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印，手指所结之印契。印，梵语和巴利语都音译为母陀罗，乃记号之意，又作印契、印相、密印等，为佛教仪轨规范之表记。密教用来标示曼荼罗海会中佛、菩萨、天部等诸尊各自内证三昧及本誓之外相。亦指修行者为相应于诸尊之本誓，以成就三密涉入之境地所结之手印。此外，曼茶罗中诸尊所执之器物，亦称相印。印，信之义，即印可决定、决定不改、标识之义。显密二教都有，显教多用为印章、捺印、印可之义；密教则多指标识之义，象征诸尊内证本誓之功德。密教所说之印，以广义而言，大曼茶罗、三昧耶曼荼罗、法曼茶罗、羯磨曼茶罗等四曼茶罗皆称为印；此盖因四曼茶罗皆为法界标识之故。狭义言之，则仅指四曼茶罗中之三昧耶曼茶罗，三密中之身密，诸尊中之三昧耶身。而于一般密教典籍中，印契或印相一词多为狭义用法。凡夫众生之烦恼未断，若身持本尊之密印，口、意二密亦与本尊相应，则由三密相应加持之力，而与本尊相互涉人，得成就悉地。故印之意义，于密教而言，即指身、口、意三密中之身密。

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是相关宗教与思想文化多元汇聚及交融的结果。人们通常将基督教视为“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这反映出古代犹太教传统和希腊思想在基督教早期构建上的重要地位。基督教诞生于古代犹太教社会环境和希腊文化氛围之中，它对犹太教传统和希腊思想既有吸纳、继承，又有扬弃、革新。因此，要弄清楚基督教的本真和原初面貌，回溯到其源头探幽析微就显得极为重要。

宝庆寺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是以宁波宝庆寺的名义出版的一套丛书，旨在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佛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它具有全球的、世界的眼光，能在现代化的冲击中表现出自身的适应力、竞争力。本书共结集论文20篇，其时间跨度自上世纪6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是笔者几十年来探索、研究佛学的部成果，希望在了解、认识佛教及其思想方面，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性的见解。全书内容大约可分为人物、宗教、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佛教的特点四个方面。还收入了有关华严、净土和禅三个佛教宗派的论文共六篇这本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笔者多年来从事佛教研究的兴趣与重点、态度与方法；也反映了笔者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的变迁、研究的深化、学术的积累、体悟的增长，而对佛教的看法所发生的某些变化

本书内容包括：道源；斋心；道术 筑基；仙术一 炼精化炁；仙术二 炼炁化神；仙术三 炼神还虚；仙术四 炼虚合道；内丹方术等。

从文化社会学意义说，所谓文化潜移，是指由于持续而广泛的接触、交流、碰撞、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及基组织行为的多元变更。更进一步地说，在文化潜移过程中，同亲存在着宗教类型的“文化潜移”现象，或不恰当地称为之“宗教文化潜移”。“宗教文化潜移”是宗教形态因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而呈现出的多维度进程。在“宗教文化潜移”过程中，宗教制度、宗教观念、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角色等方面的社会化程序得以加深，并与宗教自身的神圣化信仰诉求之间形成若陷若现的内在张力。本书内容包括：“政教并进”中的民国浙江佛教、民国浙江佛教教育概述、台净兼弘：谛闲中兴天台教观及其弘化取向、禅教归净：慧明与圆瑛禅宗修学及其弘法转型、普世念佛：印光净土修持及其弘法特色、佛法救世：太虚及其新佛教运动在浙江、信仰与僧范：弘一净律行的弘法特色、显密交涉：密教弘传浙江及其效应、民国浙江居士佛教及其修学效应、民国浙江佛教简要年表等。

在现代学理与社会的处境中，基督教神学所面对的是一场多元化的危机。这主要见于内在的多元化（神学分科之间的区分）与外在的多元化（神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神学研究遇到了一场定位危机的袭扰。由于通向构成神学事业的惟一性和整全性的道路受到阻挠，神学的对象领域和任务领域被分裂和瓦解为个别事物的一个混乱聚合体。<

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不断超越的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关键在于有一大批能竭诚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有本事、靠得住”的领导人才以及多方面的人才。书中用十章的篇幅，分别从宗教的本质，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和宗教政策，以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特别阅读此书，对宗教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21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不断超越的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关键在于有一大批能竭诚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有本事、靠得住”的领导人才以及多方面的人才。书中用十章的篇幅，分别从宗教的本质，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和宗教政策，以及宗教的产生和发展，特别阅读此书，对宗教问题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这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TOP作者简介 米寿江，江苏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回族，1951年11月生于南京，原籍山东济南。硕士生导师，江苏省行政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回族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理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UNESCO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当代视角下的宗教》、《伊斯兰教简明辞典》、《中国伊斯兰教简史》、《宗教通史简编》、《宗教经籍简编》等十余部，发表有关伊斯兰教研究的论文五十余篇。TOP目录 总前言序第一章宗教的本质 第二章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第三章宗教与社会第四章基督教第五章伊斯兰教第六章佛教第七章道教第八章其他宗教第九章社会主义宗教与宗教政策第十章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主要参考书目 TOP书摘书摘宗教来源于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和依赖，并且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崇拜。虽然宗教并不能带给人类关于自然的科学认识，但是宗教的出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是人类文明的表现，代表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因为宗教的出现是以人类开始试图正确认识自身与自然界的复杂关系为前提的。当人类还意识不到自身与周围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区别和联系、意识不到自然物和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价值时，人类还不会产生宗教观念。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然对自我的压迫，同时又轻视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时才会产生宗教信仰。宗教存在的历史是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宗教神学家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的本性需求，提出了“宗教永恒论”，但宗教永恒的说法与宗教本身一样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宗教的消亡同它的产生一样，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首先，宗教是社会的伴生物，它的变迁随社会的变迁而进行。从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再到新兴宗教，实际都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反映，宗教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发展进程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它自身并无能力决定自己存在与否。宗教的从属性地位决定了当它赖以生存的条件消失的时候，它的消亡也就成了必然。其次，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助于消除产生宗教的认识根源。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究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科学，人们完全有能力对整个宇宙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对社会事物起源发展的动力作出正确的判定，无需再拿一种臆想的虚幻力量对世界作解释。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性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完善、圆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理性、情感和意志三重心理建构不断协调、平衡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人们借助宗教的认识需求将渐渐消解，从而宗教就渐渐失却其主体性的认识内因。第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消除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推动着一切社会事物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规律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在现实社会中，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仍然只是一种社会理想，但这并不能改变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必将给人类带来自我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普遍和谐。随着社会和谐与自我发展的普遍实现，宗教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就将逐步走向消亡。所谓直接性影响，是指宗教的功能直接作用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具体方面，引起投资和需求方面的变化，从而直接改变整体或局部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宗教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一般表现为行业性影响，其实质是由于特定宗教教义的信条或道德规范引发的对社会经济中某一领域的需求的刺激或抑制，从而促进或制约某一行业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的人类生活尤其是在那些宗教倾向比较明显的国家里非常突出。比如印度教禁食牛肉，这必然会制约印度的养牛农业以及与之相关的食品加工工业的发展；许多宗教反对饮酒，遵守这种教规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如中国这样庞大的酿酒制造业；而宗教礼仪需要大量的各类物质产品也会刺激相应行业的生产、增加社会就业机会。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也是一种自然影响，它和宗教对经济的依赖一样，是宗教与经济关系的两面。但是，宗教对经济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一种体制内影响，即使它在特殊社会条件下能催生新经济制度的产生，但它毕竟不能决定新经济制度的产生。所以它对经济的影响在人类经济生活中不可能成为决定性影响。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的同时必然受到人类社会其他上层建筑形式和社会意识的影响，也必然会对其他上层建筑形式和社会意识产生反作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就是如此。作为社会意识的两种不同形式，宗教与文化并不能完全区分。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不同，宗教与文化在意识领域内的外延既有一致又有不一致，这就决定了宗教与文化的内容既有重叠部分，又有相异部分。宗教的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对社会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就连宗教本身也已成为人类文化现象和文化构成的重要内容。甚至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宗教会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占据统治地位。因此，“相互依托”是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特点。首先，宗教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依托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任何一种宗教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条件当然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文化背景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特定的宗教必然产生于相应的文化背景，受到相应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宗教的“种子”，那么，文化就是宗教的“土壤”，正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造就了宗教产生的“土质”不一，才决定了宗教的类型性特点，形成了各具自身文化特点的宗教多样性现象。从世界宗教发展史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有了思维与语言能力后，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的及精神的产物。早期的图腾崇拜是一种体现氏族社会群体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也是一种最早的宗教形式。因此宗教的存在必须以文化为依托。在人类发展史上，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恒河谷地和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文化的发展相对先进于当时世界的其他地区，而原始宗教的起源恰恰也在于这些文明之中，有关宗教体制、思想和习俗的最早的文字记载都出自公元前3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这并不是巧合，恰恰是宗教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文化为底蕴的明证。而宗教在其向异域的传播过程中也是不断调整自己的一些组织制度、活动方式甚至一部分教义、教规，以使宗教更好地去适应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文化内容，求得更大的生存余地和发展空间。尤其是一些新兴的宗教派别，对宗教以文化为依托认识得更清楚，甚至提出了“世俗化”的方向，这实际上是让宗教更大程度地依托世俗文化、与世俗文化社会结合得更加紧密。因此，特定的宗教肯定与特定的文化相联系。罗马文化以粗犷勇武的作风、完备严密的法律以及早期的严肃朴素和后期的奢靡放纵闻名，这种文化上体现出的“凝重之力”的个性和功利主义特点反映到罗马人的宗教生活中，使罗马宗教始终未能超脱浅薄而冷漠的实用主义窠臼。同样，在古希腊时代，神话在希腊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美的事物的热爱是希腊神话的灵魂。黑格尔曾把希腊人比作一个具有美神的风采、呼吸着自然芬芳的气息的美少年，认为在他的灵魂里充溢着的是“优美情操的、富有灵性的、具有为心灵和美梦的一切魅力所装饰起来的爱”。正是这种神话文化造就了古希腊宗教艺术化而非神学化、形象化而非概念化、人的感性特征的理想化而非人的理想特征的抽象化的特点。同时，由于神话时代的古希腊人从朴素的宇宙观出发，他们对肉体的重视更甚于对精神的关怀，对现实主义生活的关注更甚于对彼岸世界的向往，具有一副强壮的体格是古希腊人心中的光荣。这种文化反映到古希腊的宗教中，从而产生了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诸神的形象，使希腊宗教的自然崇拜特点非常突出。而基督教在形成《新约》的过程中也明显受到了古希腊、古罗马哲学思想的影响。同样的情形在佛教、伊斯兰教的教义特点中也能找到。为什么佛教产生于印度？为什么伊斯兰教至今与阿拉伯文化难解难分？文化的根源是宗教的源泉之一。其次，宗教的教义和思想影响了世界各种文化类型的发展。文化依托宗教进行传播。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世界没有哪一国的文化、没有哪个民族的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化类型可以声称自己没有受到宗教的影响。甚至宗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基本内容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外延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论任何宗教及宗教哲学、宗教道德、宗教文学、宗教艺术等都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人类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宗教是人类文化早期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始社会的宗教不仅是氏族社会最活跃的意识形态，而且涵盖着所有的上层建筑，直接影响着文化习俗。原始时代的文化形式如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无一不与原始宗教观念相联系，往往同宗教活动相结合，成为宗教的附属品。宗教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宗教教义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于善恶和美丑的观念及对世界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和道德发展的过程之一；其次，宗教语言丰富了人类语言文化的内容，已经成为人类语言文化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如天堂、地狱、救世主、伊甸园、橄榄枝等出自宗教内容的词汇已经演变成了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共同词汇。有的宗教本身对本民族的语言形成也起过重大作用；第三，宗教的礼仪也已演变成不同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形式。人们在介绍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时，常常会把各具形式特点的宗教礼仪涵盖进去。宗教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许多民族文化的象征。如犹太教是犹太文化的代表、佛教文化则是中国藏族、傣族的民族文化的主要成分。许多宗教节日如圣诞节等已演变成众多国家的民族节日。宗教的禁忌、饮食习惯已成为一些国家的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甚至成为一些国家、一些民族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个性特征。在社会意识诸形式中，宗教是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最重大的形式之一，在各种文化类型中有着重要影响。佛教思想就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隋、唐时代佛教的繁荣致使“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感，有沦肌洽髓，牢不可懈者”。佛教、道教的宗教教义、宗教理论渗透到了儒家内部，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互补”。而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并曾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学术正统的宋明理学中就能明显看到佛教的影子。程颢、程颐、朱熹的“理一分殊”理论出自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和“月映万川”之喻；王守仁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林瓦石的良知”则明显是对佛教天台宗“无情有性”的直接继承。而明朝的李贽从佛教禅宗打破对佛祖的偶像崇拜出发，也主张打破对孔子儒学的偶像崇拜。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谭嗣同甚至用佛教的思想去解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创制其“仁学”体系时，用禅宗和唯识宗的教义把“大同世界”称为“极乐世界”。而章太炎所说的“自贵其心、不援鬼神”，其实也是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缩影。……TOP 其它信息 装帧：精装页数：478 版次：2003年10月第1版开本：32开

康德的宗教观反映了一位哲学家在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启蒙时代的处境中的宗教体验。他意识到现实中的宗教和教会与他的理想的差距，因而对它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不客气的批判。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思想分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在前批判时期，以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主，并进行哲学探究。在批判时期，“批判”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范围与限度。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康德的宗教观反映了一位哲学家在科学至上、理性至上的启蒙时代的处境中的宗教体验。一方面，他极力倡导理性的最高权威，坚持用理性及其需要来衡量一切；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理性自身的不足，意识到宗教信仰和教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正面作用。一方面，他按照理性需要的标准设计了他心目中的宗教和教会；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现实中的宗教和教会与他的理想的差距，因而对它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不客气的批判。

本书讨论了中国的“三教一体”。著作耙梳了中国三教形成的过程，探讨了三教一体格局的形成根据以及发展轨迹，研究了这一格局对于中国国家变迁和民众性格形成的深远影响。作者钟国发先生，在武汉大学从学于已故的史学家唐长儒先生，获得硕士学位。师门严格的史学治学传统，加上对于过去一段时间史学方法的深刻反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风的恢复，造就了钟国发先生视野开阔，思想深邃，讲真话，说实话的治学品格。毕业以后，钟国发发先生就职于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出任系主任，从事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教学工作。因此，任何读过钟国发先生著述的人，都对他总是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观察和思考中国宗教的历史和现状留下了深刻印象，都为他的理论勇气和耿直坦率折服。这一课题的研究和这本著作的写作，钟国发先生整整用了五年时间，读了本书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在书中将自己的治学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书是朗朗书房·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中的“天使的传言”。语言乃思想文化之容器，基督思想之品质超逾民族性，形态却偎依于民族语言。故基督思想既具普世性，又具民族语言的思想个性。基督思想历近两千年语程，迄今仍在诸民族文化言路中伸展，成为世界性文化之重要结构要素。《天使的传言》于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90年代初又再版。事隔二十多年后，贝格尔对自己的旧作一字未改！我们今天仍深深地感到了作者对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之忧患意识。本书关注的是在当前形势下神学思考的可能性。它将询问这种思考在今天究竟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应采用何种方式。如果评论家们能对当代的宗教状况达成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超自然者从现代世界隐退了。这种隐退可以用这样一些戏剧性的说法来表达；“上帝死了”或“后基督教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