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对人是一个颇具神圣意蕴的字眼儿。正义的追求，同真理、自由一起，向来体现着人类伟大的思想精神。人们追求正义，就是追求崇高，实际说来，这是因为人把自己的存在看得很高贵，所以人便永远不会安分于现存的关系，总要去追求比现实存在更为高尚的某种存在关系。人的本性就是如此，说来是很奇特的，那是属于一种永在自我创生的自为本性，永在扬弃自我的超越本性。人作为人的那种本质，与物的性质根本不同，它可以说既存在于人的身上，又不在人的身上存在，既是业已实现了的东西，又属永未完成的性质，因而才需要人去不断地创生和追求，在永不停顿的发展中去完善自身。追求人性的完善，这就是正义真正的主题。然而，完善的人性对人又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存在。这不是说它是非现实的东西，人们就会生出更完善的理想追求来。正义，于是成为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完善自身的一种永恒需求，它仿佛是一座永在增高自己的山峰，不断吸引并推动着人们朝向更高处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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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革命史;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等.

尼采恣情，克尔凯郭尔羞涩；尼采崇生命 的强力，克尔凯郭尔惜生命的脆弱；尼采纵情审美的人生，克尔 凯郭尔纵身上帝的深渊；尼采对女人既惧又恨，克尔凯郭尔对女 人既羞又惜；尼采呼吁残忍，克尔凯郭尔赞颂牺牲；尼采的文体 恣肆，时有神智不清的夸张，克尔凯郭尔的文体沉郁，时有简朴 温情的反讽；尼采与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属非理性思想家，但非理 性的含义在两人那里绝然异质：前者厌苏格拉底，后者崇苏格拉 底，就是证明。概言之，尼采与克尔凯郭尔都看到“虚无”和 “主义”的来临，并力图抵抗之，却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心性编 织出截然不同的思想。无论如何，两人的思想构成的张力，对西 方现代思想的嬗变和现代性问题的突进，都是决定性的。 为什么汉语中国思想界偏爱尼采，而非克尔凯郭尔？这是否 反映出汉语思想的某种结构性气质？在汉语思想者家谱中，据说 可以找到与尼采同气质的人——庄周，但迄今还找不出一个与克 尔凯郭尔同气质的人。若果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就会滋补汉语 思想的体质。可以设想，当年王国维先生读的若是克尔凯郭尔， 其人间词话的写法就会不同。无论如何，克尔凯郭尔思想之在是 对每一当下属己的个体之生存脆弱的痛惜。汉语思想界只知尼采 而不知克尔凯郭尔，不仅对现代性思想结构的了解是残缺的，更 重要的是，对属己的生存在性的理解是贫乏的。在我看，与克尔 凯郭尔交往，更重要的是个体自我理解的更新。

描述20世纪中国文人的心态史，对我来说是件很痛苦的劳作，我曾经想绕开这些灵魂，歇息于平淡、宁静的时空里。然而终于未能如愿，我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独行者们纠缠上了。写作《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的时候，我·直在想：中国文人心灵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们的现代化为什么经历了一百余年的风风雨雨才开始起步？鲁迅式的忧患还会延续多久？下一个世纪的公民能否体味到我们这一代以及上几代人的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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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未来》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出路。书中介绍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简要历史，讨论了苏联经济的得失，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克服苏联型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病，并以其公有制的优势获得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社会平等。书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作了深入的论述，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我国理论工作者亦有可资借鉴的参考价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罗默在苏联、东欧剧变后依然为社会主义辩护，认为社会主义在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上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死亡：“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仅仅是加以现代化”。罗默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志是平　等主义；他同时提醒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着愈来愈艰难的贫困问题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他再次挑动奥斯卡·兰格和弗里德里奇·哈耶克于20实际30年代　后期开始进行的辩论，把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提高到当代正义和平等理论所凝结的成果的新水平。

在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应新华社约请编写了《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党的十四大以来大事记》。这个大事记集中反映了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按照十四大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推选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反映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

本书以生动的纪实手法，全方位、纵深度地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恐怖与反恐怖活动的历史场景，以及两者生死较量的全过程。

黄光国先生在《民粹亡台论》中，尖锐地点出了“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Popu1ism）”的区别，并直接揭露当前台湾民主化最严重的危机是没有“法治”相辅佐，以至于“民主”被庸俗化为抽象的人民声音。既然法治阙如，当然就形成当权者个人意志在哪里，民主也就跟在哪里的“反客为主”的形势。“民粹主义”的可怖，不在其“民主”，而在其台湾民众沦为了被操弄的工具。由此，黄光国先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李登辉的“民粹主义”种下了台湾危亡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