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简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1923：1949年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专著。其中包括无线电传入中国和早期的广播电台、抗战前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上）、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下）、抗战胜利后的广播事业等内容。而且《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修订本）》的附录中收入了旧中国广播和解放区广播的有关文件、文章和资料，以供自学考试的同志阅读参考。

我们根据教学实践安排了教材的内容，同时注意了以下几点：一、扩大讲授范围，不仅讲各种类型的工具书，也介绍一定数量的原始文献。二、注意吸取最新成果，尽量收录80年代以来出版和重印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并适当介绍一些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出版物。三、把培养学生的情报意识和检索文献的能力放在首位，按章节配置了相当分量的思考题和练习题。全书分为文献编、工具编、检索编和附编四部分。文献编和工具编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这两编应以自学为主，检索编是教学重点，连同做习题，应作为本课程教学的主体。

双砚斋笔记作者邓廷桢（一七七五——一八四六），字嶰筠，江苏江寜人。嘉庆六年（一八○一）进士。曾在浙江、陕西、湖北等地任职。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擢安徽巡抚；治皖十年，同修水利，加筑堤闸，颇有政绩。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为两广总督。当时鸦片烟盛行，白银外流，邓廷桢严申禁令，捕拏烟犯，不许载烟外船进口，并整戗海防，破获项人解艇。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奉命至广东禁烟，邓廷桢与之同心栛力，把缴获的趸船积烟全部焚毁，并临以兵威，屡战皆捷。后因福建防务紧急，调任闽浙总督，购买洋炮，招募水勇，多次迎击入侵英军。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九月，与林则徐同革职，次年遣戌伊犁。两年后释还，寻授甘肃布政使，后擢陕西总督。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于官。史称邓廷桢“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缀。尤精于音韵之学，所着笔记、诗、词并行于世”。除本书之外，作者还着有又声迭韵谱、双砚斋词话等。双砚斋笔记六卷，书前冠以仁和谭献叙。谭氏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长于词章，尤精小学，有复堂类集。据书后邓氏之孙嘉纯的跋语所云，是书为谭献编次，并“附以陈卓大丈商榷之说，杂付钞胥者也”。卓人名立，于文字之学迹有专长。他和谭献所加的按语，对是书每有补充或订正，足资参考。正如谭叙所说，双砚斋笔记“首说六艺次小学，次羣书。其中又先声音后文字，而以说诗词者附焉。”该书以研讨经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为说，尤其重视声韵。邓氏认为，“说经者不求之于声而泥于形以诂义，鲜有不纡曲者矣”；“先儒解经，因声求义”，“凡义同者，其声必同，不在字形之别也”；“训诂不可不求之于声”。这些看法，在卷一至卷五的论辩中随时可见。卷六专论诗词，亦颇有新意。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教学所写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985年，《湖北高校图书馆》杂志社，将《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概论》编入“图书馆学自学丛书”之五、之六，内部出版。本书在编写工作中，广泛取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参考引用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论著中的观点与材料。杨建东同志对教材的整理给予了大力帮助，并根据大纲，编写了第六章。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碰到了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是研究的依据都是书面语，而现代汉语书面语却严重不纯，很不规范，夹杂着各种方言成分，古汉语成分，还有各种欧化语法成分。要从如此驳杂的对象中整理出条理来，的确是难上加难，而且即使整理出一些条理来，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拣起不少“例外”来加以非难。因此，长期以来我总想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对象来分析研究，最后选中了北京话。相对而言，北京话是比较单纯的，特别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北京话的口语形式，尽管不可能像化学元素那么纯，个人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和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相比，也可以说是相当“纯”了。这就是我着手研究北京话的起因。但是一旦开始研究北京话又接触到一系列新问题，牵涉到一些新的研究方法，慢慢就和最初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了。北京话作为一种地区方言有其特殊地位和特殊价值，因此对北京话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对北京话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另外，过去研究北京话的人不多，所以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遗憾的是，我虽然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但不是北京人，要研究北京话就得经常向地道的北京人请教，就得做一些调查，未免事倍功半，并且还免不了有失误。不过费点事也有好处，可以摸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可以避免过于主观。这次收入这本小书的是近年来写的一些论文，绝大多数没有正式发表过。这些论文也许对想了解北京话和有兴趣研究北京话的人还有一点参考价值，所以大胆付梓，以便抛砖引玉，并求正于读者和专家。

一、《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共收成语约五千三百条，其中包括了少量的常用熟语。二，《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按汉语拼音字母次序排列，成语中第一音节（即第一个汉字的注音）相同者，以声调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序。成语中第一音节相同且声调也相同者，按汉字笔画多少排列，笔画少者在前。

《说文解字义证（套装上下册）》由清代学者桂馥所著，是对汉代许慎的《论文解字》较为全面及正确的补充和义证是《论文解字》研究较为全面的参考工具书，《说文解字义证（套装上下册）》与《论文解文》合读定能使读者获益非浅。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

《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邱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举人，曾经在山西的鄉宁、徐沟、曲沃等地做过知县。 清代的“说文学”在乾嘉时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严可均撰《说文校议》、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妙义纷披，各有成就。但这三部书都是就《说文解字》本身的坎序，逐字注解考释，尚不能打破《说文》原来的坎序，“通其条贯”，直接分析《说文》的体例，探讨文字学本身的规律。虽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涉及“通例”，但非专书。王筠的《说文释例》就是一部发展了段玉裁“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的著作。全书共二十卷，分四十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书中不乏精义，这里举一条例子，以见一斑：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冉字之类）；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祇分其一义也（伀字不足兼公侯义）。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其种有三：一则古义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之类）；，一则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今用复而不用复）；一则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今用“因”不用“捆”）。这段精癖的论述，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窥见《说文释例》一书在古文字学中的学术价值。这次我们据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刻本影印，并将王筠后来所刻的《说文释例补正》附印在每卷之后。书后附笔书索引，以便读者。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