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书试图通过梳理当前中东的战略环境，从全球性大国的中东外交视角，深入探讨中国在当前中东大变局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在新秩序构建中应发挥的作用。本书提出，当前中东正值新旧秩序转换之际，地区发展失衡、失序，局势持续动荡，地区内外力量对比与作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美国的战略收缩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旧秩序崩溃，新秩序正在重塑。全球性大国及其大国外交的定位决定了中国在中东应扮演新角色。为此，中国应积极制定综合性中东战略，发挥中国特色的大国作用，加大中东事务参与力度，积极参与中东地区治理，扩大中国影响力，更好维护、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一带一路”则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参与中东的关键抓手。

“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从党的诞生地上海出发，重点围绕党的初创期和革命斗争历史，沿着红色基因的发展和承续，力邀作家创作、出版400篇革命故事，以此发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精神灵魂和历史根脉，凸显上海城市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特质。项目纵向涵盖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横向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以此次创作项目为契机，更加全面、深入、完整、具体地挖掘、传播红色基因，既让作家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也使广大读者更加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荣与传奇和党的奋斗历程。“红色足迹”项目分四辑出版。

2019年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讲话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深刻阐明新中国70年创造的人间奇迹，豪迈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鼓舞和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满怀豪情、充满自信，为实现伟大梦想而接续奋斗。本书是这一重要讲话的单行本。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要媒体对该书出版消息均作了重点报道。

本书选择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等五类智库的近100家典型案例，实证分析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脉络、经验特点以及未来趋势，着重研究中国政治体制及决策咨询机制演变对智库发展的影响，前瞻性地提出中国智库生长空间与路径选择。

本书为年度出版物。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校、市教卫党委、市社联、上海社科院、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会）等单位每年联合开展征文活动，并在全体征文的基础上，选取精华，汇编成书，展示上海理论工作者过去一年来的研究成果。

作为一本学术论文集，《公共管理与政府决策研究：黄健荣学术论文集/公共事务与国家治理研究丛书》恪守问题导向的学术理念。文集所探讨的问题聚焦于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政府决策能力与决策分析、公共政策认知与政策分析、国家治理与政治文明四个方面。论文或是进行理论层面的学术探讨，尝试建构新的理论思路或新的分析模式；或是以理论工具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追因寻解；或是针砭时弊，评析时政。

《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的实践探索，全面考察其变革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归纳、提炼其中的有益经验。《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动态地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党内民主实践探索的动力因素，特别是特定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作用；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指导方针、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理清其中的重要思路和具体要求；全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党内民主在制度规则、民主程序和技术环节的改革实践及发展变迁，并简析其实际成效。从丰富、复杂而又独特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和提炼中国共产党适应环境变化不断推进自身民主改革实践的基本经验。

世界人口流动正逐渐形成第三大全球化浪潮，随之而来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16年9月，国际移民组织被正式纳入联合国系统，这标志着移民乃至难民问题开始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全球治理中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欧盟及其成员国移民与难民问题研究/欧盟及其成员国研究丛书》以近年来席卷欧洲的“难民潮”为切入点，分别从欧盟和有关成员国两大层面探讨“难民危机”和“难民融入”问题，并结合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因素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分析，同时就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方案。《欧盟及其成员国移民与难民问题研究/欧盟及其成员国研究丛书》视角独特，阐释深入，对于研究欧洲乃至世界面临的移民和难民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运行模式也屡次发生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政府的运行模式是根据传统的组织原理构建的按照职能划分的层级制，以合理性和有效性为重点，政府官僚单独负责政府运行的管理模式。但是传统的行政模式存在僵化和低效率问题。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公共管理（NPM）模式开始被运用于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把企业的细分化、竞争、激励机制等管理理志运用到公共行政领域，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生产出更多顾客满意的公共产品，但与此同时也削弱了政府的公共性，而且过度的竞争导致组织之间缺少协作和协调，进而加剧了组织间的隔阂。为了克服新公共管理的弊端，从2005年（一说2008年）开始，一些欧美国家重新强调公共性、信息公开、市民参与和协作，这种后新公共管理模式正在逐渐扩散到全世界。后新公共管理（Post-NPM）的出现是由于新公共管理强调的竞争已经难以解决发展面临的难题，也很难满足复杂多样的行政需求。后新公共管理的目的是通过信息公开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通过市民参与集中集体智慧，使政府的决策更为科学化和民主化，通过各部门间的协作来满足行政需求，提供良好的行政服务。与此同时，ICT、Web、AI、IoT等创新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政府运行模式的转变。换言之，后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和工具，加上新技术的发展，给政府运行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契机。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研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近年来，政治民主化进程逐渐加快，虽然国内也陆续出了一些相当优秀的利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但从研究趋势上看，目前对该问题的研究却隐隐出现了发展节奏变慢，难以向纵深拓进的迹象。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是研究者之间互相借鉴的现象多，真正有所创新的观点和理论少。新意常常源于研究方法的革新和发展。互相借鉴的现象多，说明了在该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研究方法方面的困惑。第二是研究成果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与定性结论多，定量结论少不无关系。第三是宏观描述多，而微观分析少。这与微观分析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比较匮乏息息相关。在公共政策实践中，公民参与的动机、程度、途径、方法以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绩效等可以设立科学的、与实际相吻合的数量指标进行量化评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了增强对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问题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靠性，本论文另辟蹊径，从研究方法的革新入手，在量化层面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展开讨论。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公共政策现象中抽象出能够准确反映政策规律的数学模型，并通过对数学模型的进一步研究，获得其它研究尚未涉足的、经由数学方法推导而来的、并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以有利于推动该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对目前国内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尽一份微薄之力。实证研究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较好研究方法之一。因此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建立在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和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其中实地调查涉足六个省、市、自治区，50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则来自于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案例分析是经验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有鉴于此，本文在研究中也适当采用了案例分析的方法。利用上述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了以下四个模块的问题。*模块是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理论背景、现实背景和功能研究。人民主权思想，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其它相关理论等构成了扩大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序参与的理论背景。近年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拓展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现实空间；经济全球化为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组织基础；市场经济增强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意识；文化程度的提高影响了公民对于政策制定的关注度和参与政策制定的能力；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便捷互动条件。公民参与具有非线性功能。这种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政策制定科学化、提高政策合法性以及促进公民监督的过程中。由于公民参与的功能是非线性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公民参与是有益的，但超过了一定条件，公民参与反而是无益的或有害的。第二模块是公民对于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认知。通过构建公民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数学模型，可以清晰的勾勒出年龄、性别、学历、年收入等政策变量在量化的意义上对关注度所产生影响。如，关注度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过程呈现类似抛物运动的规律；年收入与关注度之间存在低度的正相关关系；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公民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度就比相邻较低的学历层次群体约提高5.42%等。通过设立“亲公共价值指数”，可以准确地刻画出不同身份的公民群体在参与动机方面的区别。如，学历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动机的“亲公共价值指数”正相关，学历越高，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动机的“亲公共价值指数”就越高，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亲公共价值指数”就平均大约提高6.36%；参与动机与政治制度的干预正相关，参与动机接受政治制度的干预越多，越容易激发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等。第三模块是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宏观形态研究。我国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指数为34.15%，意味着我国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程度处于严重的参与不足状态。公民的政策职能结构偏好提示，扩大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应以利益型参与和责任型参与为先导。参与人数和参与次数之间的二次曲线关系说明，参与次数的变化对参与人数产生的影响具有非均等性。公民对于公共政策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剪刀差现象。表现在对于中央政策和省政策，公民关注程度高，但参与程度低；对于县政策和乡政策，公民关注程度低，但参与程度高；扩大政策制定中公民的有序参与，对于不同级别的政府政策应该区别对待，即对于中央和省政策，应该着重促进公民的参与程度，对于县、乡政策，应该着重提高公民的关注程度。第四模块是公民参与的微观形态研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途径应该加以区分。参与方法属于内源性的行为选择，而不是外源性的制度设计。参与途径属于外源性的制度设计，而不是内源性的行为选择。在参与方法上，公民更希望通过自主的直接行为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在参与途径上，文化程度与公民参与途径的偏好之间既存在着线性关系，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利用本文建立的“参与率”、“无效率”、“显效率”和“有效率”等四项指标，可以反映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绩效的大致水平。利用本文建立的“公民参与绩效对称指数”，可以清晰的发现，文化程度每降低一个层次，公民参与绩效对称指数就平均提高大约5.35％。低文化程度公民群体的参与绩效对称指数很高，意味着该群体在参与绩效上的被剥夺感较强。对于低文化程度的公民群体，必须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消除这种相对被剥夺感，才能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和谐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