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元代基督教研究是冷门学问，这个学科的先辈们不会这么认为，他们开创性的工作并不因为这是个填补空白的“冷门”，甚至不是因为其在宗教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这个学科的价值应该更大范围地将其置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国人精神文明的演进史中加以考虑。从研究的角度说，本文集所辑录的大部分作品在当时均具开拓性，尤其在那个信息不够发达、交通更不够便利、所有资料的存储都依赖大脑和卡片的时代，这种贡献更是弥足珍贵。无论是文献考订还是人物探究；无论是史料解读，还是遗迹辨识，过往的研究堪称不可或缺的路标与参照。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人物如爱薛、按檀不花、赵世延、马祖常等人的研究更加深入，对日渐增多的也里可温碑刻的阐释更加清晰，对元代笃信基督教的各突厥部落遗迹进行了更深入地勘察，……，元代基督教研究正日益摆脱一个派别研究所“注定”的冷门学问，向更为广阔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西文化互动的境遇进展。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由多个研究系列组成，包括理论探索、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人物研究、名著再版、史料汇编等。本书为该丛书的其中一册，包括中国境界哲学的探索、中国境界哲学到境界神学两部分内容。

《萨迦诸贤者所著西藏人文、史籍汇编.18卷：藏文》由布敦·仁钦珠等著

《萨迦诸贤者所著西藏人文、史籍汇编.16卷：藏文》由萨钦·贡嘎宁波等著

暂缺简介...

“强制阐释”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领域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从2012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问题和局限进行辨析。2014年11月，张江教授发表《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一文，在充分肯定西方文论创造性成果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缺陷进行了全面反思，并系统阐述了“强制阐释论”的理论观点。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其基本特征有四：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到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实践出发，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文章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各种生发于文学场外的理论或科学原理纷纷被调入文学阐释话语中，或以前置的立场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或以非逻辑论证和反序认识的方式强行阐释经典文本，或以词语贴附和硬性镶嵌的方式重构文本。它们从根本上抹煞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引文论偏离了文学。其理论缺陷表现为实践与理论的颠倒、具体经过几年的学术探究和理论沉淀，我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仍然具有丰富的理论探讨空间，它所包含的批评实践价值、理论范式意义以及哲学方法论启示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鉴于此，我们组织编纂了《强制阐释争鸣集》。《强制阐释争鸣集》全书六卷，凡240余万字，收录中外学者围绕“强制阐释论”展开的学术论文200余篇。这200多篇论文，显然不是讨论强制阐释的全部论文，但是它们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显示着这场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这些论文角度不同，观点各异，既有着各自的阐发和论证，又有着相互之间的对话和勾连，共同构成了这一“理论事件”的思想图景。第一卷《价值》，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论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研究，包括四个部分：“从‘强制阐释论’到‘理论中心论”’“理论价值研究”“方法论研究”“研究综述”。第二卷《内涵》，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内涵，包括四个部分：“关于理论内涵的对话”“理论内涵研究”“意义生成研究”“‘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第三卷《概念（一）》，主题集中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见和立场等几个关键概念，包括三个部分：“场外征用”“主观预设、前见与立场”“场外征用和主观预设”。第四卷《概念（二）》，主题集中于作者意图、阐释模式、阐释边界等几个关键概念，包括四个部分：“作者意图”“阐释的前置模式”“阐释的边界”“批评伦理”。第五卷《反思》，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理论的应用以及对西方文论的反思，包括三个部分：“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西方文论批判”。第六卷《重建》，主题集中于强制阐释理论对于中国文论重建的意义和启示，包括四个部分：“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论重建的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自觉”“重建中国文论的可能路径”。我们期盼，《强制阐释争鸣集》的出版，既是历史性的回顾，也是可能性的开启——回顾这一“理论事件”的历程和启示，开启构建中国特色当代阐释学的新路径、新实践。

《存在之问：颠转海德格尔》旨在研究马丁·海德格尔的这一观点：从柏拉图到尼采的欧陆哲学即形而上学史，或海氏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史。作者罗森反驳了海德格尔的主张，即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源自亚里士多德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提出形而上学其实是对日常经验之本质的常识性反思，以及对更美好的生活之标准的一般思考。应该说，罗森既能够回到哲学的起源，探讨古希腊，也能够批判现代和后现代哲学，对当代西哲的两大分支——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基本主张是，精彩的哲学都应该以对日常生活或人类生存状态的解释为基础。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批判，罗森之谈迈向了哲学的新阶段，即标准术语和思辨哲学与“深入丰富的日常生活”相结合。

《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要论证的是，宗教是印度民族主义的核心。《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首版于1994年，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民族主义是世俗的，而基于宗教的社区动员活动则属于地方自治主义。所谓“地方自治主义”指的是基于特殊社区利益的、非法且边缘的政治活动。《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改变了这种观念。时至今日，大多数学者都已经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所有形式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来说，宗教并不处于边缘位置，而是牢牢地占据了中心地位。《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的基础是作者在北印度朝圣地阿约提亚进行的田野调查。在那里，作者见证了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中印度教动员的萌发，印度教徒们想要把建在已毁的、所谓的印度教罗摩神（印度重要的史诗之一《罗摩衍那》中的英雄人物）出生地遗址上的清真寺迁走，而这一清真寺则是在16世纪由莫卧儿王朝的巴布尔大帝所建。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场反穆斯林运动就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并延续至今。自从1994年《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出版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占多数的印度教徒和占少数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就在这二十几年间，相对多元宽容的政治风潮已然被更为激进的多数主义所取代。《宗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印度》中对宗教仪式和宗教想象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为民主选举的政治科学提供了其他选择余地；而另一方面.则准确地解释了印度政治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统治地位。

大乘经论浩如烟海，皓首难穷，若传讲或听闻《大乘经庄严论（套装共两册）》，其功德等同于讲闻大乘一切经论。《大乘经庄严论》是“弥勒五论”之一，它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大乘佛法的博大教义，可以说囊括了八万四千法门的精髓。关于它的功德，正如全知麦彭仁波切在本论注释中所说：“如果讲闻此论，会获得讲闻所有大乘佛法的功德。”在短暂的人生中，任何人都很难传讲、听闻所有的大乘佛法。若有如此轻易的捷径，谁不愿意欣然趋入？若能在此法海中畅游，一定会享受到无尽的乐趣。早在7988午，我就在法王如意宝座下恭听过《大乘经庄严论》及此注释的完整传授。当时的法音，今天似乎仍回荡在耳边，当时的场景，也时不时浮现在眼前，久久难忘，所以我对这部法有很深的感情。当然，每次翻译一部法，我更多的是被内容深深吸引，对其法义有很多的感恬、很大的信心，这部巨著也不例外。从2074年5月到2078午7月，我周了四年多的时间，对这部法进行了翻译井传讲。在此过程中，还认真参阅了印度安慧论师的《经庄严论大疏》、藏地大德们的注释以及此论的汉译本，对《大乘经庄严论（套装共两册）》做了进一步的校对、完善。

《边缘职业群体的自我建构：以术数从业者为例》讨论术数从业者在灰色地带寻求职业合理性的过程即自我建构的过程。田野调查发现，从业者的自我合理化过程从知识体系、制度组织、效果动机等层面展开，以文化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心理咨询作为意义依托，并积极效仿专业化等现代社会组织特征。术数从业者的自我建构过程，印证了各个地方的文化均会遭遇的一个经典命题，即在市场、理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与科学理性相违背的民间信仰活动及信念自身会有更新演变的过程。其自我赋权一方面受制于主流，另一方面又紧密攀附正统话语、借用现代性的体系。民间实践活动灵活地重建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启发我们反思哪些社会文化因素支持了术数的横行，有助于我们出台有效的管理措施，以规范诸多民间信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