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它们与《论语》《孟子》汇集在一起，并为之作《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遂被合称为“四书”，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礼记》是“三礼”之一，是战国秦汉间礼仪制度、儒家思想等的资料汇编，位列《十三经》，是非常重要的儒家经典。本书以王文锦先生的《礼记译解》为基础，抛开了《礼记》中一些讲解具体礼制的章节，精选了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十四篇文章，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为读者学习《大学》《中庸》，进而了解《礼记》和儒家思想的扫除障碍。形式上以简体横排编排，版式疏阔朗目。

《逻辑思维与表达/哲学通识读本》立足学科交叉，着力会通逻辑思维与表达的内在机理，注重培养大学生在未来工作、当下学习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的有效表达和成功交际能力，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的高素质建设者；《逻辑思维与表达/哲学通识读本》一大特色就是把逻辑学的知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运用古今中外的成功表达的经典范例说明逻辑思维在语言表达中的积极作用和有效指导；案例分析是《逻辑思维与表达/哲学通识读本》的另一大特色，通过活生生的案例，使得《逻辑思维与表达/哲学通识读本》有史有论，有血有肉。

“喜马拉雅文库”作为藏文化中具体系的业务出版品牌，是国家民委“十二五”“十三五”重点出版项目的课题承担方。“喜马拉雅文库汉译经典”则是在此基础上延伸的一支汉译图书系列，意在将各语种的经典图书翻译成汉文图书，推介给汉语系的读者，从而以文字架设起不同语种间文化交流的步阶。此次这本小书《佛陀的生平（中文版）》，其英文版的编写者是上座部的Ven.Siridhamma（斯里达摩尊者），后经黄宝英女士翻译为汉语，在东南亚读者圈得到较广的普及。

在唐宋时期禅宗语言发展的曲线上，可以发现内部宗教改革实践和外部世俗文化因素两条坐标的影响。本书上编借助当代西方话语理论，按照“语言与世界”这一哲学性思路考察了禅宗发展各阶段言说方式的演变，深刻地揭示了如来禅、祖师禅、分灯禅、分案禅、文字禅、看话禅和默照禅语言观的异同及其内在原因。下编将禅宗语言看做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的体现，通过“知识的考古”，揭示其独特殊性的概念结构与可理解的意义，从而破译了大量荒诞、玄妙的禅语密码，合理解释了许多古怪奇特的公案在禅学上的价值。本书在俗语言研究方面有不少精彩的见解，而关于点化法、借用法、方案法的分析，则给予文学理论以极多的启示。

该书以时代为线索，从易学的产生开始，将中国易学的发展分为先秦易学、秦汉易学、两晋南北朝易学、唐代易学、宋代易学、元代易学、明代易学、清代易学、现当代易学九个阶段。本书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通过选取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易学人物与学派进行具体的讨论与介绍，一方面避免了通史作品常见的繁杂寡要的通病，同时也突出了中国易学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注意运用新材料，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义理与考据并重。在视野上，跳出门户之见，对历史上的象数派与义理派的易学成就都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在吸取了大量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融汇众家之长，删繁就简，勾勒出了中国易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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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积极推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化与国际化，推进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之间持久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对话，同时也秉承“清华哲学学派”的传统，倡导中西思想互证互参以会通中西思想而开创世界普遍之学。

那些人们喜爱的东西，那些歌曲、风景或者姿态，它们的美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印记。在美里面有种东西，能让它与死亡抗衡，甚至比死亡更强大。 \n 这便是美对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停下脚步，让我们怀疑，让我们觉醒，重新给我们力量。美是一个个剎那的停歇，在那一刻你会返回ZUI初的自己，你仿佛被抛向远方，却又唤起当下；只是一瞬，却又仿佛触到了永恒。在这瞬间的永恒里，你chao yue了禁锢你的现实，获得了自由。 \n 只有通过爱美，才能真正感受自己驻留在这个世界中。 \n

本书以历史文献研究为基础，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的构成及分布、特点及成因、功能及影响等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综合而细致的研究，力求在勾勒和梳理民间信仰基本状况的同时，归纳和总结民间信仰的地域特色，探讨民间信仰在促进区域社会整合和变迁中的作用，分析运河区域内部社会的发展脉络，以此揭示运河区域环境、信仰、人群三者之间的关系。

论文以区域研究为视角，以清水江下游及渠水界邻区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为主线，通过对飞山公杨再思信仰于不同空间场域中、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下多样性实践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深入阐释该地域社会民众的生活实践与区域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关联与过程演变。 论文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视角，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地方志书、碑刻、族谱等文献，结合“王化”过程下该区域社会大量移民的进入并构成族群多样性及文化多元性的历史背景，综合考察飞山公杨再思信仰的形成与演变及呈现出与地域结构、族群关系密切的关联性。在某种意义上，中央王朝边疆开拓与地方治理的需要，以及杨氏“巨族”与中央王朝的不断互动，促成了飞山公杨再思由杨氏祖先向神明的演变；而地方官员不断借助该区域战乱等灾难性事件，创生飞山公灵应故事以配合中央王朝的敕封，以实现该神明的“标准化”、“正统化”，*终将飞山公塑造为“忠于朝廷、维护地方稳定”的神明。在族群间的战乱、移民、文化资源发掘等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也呈现出飞山公介于人与神之间多重形象，以及在生活实践中基于人群结构差异而无法以某种形象标准统一界定其存在的事实，诸如杨氏族人强调飞山公的祖先身份，其他民众将其视为灵验神明，而地方政府又将其视为文化资本等。自宋至清历代中央王朝都曾致力推行的神明“标准化”、“正统化”，只是该区域社会中信仰演变的一种可能趋向，而不同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社会空间中，人们基于客观条件与主观需要展开的飞山公信仰实践，则再现了这一信仰文化多样性与区域社会结构演变之间的紧密关联与张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