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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所探讨的范围，还有几点南非要说明：一、本书的着眼点，主要是近代以来在民间仍有较大影响的神，所在除了像医生（伏羲、神农、黄帝）、仓颉等仍被后世奉礼为神为的以外，古人神话中的人物，一般不收。但我们在追溯某些自然神之来源，如海神、河神等时，或许会涉及某些古代神话人物，那只是为了弄清诸神的演变过程。二、我们之所以在“诸神”前面冠以“民间”的概念，是为了表示某些别。三、中国民间所信奉的神灵，数量、名目也是极多的，难以在本书篇幅中囊括。我们收录的标准，是自唐宋以迄近代，不仅见诸文献记载，而且在中国民间具有较广泛的影响，成为较大范围之地区乃至全国的普通民众之崇拜对象的神，这些神不仅见诸文献、流传乡里，而且大多被立庙奉祀，而且其庙不限于一县一乡。

这本书的目的是勾画出教父时代神秘学发展的轮廓，所涉及的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五世纪晚期亚略巴古提的狄奥尼修斯。正像神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这段时期也是神秘神学的形成期。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形成——神秘神学相对来说较少会被这样误解，但在教父们试图理解灵魂与上帝之关系所作的开创性努力中，确实呈现出一个让后来的神学家都会引为前提的思想的基本模式。因此对教父神秘神学的研究既有其自身内在的旨趣，同时对所有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本书还将主要考察和阐释不同哲学家、神学家及以相关隐修者的思想意旨。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基督教神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深感神秘神学思想对于整个基督教神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说，教义不过是对信仰者这种神秘思想体验和经历的一种表达和固定。“神秘主义”哲学是指那些建立在某种体验之上的思想和学说。此词信体验者所处的文化、有过的经历而得到不同的指标和解释，比如“梵”，“佛性”、“基督”、“上帝”、“酒神”、“缪斯”、“自然”、“道”、“天”、“元气”、“太极”等等。这种不寻常的体验往往给体验者以极大的激发、启示、信心和灵感，由此而创造出精神上的新东西，成为艺术的、哲学的、社会的，及至科学的新起点。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普罗提洛、基督、奥古斯丁、艾克哈特、老子、庄子、孟子、李白等等创造出各种精神业绩，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们的兴趣。他们从哲学、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角度来研究它，这种研究也得到全世界学术界的重视。

本书共分八个部分，其内容包括：法浴水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对话；浑元之性：基督教思想家研究；化通玄理：基督教与社会、伦理问题研究；道化常名：理论与经典读解；镜观物色：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等等。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可供相关人士参阅。

这本《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覆盖成甚为宽泛，既有对教规的简单介绍，又有对这一宗教思想奥义的详细诠释。同时，从政治、经济、社会视角，论述了这一宗教所具有的适应当代及未来生活的教义宽容与实践弹性。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它由一个内在的思想框架结构起来，形成浑然一体。这样的书，更有利于读者去了解某一特定的主题。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从学科交错的视角来研究易学和道教的。近年来，有关《易经》的书出版了不少，而关于道教的著述也时有问世，但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高品味学术专著则尚未见之。独特的求学历程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赋于詹教授灵感，他注意到了这种学科夹缝并孜孜探寻，最终取得创获。本书分三编：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基础、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建立、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衍扩，“从易学体系结构的整体把握入手，追溯了道教产生之前道家学派、祖国传统医学与《易》之关联。在此基础上，从源及流，对易学象数派、义理派对道教思想的影响以及道门中人对易学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发挥等问题，进行多方辨析”（见该书卿希泰先生序）。通过对易学与道教思想横纵向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发现道教与易学的联系是“全息”性的。詹教授对这种“全息性”的联系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就易学研究而言，只有结合道教思想文化现象来研究易学史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易学发展的脉络；其次，就道教思想体系的研讨而言，只有联系易学，才能从更深广的层次揭示道教思想体系的本质；再次，就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究而言，只有从易学入手，才能理解道教科技文献中所使用的一系列隐喻性术语，真正窥见其堂奥，从而做出客观周到的评价。我们认为高水准学术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本身，还在于她能指示读者学术的门经。《易学和道教思想关系研究》一书告诉我们：交叉学科的夹缝里存在着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和许多生存发展的智慧。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易经》素称难治，《道藏》中的易学典籍更是难中之难。其难度在于《易经》的卦爻符号具有象征性，道教的经书大量借用了《易经》的卦象符号并加以发挥。詹教授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周易》卦象以及道教体系中的各种符号进行重新解释，弄通了其深层的隐义，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例如“坎离”，作者释曰：“在《参同契》中，坎离成为元气内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而日、男、火（暑）亦为阳的方面之象征；月、女、水（寒）则为阴的方面之象征。《参同契》多种象征物的出现，就在于要寓抽象于具体之中，以有形明无形，启迪人们从感性积累的材料中去认识阴阳的类别。”（见该书第111页）这样的解释突破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方术蕴涵的发掘。作者在论述《周易》体系中八卦起源的问题时，则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加以分析，超越了前人从“物”的方面去寻找原因的简单做法。总之，作者是善于引入新方法的，但这并不表明作者丢弃了被证明有效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用功的读者自有会心的发现。<

原始宗教的诸种理论可以较为便利地放置在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标题下以考虑，而心理学的理论则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这里，我将采用威廉·施米特的术语——理智主义和情感主义。这种基本上符合历史演替的划分法的将服务于其阐述性的目的，尽管有些作家是处在这两个标题的中间，或者可以归在不止一个标题之下。

《道教洞天福地》所描述的，是道教的社会理想。其中探讨了这个社会理想的由来、发展及各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古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些故事本身都是虚幻的，但幻想者追求美好社会的愿望却是真实的，而这种愿望应当使我们感动，使我们脱去一些俗气和浊气。然后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应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魏特琳传》一书描写了一些日本妇女活动家在魏特琳精神的感召下，通过访问南京和搜集幸存者的证言，来教育日本人民的活动。这些努力同日本国内充满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氛围形成了一个对比，日本国内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历史修正主义者拒绝承认甚至不愿了解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现在，一些日本政治家，比如现任东京都知事，一直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今年早些时候，日本民族主义者甚至在大阪一个政府管理的场所里举行一个公开集会，这个集会获得了政府官员的同意，在这次集会上，他们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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