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简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述1923：1949年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专著。其中包括无线电传入中国和早期的广播电台、抗战前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上）、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下）、抗战胜利后的广播事业等内容。而且《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修订本）》的附录中收入了旧中国广播和解放区广播的有关文件、文章和资料，以供自学考试的同志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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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教学实践安排了教材的内容，同时注意了以下几点：一、扩大讲授范围，不仅讲各种类型的工具书，也介绍一定数量的原始文献。二、注意吸取最新成果，尽量收录80年代以来出版和重印的工具书和参考书，并适当介绍一些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出版物。三、把培养学生的情报意识和检索文献的能力放在首位，按章节配置了相当分量的思考题和练习题。全书分为文献编、工具编、检索编和附编四部分。文献编和工具编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础知识。这两编应以自学为主，检索编是教学重点，连同做习题，应作为本课程教学的主体。

据清咸丰二年连筠簃杨氏刻本影印。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

双砚斋笔记作者邓廷桢（一七七五——一八四六），字嶰筠，江苏江寜人。嘉庆六年（一八○一）进士。曾在浙江、陕西、湖北等地任职。道光六年（一八二六），擢安徽巡抚；治皖十年，同修水利，加筑堤闸，颇有政绩。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为两广总督。当时鸦片烟盛行，白银外流，邓廷桢严申禁令，捕拏烟犯，不许载烟外船进口，并整戗海防，破获项人解艇。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林则徐奉命至广东禁烟，邓廷桢与之同心栛力，把缴获的趸船积烟全部焚毁，并临以兵威，屡战皆捷。后因福建防务紧急，调任闽浙总督，购买洋炮，招募水勇，多次迎击入侵英军。道光二十年（一八四○）九月，与林则徐同革职，次年遣戌伊犁。两年后释还，寻授甘肃布政使，后擢陕西总督。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卒于官。史称邓廷桢“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缀。尤精于音韵之学，所着笔记、诗、词并行于世”。除本书之外，作者还着有又声迭韵谱、双砚斋词话等。双砚斋笔记六卷，书前冠以仁和谭献叙。谭氏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长于词章，尤精小学，有复堂类集。据书后邓氏之孙嘉纯的跋语所云，是书为谭献编次，并“附以陈卓大丈商榷之说，杂付钞胥者也”。卓人名立，于文字之学迹有专长。他和谭献所加的按语，对是书每有补充或订正，足资参考。正如谭叙所说，双砚斋笔记“首说六艺次小学，次羣书。其中又先声音后文字，而以说诗词者附焉。”该书以研讨经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为说，尤其重视声韵。邓氏认为，“说经者不求之于声而泥于形以诂义，鲜有不纡曲者矣”；“先儒解经，因声求义”，“凡义同者，其声必同，不在字形之别也”；“训诂不可不求之于声”。这些看法，在卷一至卷五的论辩中随时可见。卷六专论诗词，亦颇有新意。

本书是在作者多年教学所写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1985年，《湖北高校图书馆》杂志社，将《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概论》编入“图书馆学自学丛书”之五、之六，内部出版。本书在编写工作中，广泛取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参考引用了许多同行专家的论著中的观点与材料。杨建东同志对教材的整理给予了大力帮助，并根据大纲，编写了第六章。

《说文释例》二十卷，清王筠撰。王筠（一七八四一八五四），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邱人。道光元年（一八二○）举人，曾经在山西的鄉宁、徐沟、曲沃等地做过知县。 清代的“说文学”在乾嘉时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当时，严可均撰《说文校议》、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妙义纷披，各有成就。但这三部书都是就《说文解字》本身的坎序，逐字注解考释，尚不能打破《说文》原来的坎序，“通其条贯”，直接分析《说文》的体例，探讨文字学本身的规律。虽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涉及“通例”，但非专书。王筠的《说文释例》就是一部发展了段玉裁“通例”说，专门探讨《说文》体例和文字学规律的著作。全书共二十卷，分四十多种条例来探索《说文》的体例和文字学规律。书中不乏精义，这里举一条例子，以见一斑：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遞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冉字之类）；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祇分其一义也（伀字不足兼公侯义）。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其种有三：一则古义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哥字之类）；，一则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今用复而不用复）；一则既加偏旁而世仍不用，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今用“因”不用“捆”）。这段精癖的论述，是大家所熟悉的。我们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窥见《说文释例》一书在古文字学中的学术价值。这次我们据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刻本影印，并将王筠后来所刻的《说文释例补正》附印在每卷之后。书后附笔书索引，以便读者。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