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虽源于中原，但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汉、满、蒙、藏文化的不断交流，关帝信仰逐渐传播到蒙古族地区、甘青川藏区乃至西藏各地，并以藏族传统文化的面相和符号在蒙藏民族中流传。关帝带上风靡藏区、稀有的完美英雄——格萨尔的面具，以格萨尔的称谓流传至今，体现了汉、满、蒙、藏等民族通过宗教文化这一特殊纽带相互联系、彼此交流的历史本相。留存至今的拉萨帕玛日山上的关帝庙（藏族称之为格萨尔拉康），就是在一些藏族高僧大德的引导下，有意识地把关帝信仰转化成格萨尔崇拜，并为广大藏族群众所接受的历史见证。通过对大量的藏文文献资料，尤其是格萨尔拉康、功德林白度母殿所藏签文的解读，深刻揭示了关帝信仰转化为格萨尔崇拜的传播历程及其意义，提出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关帝信仰向蒙藏地区的传播途径，及以拉萨为中心的关帝被格萨尔化的信仰向蒙古地区传播的模式。

本书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从记纪神话开始到当代日本社会的宗教思想发展历程，剖析了古代的佛教、中世的神佛论、近世的基督教以及现代社会的新兴宗教等日本宗教思想形成的原因、宗教思想的连续性、宗教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每一时期的宗教特点等。作者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晦涩、深奥的宗教史呈现出来，是一部了解日本宗教发展脉络的入门书。

《河北基督教史》以一些人，一些事，唤醒一段“并不遥远”、“仍在延续”，又“相距甚远”、“正在消逝”的基督教在河北的历史，勾勒中西碰撞、新旧交替年代那些信仰基督人的生活样式，展示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和当今河北基督教会的传道、神学教育、社会事工、对外交流，述说一段基督信仰“由西而东”、“由洋而中”、碰撞适应交融的历程。

书稿从以下，对秦汉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文化思想学术转型之下的佛教传入并在中国生根萌发以及道教兴起，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讨。打破传统佛教、道教学术研究领域的分离状态，结合20世纪以来海内外研究的新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进展，运用综合的研究方法在新的视野里予以论证叙述。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重建与秦汉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展开比较研究，进而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揭示外来文化入侵与本土文化变革期文化建构的历史经验、教训，探讨其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意义。秦汉社会转型是秦汉文化思想学术转型的基础，秦汉文化转型是中国佛、道教兴起的文化知识背景，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相互作用共同构建起大一统两汉帝国和文化有机体，双重转型也为佛、道教的传入与兴起奠定了基础。早期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包括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多种路径，佛经传入与翻译，佛像塑造与传播等问题。早期道教兴起也历经民间道教和官方认可的正统道教等阶段，道教思想渊源及其经典的形成问题。早期三教关系随着时代的复杂演变蕴含着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此深入挖掘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对当代文化建构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清水润生：海峡论坛清水祖师文化论集》系第八届海峡论坛论文结集，汇编论文36篇，主要阐述安溪清水岩清水祖师文化现象的跨域传播，安溪本土最接地气的民生信俗如何传播到五湖四海，“润生于民众”的民生价值，探讨“人的漂泊与根植”以及民族学中地缘、根源、家园”的关系，闽人的外迁移民史。并厦门大学师生安溪清水岩风景旅游区采风札记及田野调查报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真正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各级政府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断完善宗教事务管理法律法规，新疆各宗教迎来了和谐共处的历史新阶段。《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共分为一下部

《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早期经典之一，因为此经的主人公为维摩诘居士，故而得名。唐玄奘，宋法戒和尚都曾译过此经。宣传在世俗生活中也能修炼成佛。《维摩诘经》运用不可思议的不二法门，消解一切矛盾，影响了禅宗思想、禅悟思维、公案机锋。禅宗将《维摩诘经》作为宗经之一，将不二法门作为处世接机的态度与方法，泯灭一切对立，从而获得了生命自由的无限。

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外来文化，但中国文化致力于对外来的佛教文化吸收改造，对其中国化，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的禅宗，影响全社会。《金刚经坛经教读》选择中国禅宗的经典文献《金刚经》和《坛经》，力求以浅显的语言发掘其深刻的思想内含，帮助读者了解其文化思想价值。《金刚经坛经教读》作者在苏州大学开设了同名的人文公开课，《金刚经坛经教读》的目的是把高校人文讲坛普及于广大社会。

作为重要的跨宗派基督教团体，青年会从诞生伊始便参与了基督教全球化进程。青年会在中国每传及一个地方就不免同当地文化发生冲突、对话，并在互动中被赋予地方文化的含义。全球地域化因之成为审视青年会在华历史发展的有效视域。作为中国北方通商大埠，天津既有地理政治的重要性，又有国际交流的广泛性。这是其成为中国**个城市青年会所在地的原因。但是，青年会在登陆天津后，毕竟面临的是一个与西方世界迥异的生存环境。世纪之交，社会的动荡*令身为外国基督教团体的它与地方社会发生冲突，继而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构建地域化的发展模式，则成为解决矛盾的途径。天津青年会不仅通过制度的*新以及交往手段的拓展介入地方社会，也试图令基督教思想转变为文化认同的基础。在宗教传播遭遇困境的前提下，该会成员还力图通过社会服务，履行“救人”与“救世”的使命。这样，它才能够在日益变化的时代环境下，实现主体身份转换，得以存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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