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十五章，按其内容可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十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洛克反对奥克斯丁所提出的罪恶的可继承性，认为众人犯罪是因为违背了严格的“立功之法”，故而需要遵守“信主之法”，才能得救。而这个“信主之法”或者说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定则，就是信耶稣为弥塞亚，外加忏悔和遵从耶稣的教训。后五章为第二部分，论述了这个基本定则的合理性之所在，进一步阐发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到的理性与启示的关系。 基督教的合理性问题并不是洛克之首创，而是17世纪末引起普遍关注的宗教问题。洛克按照新教的传统，大量引用圣经来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力图对基督教的教义原则进行合理化解释，构成了宗教理性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书和人一样，是要讲缘分的。一本好书，一本深入浅出、精简而全面的佛教通论……作者是一位出色的老师，秉承藏传佛教里最优良的传承和教育，享誉世界，他以自己浅白的文字和编选角度，将佛教扼要地作出说明，使读者很快地进入状况，对佛教的义理、历史和种传承有一个精确的综观。本书深入浅出、精简而全面的佛教通论，既适合初学者，也能使资深的佛教学者感到惊心动魄、充满挑战，非佛教徒的读者，看了也可以激荡脑力。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巨大撞击下，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已不能照旧演绎下去，作为其依附物的儒学，也随之失却它往日神圣性、权威性的光环。在此民族危急存亡、儒学的精神正统地位与作用渐趋衰落之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正以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与普渡众生的救世情怀，契合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与当时的社会批判思潮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感产生了强烈的谐振与共鸣；又以其严密逻辑的思辨性，在儒学衰微、西学来源浅觳的学问饥荒环境中，满足了思想界对于理论思维的渴求。正是在这一社会文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近代佛教赢获了时代的青睐，呈现出复兴的势头。作为近代佛教复兴大潮的一朵醒目浪花，章太炎佛学思想既具有应用佛学形态以佛教介入社会变革、以佛法观照世法的典型经世品格，又以高度的理性自觉，通过汲取、改造法相唯识学的思想资料，建构起名理与人事兼顾的庞杂的哲学思想……

本书从通俗的角度，系统介绍了西藏佛教密宗中关于生死的理论。人从何而来，死后又将见到怎样一个世界？人类一直在努力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本书借助唐卡艺术的神奇魅力，直观清晰地展示出西藏佛教密宗的独特观点——人死后进入中阴状态，并再次投入六道轮回永不停息的运转过程，同时更以详实深刻的笔触，揭示地狱具象及它对世俗众生产生的深远影响。书中选用100余幅绘制精美、殊为珍贵的唐卡、西藏寺院著名壁画以及其他宗教艺术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行文风格，简洁精当的解说文字，揭示西藏佛教中最具神秘的轮回与生死之说。

巫蛊，是湘西地区民族传统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神秘文化事象之一，根植于民族信仰之中，影响深远而广泛。至今在湘西民间的很多僻远村落，仍存在着大量有关巫蛊的历史“活化石”：那些被认为中蛊而死的树，因放蛊而不能饮用的水源，因有益而不能踏至的地界、必须绕过的房屋，还有那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百姓中的各种克蛊、防蛊的手诀、符、咒语，也仍有不少人被认为死于巫蛊邪术，而“蛊婆”依然是人见人怕、人见人恨的诅咒对象。本书以实地调查材料为依据，真实呈现湘西社会历史与现阶段巫蛊之情况，找寻巫蛊产生和传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根源，指出巫蛊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应作社会关系调整的平衡木。本书所为，在于引起学者和社会中人对巫蛊现象的关注，并引发严肃的追问和广泛的人文反思。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历史上，有着三个开放的时期，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佛教文化，其次是隋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接受西方和中亚文明，再次是明清时期的基督教人华。虽然还有许多的不那么集中的文化传播时期，对这些传播时期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和质疑，但是，只要举目望去，屈指数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是那样地渗透骨髓、彻人心睥。以致于我们几乎很难避开外来的佛教文化，提炼出真正纯粹的“国粹”来。佛教东传，并不只是一个宗教事件。乘着佛教大船而来的，是同样优秀的印度、希腊、波斯和中亚文化。雕塑、绘画、音乐、美术，物产、珍宝、工艺、科技，思想、逻辑、性格、，风气，形形色色，五方杂俎，都借助着这只航船渡过瀚海，来到中土。眼界、知性、文藻、胸襟，都为之一变。不能不说，佛教文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佛教大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印度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有的地方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有的仍处于部落联盟时期。社会内部产生了等级——种姓制度：首先是婆罗门，享有“吠陀”经典的传授、解释权和主持祭祀的特权；其次有刹帝利，属于军事贵族；吠舍为第三等级，从事农、牧业生产者和商人；最后是受剥削的首陀罗。统冶者“庸俗的贪婪，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于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以及捐税、高利贷、敲诈勒索等……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各国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刹帝利种姓的军政权力急剧增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吠舍种姓的经济实力日益雄厚。旧观念受到广大人们的反对，思想界活跃，各种哲理、邪说莫衷一是。面对统治者的腐败、社会混乱和贫困者痛苦的局面，有些人企图退出社会生活，出家作了“沙门”。他们住在野外，“穿树皮，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结婚，不生子，行苦行，枯坐终日不动”。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他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出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净饭王家。姓乔达孽，名悉达多；释迦是其部落的名字，牟尼是圣人的意思。出生后，其母亲就去世，由姨母养育成长。按照刹帝利的习惯，8岁起学习字书、吠陀、武艺，“六十四种书样样精通”，受过最好的教育。17岁时娶了美丽的妻子耶输陀罗，据说还生有一子。他自幼爱沉思，思考社会和人生问题，深感世间人事变化“无常”，一心想摆脱人生的苦恼，于29岁时，毅然放弃丰厚的财宝和优越物质生活，在一个夜晚逃出家门，削发剃须，作了“沙门”。他先到跋迦婆仙人苦修林进行苦修，又找到阿罗陀伽兰处过梵行生活，再跟随另一名沙门学坐禅修持。虽然经过6年的苦修，身体瘦弱如老朽，但仍没有摆脱“无常”苦境，达到解脱的境界。于是又振作起来，到尼弹连河洗了澡，重新进食，在一棵菩提树下禅定，审谛思惟了七天七日夜。他想到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用“轮回”思想解释其根源，提出了“十二因缘”、“八正道”和“四谛”等一整套佛学的基本思想，达到大觉大悟的境界。35岁时，终于修成了圣人——“佛陀”。从此，释迦牟尼四处布道，足迹遍布北印度和中印度。他组织僧团，交结国王，联络商人富豪，建立了许多僧院，并制定一整套组织憎团的制度；竭力反对“婆罗门第一”，主张“四姓平等”，对众生仁慈温和，提出释迦弟子不讲种姓高低，只按长幼分序……。弘扬他的佛学思想，推广他的理想，直到80岁逝世。释迦牟尼的思想赢得上升的“第三等级”支持，在印度迅速得到了发展。印度是一个重视哲理、富于想象力的文明古国。随着佛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僧徒的增多，关于释迦牟尼富有魅力的经历，在信徒中传播得越益神奇，释迦牟尼从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变成了宗教的偶像，变成了神。佛教的理论日益繁琐，持戒严格的佛教派别已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带有自由色彩，更多神话要素的内容使释迦牟尼的思想更加宗教化。在一个神话传说众多，重视巫术的社会里，这种神化是必然的。释迦牟尼的被神化，为佛教艺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蓝本。伴随着佛教的产生，用形象和比喻的的方法宣扬佛教教理的佛教艺术也随之初现。佛教艺术在印度固有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起初是在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王阿育王时期（公元前268一前232年）在摩崖和石柱上刻制敕文，被称为阿育王石柱，石柱上端雕刻着华丽的柱头。在阿育王法敕石刻中还有建立佛塔的记载。塔是古代印度人的坟墓，上面用土垒高，有的外面还包砌石块，塔下埋着死者的遗骨，塔上布满了精美的雕刻，是祭祀的对象。同时，在山地又开凿石窟，修建寺院，雕刻造像，彩绘壁画。早期的雕像，大部分为浮雕，立体感不很强。人物多为正面直立像，造型显得臃肿，面部表情僵硬呆板，缺乏生气。尽管对其装饰，如头巾、佩戴的珠宝饰品等都怍了精心的刻划，但却不能掩饰那些刻板的造型。而雕刻出的动物则比较细腻，形象较逼真。这些特点正是印度古风艺术质朴风格的体现。在紧接着的巽加王朝（公元前187一前72年）和萨特瓦哈那王朝（公元前30年一公元3世纪，百乘王朝）时期，阿育王发端的佛教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无论是著名的巴尔胡特和山奇大塔，或是巴雅和阿旃陀石窟，都是建筑庄严宏伟，雕刻生动精美。这个时期的佛塔和石窟雕刻中，佛教艺术表现的题材，如本生故事、佛传图、保护神、装饰纹样和供养人等内容都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崇拜的主要对象——佛的形象却没有出现，而是以菩提树、法轮、伞盖和足迹等替代。后来的贵霜王朝刨造了佛的形象，在恒河中游，今新德里西南，发展成为“马图拉艺术”。公元4世纪（公元319—540年）兴起的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笈多艺术”，是印度佛教美术发展史上的高峰。所有这些艺术至今仍是印度史上的辉煌及其艺术珍宝。阿育王时期佛教的又一发展是向印度四周传播。最早传到印度南面的斯里兰卡。这里修筑的大塔周围增加了成排的石柱，装饰着美丽的柱头；后来，又产生了著名的狮子岩锡克利亚壁画。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犍陀罗地区。这里是古代沟通亚欧陆路交通的十字路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早期，曾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占领，建立了一些希腊化的城市；后又统一于印度孔雀王朝。佛教传人这里时，当地的许多希腊人皈依佛教，建塔，修寺，供养舍利，……。公元l世纪中叶，原居住于中国的月氏人在此建立贵霜王国，其三世王迦腻色迦效法阿育王尊信佛教，在境内推行佛法，举行结集，一时大乘佛教兴盛，建塔修寺，雕琢石刻佛教艺术之风盛行。贵霜王国的人们刨造了佛教艺术史上久负盛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的另一功绩是创造了佛的形象。贵霜王朝时期的佛教以大乘为主；又继承了孔雀王朝活跃的文化艺术，并发扬光大，使其更加丰富多彩。“由于这里受希腊罗马的自由思想的影响，希腊罗马早有制作各种神像的传统，在这里，东方的宗教和西方的雕塑艺术很久以来已经融合很深”。因而，佛的形象首先在犍陀罗地区出现。对佛的偶像的崇拜逐渐替代了塔，发展成礼拜的主要对象。佛形像的产生，表明佛教艺术的主要题材已经完成。这时与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佛教及其艺术沿着丝绸之路向北、西、东面弘扬，在中亚除上述地区外，在西至阿姆河以南，北到锡尔河流域，包括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部得到当地统治者的尊信和推崇。佛教在这一带如火如荼地兴盛了起来，他们用白膏泥等塑制佛像和建筑的装饰，……。这些地区的人民、学者、艺术家们在自己原有思想、宗教、文化、艺术、生活习俗和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对这些外来的东西学习、理解、审时度势，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阿姆河派美术”。佛教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我国，随之佛教艺术也兴盛了起来。首先出现在新疆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用土夯筑和土块垒砌了佛塔；修建了“木骨泥墙”的“回”字形殿堂；并使在印度出现的中心柱窟得到发展，形成具有当地特点的“龟兹式”形制；用泥和石膏等塑造佛和菩萨像，发展了泥塑艺术；将我国中原绘画中的线条与印度的凹凸晕染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西域画派”中的“于闽艺术”、“龟兹艺术”和“高昌艺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中原地区，又和我国固有的中国画艺术相结合，出现了中原风格的佛教艺术，如重视线条的运用和敷彩的敦煌艺术相浑厚纯朴的云岗石窟艺术等。同样，中原各地的佛教艺术也表现出本地区的特色，在统一中放射出异彩。佛教继而传播到朝鲜、日本等远东和东南亚地区，也相继出现了繁荣昌盛、独具特色的局面。在这些地区至今仍有许多虔诚的信仰者。佛教艺术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包括有建筑——塔、寺等载体；表现内容的雕塑、绘画和一些装饰图案，此外，还有法器、供养器等造型艺术品。如前所述，佛教及其艺术产生于印度，随着佛教的向外传播，佛教艺术也在亚洲各地蓬勃地发展了起来，他们结合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在本民族固有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吸收印度及其在传播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再形成有着各自的发展过程和特点的佛教艺术。这就使得佛教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成为异彩纷呈，仪态万千，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一种艺术。这些创造有的甚至还发展成了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同时，也体现出了各自文化艺术的水平。因而，探索佛教艺术的这些发展、变化对中亚和我国，尤其是新疆历史、宗教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这些佛教建筑和艺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闪烁着耀目的光辉，把古代东方各民族的风采展现了出来，其内涵和意义是很深刻的。本书仅就印度及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艺术进行些简要的介绍。早在两千年以前，佛教僧倡们艰辛跋涉，把佛教思想、教理洒播在沿丝绸之路沿途各地，随之，佛教艺术——建筑、雕塑、绘画等也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雄伟的塔寺、庄严的佛像、绚丽多彩的壁画，这些精美的艺术品，象一颗颗珍珠，被丝绸之路一一串联起来，成为全人类不朽的文化艺术遗产。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路，也是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之道，而且是一条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和促进各自传统文化发展的文化之路。我们通过这些佛教艺术，可以了解和认识丝绸之路沿线佛教建筑、艺术及其与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这些全人类不朽的文化艺术遗产正侍我们积极地去探索、研究、开发、利用，再用来为人类服务

《因明学概略》是陈望道先生1928年在复旦大学的讲稿，是我国首部以白话文写作的因明通论，于1931年由世界书局印行，广受读者欢迎。该书初版时名为《因明学》，20世纪70年代曾有出版社拟重印，作者即作了若干修订，并改书名为《因明学概略》，后因故未出。此次再版，即以作家家属提供的修订稿为底本，删去了原书序。因竖排改横排，原“如左图”等言，今改“左”为“下”。《因明述要》是石村先生的代表作，曾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介绍因明基础知识的著作，对80年代因明研究的再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次即据1981年版重新排印。

1180年，画工张胜温奉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之命，绘成《大理国梵像卷》。此画经历宋、元、明、清五百余年，至清乾隆年间进入皇帝内府。笃信佛教的乾隆皇帝对《大理国梵像卷》极为爱惜，命当时宫廷画家丁观鹏，在“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国师指导下重新整理和临摹，对《大理国梵像卷》进行勘误，将神像及人物的名位和序列重新排列。这项集佛学、艺术、历史及民俗研究的重大工程，历时数载，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完成，题为《法界源流图》。.《法界源流图》对佛教的显宗、禅宗和密宗都有彰显，保留了《大理国梵像卷》的时代特色。画卷中的佛像，既保留西土天竺特征，也具强烈的中国意味，是中国佛教文化极为重要的资料，被称为是研究佛教图像学的“百科全书”。..《法界源流图》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瑰宝，在中国美术史上与明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齐名。...

堪舆是风水的学名，堪舆术即风水术。风水是中国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也是一种流传广泛的民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有关人与环境关系的哲学。本书首先从堪舆的源头开始探讨了堪舆与环境科学的关系，从堪舆的精髓、伦理、方法和原则等角度剖析了“龙与穴”、“宅与水”、“阳宅”等风水学的主要内容。作者还结合堪舆形胜、堪舆人物、堪舆文献等实例史料作纵的连贯、横的分析，揭示其迷信的成分，认识其科学的一右，使读者正确了解堪舆术的本质，并介绍了当代国内外堪舆学的研究情况。

我们作为在社会上挣扎和奋斗，在家居中纠缠和消磨的“凡夫俗子”，怎样运用佛法得到解脱、自由和自在呢？根据佛陀的指示只有三条：一是把别人搞定——不该干的事坚决不干，该干的事一定要干得明白，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为人处世，让众人满意和赞许，这就是释迎牟尼所说的“戒”；二是把自己搞定——在一切顺逆境界中保持自己的清净心，不为人事环境所干扰和污染，守护住真我，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定”；三是运用自己智力，借助别人智力，实现人生目标，成就一番事业，这就是释迎牟尼所说的“慧”。“戒、定、慧”就是佛陀给我们开出的三味灵丹妙药，如能诚心服用，必得解脱、自由和自在！作者在本书中所解析的佛陀54种解脱智识，都可分归在“戒、定、慧”的三大门径之中，是“戒、定、慧”的分解和运用，是解脱方法和境界的具体演示。仔细品读必得其中精要和妙趣，按照其中的精神和要领练心和处世，无疑会使你找到获得解脱和自由的具体门路，并在这门路中获得精神的自在和人生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