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后典》原是基督教《圣经》的组成部分，中世纪以后，新教徒们将这部分作品排除在正典之外，称为后典。后典包括人物传记，宗教故事，智训，书信和祈祷词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然而形式又格外的生动活泼。且看女英雄尤迪，在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勇敢深入敌营，施展美人计，智取敌酋之首，从而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青年但以理，在法庭上挺身而出，伸张正义，终使无辜者幸免于难。所罗门等人的智训，实在是富有人情味的哲理诗，演说如何择偶，如何赴宴，以及在亲人去世时如何忍痛节哀……。波澜壮阔的马加比起义，更将往昔人间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读起来令人赏心悦目。比文学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提供了纪元前数世纪里犹太人的历史、生活、思想、礼拜和宗教习惯等极有价值的资料。循着这条途径，人们才有可能对于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下简称《中华藏》，1982年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支持下立项起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组成《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进行编辑。1994年编辑完成。全书由中华书局历经三年出版完成，计107册。集历代藏经之精华。《中华藏》采用的重编影印的形式，与排印本相比，忠实于底本的优势，起到反映刻本面貌、可供研究刻本状况之功；与单纯影印本相比，它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优势，把历代主要藏经行文差异汇校在一起，是读者得持一本览全局之效。也就是说，《中华藏》汇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积十数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数码本这一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序列中，位于近现代印刷本的最高端，从而在汉文大藏经发展史上，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汉译佛教典籍，绝大部分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唐朝期译出的。从两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僧人及佛教信奉者下不少著作，有经序、注疏、论文、工具书、史料编辑，有一些假托译出的佛经，正统佛教徒称为“伪经”。这些大量的中土著述，丰富和发展了佛教传统的“三藏”（经、律、论）的内容，使大藏经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百科全书。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100册）》是由任继愈先生主持，历时十几年整理完成的汉传大藏经的集成。它在广泛调查现存各种大藏经版本的基础上，选定山西《赵城金藏》为底本予以影印，与另外8种不同时代的大藏经逐字逐句进行对勘，写出校勘记，一编在手，等于同时拥有9种大藏经，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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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转世不仅蕴涵了玄奥庞杂、神秘离奇的宗教内容，也布满了尔虞我诈、急功近利的世俗生活的阴影。对藏民族来说，活佛意味着一种生活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在历代政治家们的眼里，活佛则是一种权利、地位的象征，它在传统社会中具有牵发动身的威慑力。本文挖掘详实可靠的藏文资料，运用国内外丰富的研究成果，从宗教和社会两个方面充分揭示了活佛转世起源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机制，及其在藏族宗教和世俗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作为活佛转世之源的噶玛巴活佛系统的历史和活佛转世过程中的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仪式、制度、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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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 是陈隋之际杰出的高僧，也是中国哲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哲学家，颖川（今河南许昌）人。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为依据，通过智顗 时代的佛学背景、他的生平和著述以及构成他止观学说体系主要内容的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念三千、性具实相、性具善恶等哲学命题的阐述和辨析，对智顗 的政治态度、佛学渊源、哲学性质和特色，以及判教原则等问题，发表了作者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力图客观、公正地对智顗 及其天台学说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系统的评价。

描述佛教的宇宙和世界，试图将它的轮廓勾画得比较完整和清晰，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因此，我认为不妨将它当作一件艺术品，以一个观赏者的态度，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不取不舍、不即不离，这样或许能比较全面而正确地反映出它的真实面貌和文化价值。这只是一个尝试，阅者尽可不以为然。

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的《圣经》，是一部流传千百年、影响着亿万人的世界性著作。它曾被译成一千几百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是世界上译成语言最多，销路最广的一本书。作为基督教圣典的《圣经》，在西方世界的文明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它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文化生活都有着学刻的影响，尤其对世界文学的发展更有其深远意义。对于东方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要想了解西方世界的文明，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哲学、经济和法律，以及文学、音乐、雕塑和绘画等，首先就要先了解《圣经》。作为人类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的《圣经》，给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也给中国人了解、研究西方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为了更好地让广大读者了解世界文化的经典著作《圣经》，我们编写了这本《圣经故事》，它是在《圣经》原著的基础上将有意义的事件、人物、典故提炼出来，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便于读者读懂和掌握《圣经》的精髓，可谓是为广大读者了解西方文化而做的一点点贡献吧。

孔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从宗教到哲学的过渡体系，后世儒家虽然人文主义色彩很重，但是也没有完全割断与天的联系。从西周的天命神学延续下来的天人关系问题始终是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因此佛道二教尽管各有其独特的成仙成佛的宗教修行的方法、步骤和途径等问题，在哲理思辨上却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强有力的支配。天人之学凝聚着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汉晋之际佛教传人中国后，立即开始比拟黄老，附会玄学，逐渐乖远了产生在印度土壤上原始佛教的冥想和出世的特点，将沟通天与人，主与客，自然、社会与主体精神作为探讨的重点问题之一。对后世影响最大，可称为纯粹的中国佛教的禅宗，提出显示其理论特色的“平常心是道”、“吾心即佛”等说法，流露出天人之学思辨逻辑的明显痕迹。所谓佛学的中国化，其实质性的含义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之学对佛学的改造，同时也是佛学对这种天人之学的丰富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