试题，他都以一颗拳拳之心，坦陈已见。<

翻开江南的历史，也就翻开了一部古典的线装书，散逸出刚强柔美并重的气息。她荡漾着西湖的轻波，也闪耀着剑池的冷光；她弥漫着人间的风流旖旎，也饱含着时代的血雨腥风记载着才子佳人的婉约绮丽，也刻画着乱世英雄的长歌当哭轻，浆声灯影的秦淮风月柔情四溢，抹不去干将莫邪的宝剑锋芒毕露......剑，一种用于刺杀的兵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却在地处江南水乡的吴越，兼备兵器的冷硬与江南的秀丽，本书作者将为我们发掘《剑气凌厉的江南》。江南，出芳草、出鲜花、出佳人、出才子、出温馨、出缠绵。不知从何时开始，江南有关风花雪月的种种，在总体上被明媚清澈的江南之水所映带、所缠连，打成一片后，更增添了其委婉和秀丽的魅力。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是基于这样的视角来认识江南的：江南的地方是富庶，江南的风俗是文明、江南人的处世是揖让，江南的男人是文弱，江南的女人是柔婉，江南的故事是爱情。因为生于江南，认同于江南的此情此景，所以，我的思维方式也因此变得习惯意义上的江南化了（虽然这样的用词本身就是偏见存大的证明）。学习古典文学时，专注于陶渊明的那种“悠然见南山”的静穆的伟大而对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熟视无睹即为一例，分析白蛇与许仙的缠绵情节而忽视其英勇的抗争又为一例。而《庄子》中对断发文身无需冠冕服饰的越人的断语，一度也认为是自以为文明的外乡人的偏见，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是鲁迅，促使我对江南，对“江南式”的思维方式作了重新审视。现在要寻找我重新审视江南的发端是困难的，但记忆中能肯定的是，给我较强烈也是最直接冲击的，不是因为鲁迅的战斗性与其出生地江南水乡绍兴的联系，而是他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合影。高大的萧伯纳和矮小瘦弱的鲁迅站在一起，后者就像是前者照顾着的一个弱者。萧伯纳思想的锐气与其对社会的批判性，在其被称为“反论”式的戏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身躯之高与他的作品的宏大都是协调的。但鲁迅，他的矮小瘦弱、他的小品式的杂文，与他战斗性之间构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连接。这种战斗性不仅在与他的对手直接较量中体现出来，也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他的思维方式中。柔美与刚烈的并存，在他的散文《雪》中可见一斑。而《秋夜》一文，立足于秋夜对春景的前瞻后顾，也使人难忘。顺着这样的线索，我的眼睛被洗过一样从粼粼的波光中看到了折射出的剑与匕首的寒光，感受了风的呼啸、花的带刺、雪的凛冽和月的阴冷。在繁花似锦的春天里，也感受了秋夜的肃杀之气。我因此探究起那些出生在江南或者主要活动在江南的战士与斗士，留意于吴越之地的有关斗勇、仇杀的民间传说，留意于产自吴越的剑器以及流荡在许多貌似文弱柔婉之人身上的一种剑气。在我的故乡嘉定我曾不止一次来孔庙前的汇龙潭水在“嘉定大屠”的日子里怎样使岸边的鲜花也染上血的腥味。在我们对传统的南北地域文化的特征勾勒中，力图另辟蹊径而发现一种杂糅的变异，一种全新和生命弹力，一种整合了外表的弱小与柔和而特具的大智慧与大勇气。也许，这样的大智慧和大勇气，较之一般意义上的智慧和勇气。更多了几分悬念和诡秘。正是在对江南风俗以及江南人的不断发展的认识中，我和研究鲁迅的学者薛毅共同策划了江南的“文化对看”书系。其用意，是希望人们对江南文化有一番重新认识，既？勒恢钟泄靥囟ǖ赜蚶肺幕钠蚕Ｍ颐窃谒嘉绞缴夏芙璐朔词Ｋ档降祝绻按耍颐嵌越纤缰娜贤赜谒拿髅摹⑿憷鲇肴崛跽庖幻妫⒁恢北凰倘蟮幕埃敲矗募崆亢腿托匀丛缫驯幌日艿榔疲独献印酚芯淙ィ骸疤煜履崛跤谒ゼ崆空吣芟龋云湮抟砸字病！本驼庖坏愣郏尽拔幕钥础笔橄档某霭妫皇谴恿椒矫媸崂沓鲆坏闶廊讼岸徊斓淖柿隙选？

本书著者还有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有书目（第225-268页）：本书的内容涉及到图书馆的主要工作与前沿问题，尤其对数字化建设与管理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国会图书馆未来的数字化战略做了详尽描述。

为了满足交流的愿望，我们的传媒形式前所未有地丰富：书刊、报纸、广播、杂志、网络等充塞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空间里，如同遍布人体的整个神经系统，无处不在，不一而足。如今，一个人连续几天“没听说点什么”就会不自在，患上轻重不一的信息缺损症，精神状况的空虚绝不亚于肠胃的饥渴。维持一个人精神“正常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听说什么”以及不断谈论什么。电视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子，它前所未有地生动与直观，我们从中看到并理解了多样的生活。优秀的电视节目是全民性的，是深受欢迎与普遍关注的，无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还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都可以获得一呼百应或绵延不绝的社会效应，是当代人所创造的文化艺术巨大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文化艺术最便捷的途径，是无数民众广泛接近艺术、消费艺术的最大领域。它拥有有强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已然成为当下生活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面对当代中国诸多让你或悲或喜、亦惊亦叹的文化现象，张大嘴巴的同时，也不由得睁圆了眼睛，观察、记录、分析、考量，甚至直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从相当热门的学术史、民族主义、武侠小说，到近乎明日黄花的文化人与学院派的分工、文言与白话的对峙、政治与文学的纠葛，还有方兴未艾的“北京学”，以及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的关系等，都被纳入本书考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