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歌行”诗体入手，以清代前期歌行创作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清代顺治至雍正时期歌行的源流、构成、创作特点与成就，对以往“大歌行观”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清代“诗史”观自觉的观点，突出了“史笔”与“诗史”创作的关系，从文体互渗角度切入，归纳总结了清代前期诗人从“诗史”到“心史”的创作转型，探讨了“心史”创作的文学史意义。本书借鉴了叙事学理论，着重分析了歌行叙事策略，展现此时期歌行创作“意象叙事”“比兴叙事”等特点，从文体角度探究了诗歌与小说、戏曲文体互相影响的趋向。本书对钱谦益、吴伟业、钱澄之、陈维崧等诗人的歌行创作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同时对“梅村体”的研究也有推进与细化。

本书以现代社区的核心理念“参与”为出发点，探讨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性、可行性，以促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推进基层社区治理。同时，通过不同层面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具体实践，总结了现实的、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对如何通过社会工作服务促进居民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社会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总结了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和实践模式。

本书结合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阐述了绿色可持续金融的缘起及其法律政策体系，分析研究了欧盟、卢森堡和我国香港地区实施绿色可持续金融的目标方向、路径举措等内容，检视了我国内地绿色可持续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法律政策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绿色可持续金融法律政策提出了完善构建的建议。本书成果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绿色可持续金融法律政策的基础理论，完善绿色可持续金融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实践。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今，中国正向世界展示出自己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最根本的自信是文化自信，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有文化、懂艺术。艺术素养的提升，对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品格修养、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准都起着重要作用；对领导干部而言，艺术素养的提升，对树立自身形象，对了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需求、辅助决策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书分为视觉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戏剧艺术四大类12个章节，对常见的艺术种类和艺术欣赏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重要方面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能够帮助读者提升艺术素养。本书不仅介绍了各种艺术流派的发展变化，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艺术发展中耳熟能详的作品，如《清明上河图》等。本书文字生动活泼，条理清晰，能够使读者在阅读中增长知识、提高审美、陶冶情操，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讲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第二辑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干部群众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的意见和体会；第二部分展示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领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做法和有益实践的调研报告；第三部分是本刊编辑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点任务安排独立或参与撰写的评论、言论、理论文章。

本书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关系，构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体系”与“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三维结构”双向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是优化农业产业体系与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位移。基层政府职能重心从第一产业到“第六产业”，优化农业产业体系。二是优化农业生产体系与基层政府职能方式转型。基层政府从传统式管理向网络化治理转型，优化农业生产体系。三是优化农业经营体系与基层政府职能关系重构。“政府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优化农业经营体系。最后提出，随着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推进，基层政府职能需要从传统单一治理向多维复合治理转型，以满足复杂多变的基层需求和适应乡村瞬息万变的发展步伐，实现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

本书在哲学方法论基础上，从实践根据与逻辑体系的角度，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个方面，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进行了理论阐释。守正为守正道，从理论逻辑来看，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科学范畴，意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理论的生命力又在于创新，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

《讲好新时代“大思政课”》第一辑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领导同志、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展示各领域的理论探索和生动实践；第二部分是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围绕宣传思想工作的主题主线和重点任务撰写的署名文章；第三部分是高校党委书记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动实践等主题撰写的署名文章；第四部分是反映中央企业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等，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有效促进改革发展的卓越成效。

根据沃马克（Brantly Womack）提出的非对称理论，非对称关系是一个描述国家间关系的二元简化结构，该结构由“强一弱”两个行为单元组成，强国虽然在国家军事规模、经济资源以及政治动员能力等要素上占压倒性优势，对于与弱国的关系方面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强国很难拥有彻底解决与弱国之间冲突的能力，无法单方面、一意孤行地决定双边关系的“每一个具体条款”。弱国虽然没有直接挑战强国的能力，但是拥有空间表达本国的偏好和立场，与强国形成“承认自主性换取遵从”的不对称关系模式。由于强国和弱国之间的结构性错误知觉、利益偏好和差异使得“承认自主性换取遵从”来之不易，不对称合作面临巨大困境，因此应对非对称关系进行恰当管理。本书研究了美墨边境非传统安全合作中的三个案例——跨界水资源治理、非法移民治理以及打击贩毒合作，系统考察了长期稳定的互信磋商机制、强国的自我约束和对弱国的援助、弱国国内改革意愿和对强国权力的建构以及第三方协调这四个条件在管理强弱国家间非对称关系中的作用，回答“非对称合作何以可能”这个命题。

美国和印度作为全球两大民主国家，双方的关系变化及未来走向，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对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亚太区域安全，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是大的发达国家，而印度是全球第二大人口国，其发展程度、贫富状况以及人口结构，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现实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度都是处于“印太”范围内的两个大国，对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有着大国责任的担当。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美印关系发生了转向，即由之前“不冷不热的平淡型”转向到“快速提升的发展型”。这是自2000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后，两国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美印两国关系的转向，不仅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而且还与两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安全战略环境的营造以及民主价值观的扩展有关。为探究美印关系转向的深层次原因，达到对美印关系发展的历史主线、变化背景、转向原因以及未来中印关系发展趋势的了解，文章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