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推进司法改革”为宗旨，记录了来自法学院校专家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新研究、新思考、新观点。本书内容翔实，具体含括英美陪审员选择制度比较、法国司法的信息化等内容的比较法研究；论我国司法鉴定管理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完善等内容的司法制度研究；检视与完善我国逾期举证规则等内容的经济法研究；厘清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范围、纠偏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公检法制约关系等内容的刑事法律前沿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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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捐献原则在专利排他与公共利益之间达致了动态平衡，既促进了创新，又确保了公众信赖。该原则来源于美国司法实践，作为再颁专利的限制性条件而产生，之后逐步发展为限制等同原则的一项法律原则。本书梳理了专利捐献的历史谱系，探析了专利捐献的价值与功能，勾勒了这一原则在专利制度中的体系地位，创造性地提出将专利捐献从侵权判定领域扩大到专利授权和确权的新理解视野，为未来的专利制度改革提供了行动方案，是该领域一部系统性作品。

在今天，如何解释权利要求，直接决定着专利诉讼的走向。几乎所有关于专利侵权认定的理论著作和司法判例，都会涉及专利权利要求，它成为专利的代言，但是，权利要求本身却从未被认真审视。关于权利要求的理论，作为一门学问，被彻底遗忘了。这是从遗忘历史开始的，跟随着时间的步伐，本书将权利要求的演进作为一种现象进行解析，展现其更多的面向，在人文与科技交汇的路口上，停驻与凝望。

《私法》设置3个栏目：专题研究、论文、评论，每卷约为11篇文章左右。其中，“专题研究”专栏主要聚焦研究国家重大立法问题，通常为《民法典》的制定、解释及适用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专栏主要融百家之长，精选收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私法等私法领域学者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论文，旨在为私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参考。“评论专栏”主要关注当下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的社会和法律问题，包括最新立法的评注、前沿案例的评析等，尤其注重历史研究和比较法研究。

贫困阻碍充分享受权利，脱贫是充分享有基本权利的必要条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将农民生存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进行审视，可以超越以往对待贫困问题的局限和疏漏，无论是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还是对于农民贫困者自身权利的实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民生存权符合权利的构成要素，因而是一项独立的基本权利，不能被其他权利所替代或覆盖。社会正义论与社会契约论为免于贫困的权利提供了深厚的法哲学基础。农民生存权具有融社会性、政府积极保障义务性和基本权利于一体的多元化特点，它包含着社会保障权、发展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健康权和环境权等核心内容。农民生存权具有内在诉求的正当性，因而具有法律权利的属性。只有通过完备的法律机制的保障，农民生存权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本书以大数据背景下跨境数据保护的法律适用规则为研究对象，包含冲突规则和实体规则两个部分。 冲突规则部分主要讨论适应大数据发展需要为数据服务建立的专门冲突法规则体系，包括四个方面：建立专门冲突规则体系的必要性、价值目标和适用范围。专门冲突规则的内容及其在大数据服务领域的适用，传统冲突规则在大数据服务领域的适用条件，传统冲突规则与专门冲突规则的协调等。 实体规则部分主要结合当前大流行传染病的背景，以健康大数据服务实体规则的国际协调为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健康大数据治理中数据所有权文化向数据管理文化的转变，健康大数据治理国际协调模式的选择及框架构建，健康大数据治理国际层面的硬法及其治理模式，健康大数据治理国际层面的软法及其治理模式。

当前，我国公共工程国家审计的审计对象、审计范围、审计内容等基础性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本书以法治视角探讨公共工程国家审计的问题，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公共工程国家审计模式，认为未来我国公共工程国家审计应当向绩效审计的方向发展，应更加关注制度以及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强化对政府在公共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和问责，从深层次解决公共工程建设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此外，本书也尝试从公共工程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回答如何确定审计对象、审计范围和审计内容的问题。

在“两权”分离的农地产权结构（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反映目前的农业生产关系的情形之下，“三权”分置渐趋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下农地产权结构调整的主流经济思想。反映在法律上，所谓“三权”分置，是集体土地所有权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再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新型农地产权结构，实现了集体、承包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这一产权结构带来了一系列的体系效应，诸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仅得由具有本集体成员身份的承包农户取得和保有，且不因派生出土地经营权而发生改变；新型经营主体就“四荒地”所取得的利用权利就不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属于土地经营权，由此而出现土地经营权直接从土地所有权中派生的情形；新型经营主体就土地经营权的稳定预期借由登记制度的引人而达致，但仅此并不改变其权利属性；农地金融化在“两权”分离和“三权”分置之下均有其必要性，据以担保融资的标的财产也就有了类型化区分的必要。

之所以将环境法典称为“绿典”，是希望为我们的路标涂上鲜明的底色，为每个行路人提供更高辨识度。面对可能前行、可能转折、可能返回的环境法典之路，希望既提供国外先行者的路线图，鼓励研究参照系、重走经典线，为可行或不可行之路插上绿色路标；也总结中国的经验，鼓励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开辟康庄大道设定绿色标识。——吕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