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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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俄)尼·亚·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版权页责任者题:别尔加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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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吻神学(法)阿贝拉尔(Peter Abaelard)等著;(德)施皮茨莱编;李承言译“愿你的唇吻我”——这是原来为本书拟定的标题,是在成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个概括了本书的基本线索的标题。尽管如此,关于原书名的种种考虑仍应受到足够重视,因为它说明了基督教中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愿你的唇吻我”这不多的几个字有着丰富的内涵:渴望、情欲、温柔、爱,以及人可以用吻表达的一切。难道……仅此而已?它的意义仅仅局限于世俗的情感层面?这句话的语境本身就超出了此一层面。它出自《圣经》。《旧约》中的情歌集——希伯来文标题的字面直译是“歌中之歌”(路德译为《雅歌》)——开篇就是“愿他用他的嘴亲吻我”(歌1:2)。在这一首宗教诗歌中,一对年轻恋人以富有感染力的画面,歌颂着他们对那个完全的他者的向往。亲吻所能够表达的远远超过电视、电影和报纸经常展示的那些东西。在许多文化中,亲吻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问候方式。用吻迎接或送别客人。亲吻是爱慕和尊敬的表示。在家庭中,父母吻儿女,儿女吻父母,以此表示双方的亲密和真挚的爱。基督教祭仪中有许多表示亲吻的比拟和圣事含义的例子。一般而言,吻是超自然的爱的象征。洗礼和坚信礼中的亲吻表示接纳一个人人基督教会。感恩礼是以吻祭坛开始或结束的,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其中的含义首先是,祭坛是基督的象征,但也意味着,通过亲吻祭坛表达对安放在祭坛内的殉道者遗体的崇敬。直到今天,在诵读福音书后仍有亲吻福音书的习惯。最常见的是共祭(konzele-branten)神父与信徒在表示和平祝愿时互相亲吻。这是梵蒂冈第二公会议礼仪改革之后,在原有的礼仪规定中保留下来的一项。原有的规定载有大量关于以亲吻表示尊重和崇敬的条文,如吻圣杯、吻胸牌、吻圣衣等。东方教会礼仪将亲吻作为礼仪行为保留下来。共祭神父和教徒以亲吻圣像表示崇敬,这在西方的基督徒看来是颇为奇怪的。这一行为的寓意是,在祭仪过程中,天与地相遇,这一相遇同时包括人的一切感官——眼、耳、味觉和触觉。正如圣像本身在精神上被视为观察者借以“观看”圣者的神秘领域的窗口那样,亲吻也是人崇敬神灵的标志。亲吻的意义从来就超出了身体和世俗的范围。它最古老的含义是力量的传递和联合。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中,吻祭坛和吻神像的礼俗非常普遍。古埃及人吻主神的脚,古罗马人的吻被看成是隶属某一联盟的标志,而在伊斯兰教中,至今仍以吻克尔白的黑石Schwarzen Steinesderkaaba)为麦加朝觐活动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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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神学(叙)狄奥尼修斯(Dionysius)著;包利民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40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60年代已成32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19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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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天国的迷惘初晓编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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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濮文起 主编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民间习俗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是中国历史、中国民俗史以及中国民间基层社会组织等学科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近百年来,海内外不少学者发表过一些有关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论著,但全面论述的专著却屈指可数,至于这方面的专科辞典更是久告厥如。本辞典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本辞典涵盖了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的方方面面,资料详实,阐释全面、深刻,反映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水平。它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而且对推动这一领域及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必将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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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卓新平著本书为“当代基督宗教研究”丛书之一,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基督教思潮”最终成果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及中国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当代基督教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子课题之一。全书分为四章,共十六节;第一章为“世纪初的巨变”,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教神学发展上的巨变,如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崩溃与嬗变,欧陆神学危机意识的诞生,辩证神学的发展等;第二章为”战火中的催化”,论及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新教神学的发展演变,如基督教的“非宗教性解释”,“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新正统思潮的崛起,存在主义神学的发展等;第三章为“解构后的重建”,论及当代新教重建其神学体系的种种努力,如对历史意义的新探,对西方文化史的反思,对启示与历史之关系的重新解释,过程神学的创立,北欧新教神学的发展,以及“普世”和“对话”神学的涌现等;第四章为“时代末的沉思”,论及当代新教神学对其思想发展的反思、梳理及展望,对人格主义神学、神学人类学、希望神学、革命神学、黑人神学、女权神学、神学解释学、叙述神学、新福音派神学和后现代神学等都有独到论述。此书为国内迄今这一领域最为系统和详尽的探究。[前言]基督宗教的思想理论发展在20世纪进入了思潮风涌、观念多变的时代,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的复杂局面。这种多元性和多变性在当代西方新教神学的历程中得到了典型体现。因此,对20世纪以来西方新教神学思潮加以梳理和研究,我们可以感触到其时代脉搏的跳动。其探究对于弄清当代基督宗教的思想全貌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一书,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基督教思潮”。全书分为四个方面:其一题为“世纪初的巨变”,论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新教神学发展上的巨变,如自由主义神学思潮的崩溃与嬗变,欧陆神学中危机意识的诞生,辩证神学的发展等;其二题为“战火中的催化”,论及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新教神学的发展演变,如对基督宗教的“非宗教性解释”,“上帝之死”神学的出现,新正统思潮的崛起,存在主义神学的发展等;其三题为“解构后的重建”,论及在传统神学受到挑战或部分解体后当代新教重建其神学体系的种种努力,如对历史意义的新探讨,对西方文化史的反思,对启示与历史之关系的重新解释,过程神学的创立,北欧新教神学的发展,以及“普世”和“对话”神学的涌现等;其四题为“时代末的沉思”,论及当代新教神学对其思想发展的反思、梳理和展望,如对人格主义神学、神学人类学、希望神学、革命神学、黑人神学、女权神学、生态神学、神学解释学、叙述神学、新福音派神学、以及新教神学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回应等都有具体分析和论说。书中论及数百名西方新教神学家和思想家,其中有些思想流派或人物在国内乃首次探讨。此外,全书还加强了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教思潮的研究。当然,当代西方新教神学流派众多,理论著作浩如烟海,以一个人的精力和短暂时间很难穷尽。因此,这部篇幅有限的著作对之挂一漏万亦在所难免,尚待今后补充、完善。研究当代西方基督宗教思潮是笔者十多年来的夙愿。为此,笔者曾留心观察其发展动向,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并在80年代后期有过初步探讨。诚然,西方神学著述卷帙浩繁,其学者研究亦卓有成就,对这一领域故有毕个人一生皓首穷经亦不得而返之虑;但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对之展开既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分折、研究,以中国人的眼光加以保持一段距离式的观察、审视,则能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得到与欧美学者之信仰投入式研究迥然不同的收获。所以,笔者的观察研究更注重西方神学思潮更广远、更深入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意义,强调从当代世界之社会大氛围及其历史文化积淀中来剖析、解读其神学思想,弄清其底蕴及存在价值,并以这种研究来揭示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及其启迪或借鉴作用。本书研究工作得到海内外众多学术机构和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在笔者80年代留学德国、负笈从师期间,曾听过慕尼黑大学潘内伯格教授(Prof.W.Pannenberg)的系统神学课程,曾在杜宾根大学莫尔特曼教授(Prof.J.Moltmann)家中东方书房内与之促膝长谈,亦曾在法兰克福向女神学家瑟勒教授(Prof.D.Sol1le)提问请教。学成归国后,加拿大维真学院许志伟博士曾邀请笔者短期赴加研究讲学,为笔者了解新福音派神学发展提供了机会;德国沃尔芬比特尔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施密特-格林策尔教授(Prof.H.Schmidt—Glintzer)亦为此项研究邀请笔者短期赴德,以利用其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莫尔特曼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麦奎利教授(Prof.J.Macquarrie),加拿大维真学院许志伟博士、帕克教授(Prof.J.I.Packer)、格伦茨教授(Prof.S.J.Grenz),以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刘小枫博士和杨熙楠先生曾向笔者惠赠与本研究相关的学术著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本课题选为1990年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和德国罗滕堡区弥尔巴赫先生(PralatE.Muhlbacher)为本书出版提供了资助。此外,上海三联书店大力支持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倪为国先生还为本书的构架及内容提出了宝贵建议。以上这一切支持和帮助,笔者深为感动,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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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宗教文化11周菁,邱陵 著本丛书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丝绸之路学涉及的方方面面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丝路文化现象宏观地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其选题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则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丝绸之路的古今文化、地理经济、民族语言、宗教习俗及其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当今的改革开放大业紧密结合,摒弃糟粕,阐扬精华,激励进取。本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学术界各方面的研究员、教授,具有相当深的学术造诣。此外,一些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的著作也收入在内。本丛书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以博采广众的襟怀支持诸家学说的切磋;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对丝绸之路学的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一鸣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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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卓新平著全书分为四章,共十二节:第一章为“步入现代的曲折历程”,论及现代派神学的兴衰,新经院哲学的发展和神学革新的初探;第二章为“‘梵二’会议及天主教的转折”,系统阐述了“梵二”会议全貌、其革新精神及其对当代天主教神学发展走向的影响;第三章为“当代天主教思潮的多元发展”,论及向多元神学过渡的重要思潮、代表当代天主教神学发展的主流思想,以及神学新格局之形成;第四章为“走向第三个千年的天主教神学”,包括对“范式转变”、“全球伦理”、“处境化”和“多元”、“对话”等天主教神学新动因、新走向的捕捉和勾勒。全书还对天主教神学走向其第三个千年的可能途径和理论特点进行了探索和展望。此书作为对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理论之百年历程的系统论述,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中的不少空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亦具有开创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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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宗教·希望(美)特雷西著;冯川译基督教文化不仅是欧美思想文化的传统并迄今仍是基本结构要素,亦已成为汉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研究基督教的思想和社会之历史和现实,是汉语学术界的一项任务。本文库致力建设基督教文化研究的学术领域,主要评介欧美现代学术中基督教文化研究具有学术份量的典籍,亦刊行汉语学者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俾益于发展中的汉语人文:社会科学以至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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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任继愈著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Siddhartha),族姓为乔达摩(Gautama),中国古译为瞿昙,相传为净饭王太子,生于迦毗罗卫(Kapilavastu),该地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他一生传教活动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释迦牟尼(sakyamuni)是佛教徒对他的尊号。关于他的生卒年,根据文献史料的推断,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0一490之间,略早于中国孔子(孔子的生卒年为公元前551-479年)。佛教在印度开始传播时期,正是印度奴隶社会比较发达的时期。印度封建化的过程历时较长,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印度的封建经济才逐渐巩固下来。进入封建社会后,印度奴隶制残余曾延续了很长时期。早期佛教是为当时的印度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后期的佛教大乘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佛教开始传播手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以后南到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北到中亚细亚,随着中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的岁月,它在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中曾起过广泛影响。自从它传入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适应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来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的。不少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的佛教背离了印度佛教原旨,使印度佛教走了样。这种看法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看法是不太妥当的。思想意识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各种社会有它的成长和衰落的过程。印度佛教也有它生长和衰落的过程,总在不停顿地发展、变化着。印度的佛教,不但在一两千年间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拿释氏一生的宗教活动来说,据后人的研究,他早期传教和后期传教,其侧重点也不同。究竟什么是佛教的原样?释氏逝后约百年左右时间,佛教徒中间对教义教规的理解已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形成上座部、大众部两大部派,随后,这两部派又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十八部(或二十部)。接着又出现了佛教大乘教派。大乘教派中先有龙树、提婆倡导的中观学派,后来又有无著、世亲倡导的唯识学派。大乘自称得到释氏的“了义”,而小乘许多学派并不服输,与大乘并存,各立门户,都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在印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佛教样板。如果要把印度佛教的各种教派分化、兴衰变迁的道理讲清楚,就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教变迁的原因,而应当从印度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这属于另外的题目,不属于中国佛教史的范围。我们的任务是考察中国佛教的历史,揭示出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有助于加深认识东汉以后中国的古代封建文化,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哲学史、文学史以及整个历史。社会实践表明,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古人所信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只能表达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的主观愿望。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改变。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微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