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涉及哲学、艺术、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传人我国，在我国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著作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其产生背景、思想渊源、理论实质、社会影响以及发展走向等方面对其加以全面分析，以期把握其精神实质并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寻找有益资源。《后现代主义哲学论》分上篇、中篇和下篇三个部分。上篇主要对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背景、理论特征、价值取向以及它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等进行了总体论述评价；中篇重点研究了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利奥塔、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和鲍德里亚等的核心观点；下篇研究了一些著名思想家对后现代主义的评论，这对整体把握后现代主义无疑是一个必要的补充。

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的信仰与实践是宗教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但有关于此主题的资料散落于国内外各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查找起来十分不易。编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基督宗教近代史研究，在此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经过认真阅读、比对、甄选，最后辑选150余篇珍贵文献按不同主题收录在此文集中，以供研究者参考、使用。同时每篇文献前均撰写有包含作者简介、写作背景、辑选原因等内容的编者按，文集后附有同时期相关参考文献目录，在整本编著前摘编者还撰写了一篇有关该主题的详尽研究报告作为导读，通过上述努力，期望该著作能够成为研究该主题的重要工具书。

湛甘泉与王阳明同为明儒巨擘，然而两人身后遭遇却反差极大。前者宗风普被，后者则门户凋零。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入，明代思想研究进入深耕阶段，本世纪初，逐渐有学人将研究触角伸向甘泉思想。这些学人的研究无疑推进了甘泉思想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停留于平铺直叙，缺乏一个核心概念统领甘泉思想。在认真研读甘泉文本的基础上，作者将这一核心概念定位为“生”。在核心概念“生”统领下，力图展现甘泉独特的思想面貌。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追溯湛甘泉“生”思想的渊源。第二章阐述湛甘泉怎样在“生”的视域下架构整个思想体系。第三章阐述湛甘泉的工夫论。湛甘泉工夫论可概括为“随处体认天理”。“体认天理”是工夫的宗旨。在湛甘泉看来，“体认天理”只是在心中种下颗种子。种子能否发芽、茁壮成长，尚待“涵养”。第四章阐述湛甘泉“道统”说。第五章阐述湛甘泉与王阳明思想的异同。

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思想最为深刻的当属德国思想家，例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在国内已经有不少关于赫尔德、莱辛以及哈曼的论文、译著出现甚至出版，但是作为浪漫主义重要思想家之一的耶可比在国内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为了克服知性哲学（包括启蒙哲学）的虚无本质，耶可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直接性哲学。他对知觉（Wahrnehmung）这一单词做了德语词源上的分析：Wahrnehmung由两部分构成，即Wahr和Nehmung，前者意指真实，后者意指接受，由此知觉有“接受真实”的意思。在耶可比那里所谓的知觉具有实在的意义：事物本身向知觉敞开它的实在性；无疑知觉接受了它。耶可比通过知觉将事物自身实在的内容接纳进来，这对雅可比来说产生了一个问题：主体与对象在知觉中相遇时最为原初的关系是如何的呢？在耶可比那里，主体与对象最为本源的关系是在意识中直接相遇，主体通过感官直接把握到外在世界的实在性，在这个过程里是没有时间的变化，没有知性的逻辑过程参与其中的。“我与你”（耶可比亲切地把主体称之为我，把认识对象称之为你）相互敞开，彼此把自己实在的内容展示给对方。这表明耶可比的实在论不是以单纯的主体或者客体为基础，而是以“我与你”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主体与客体的直接性关系就是一切知识客观性的本源，他写到：一切确定性的源泉，你在！我在！我们无法从这一前提继续向前追溯，因此“我与你”的直接性的关系是根本性的。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没有走出主体决定客体或者客体决定主体的牢笼，但是雅可比却给出了第三种答案。耶可比的第三种思路可以说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遗憾的是，耶可比的新方案在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他的思想才由奥地利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系统地发展为对话哲学。间接性哲学不仅表现为人的认识的虚无性，同样会导致人的道德的虚无与无自由，为此耶可比试图建立自己的道德学说以便克服间接性哲学导致的问题。耶可比在与门德尔松争论的过程中提出了跳跃这一概念，他指出为了从知性的逻辑链条的无限性的束缚中升腾出来，精神具有做出跳跃的必要性。耶可比哲学虽然因其非系统性而饱受诟病，但是如果从他的哲学洞见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天才性的哲学家。耶可比的思想必须受到重视，不仅因为他思想本身的价值，而且在于如果缺少了他，我们就很难理解后续哲学家思想的渊源。

朱维铮先生（1936-2012），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曾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在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均有造诣，《朱维铮学术讲演录》即收录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演讲录，分为“解经典”“析文化”“探思想”“论学术”“衡国学”“通中西”“读近代”“求文明”八篇，展现了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从业者深切的社会关怀。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由任继愈先生倡议并担任主编，是继1997年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之后的又一重大编纂工程，从《嘉兴藏》、《卍续藏》、《频伽藏》、《大正藏》、《普慧藏》等各版大藏经及敦煌文献、房山石经中，挑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未收之重要佛教典籍，网罗遗珍，点校流通。《续编》规模宏大，收书约两千余种，八千余卷，分列十部，其中第四为汉传注疏部，分十二辑，收入汉地及古代朝鲜、古代日本与汉地佛教有交涉的著述中有关印度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典籍的注疏及复疏713种。本书为汉传注疏部第四辑，《续编》全书之44至56册，收录华严类解经著作共24种，包括法藏《华严经探玄记》、慧苑《续华严略疏刊定记》、澄观《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大方广华严经疏抄会本》等重要文献。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高道，有很多精通医术的人物。他们为何学习医术呢？医术对于修道者来说意味什么呢？道教医学与传统中医有什么不同？原本紧密相连的的两个领域为何渐渐貌合神离了呢？对于想了解这些问题的读者来说，《道教与医药养生》是一种很好的读物。

道官制度是中国古代道教管理体系之一，《中国道官制度史》基于正史、道藏、佛典、文集、出土文献、金石材料、田野调查等史料的系统梳理，全面阐述中国道官制度的沿革和内容，总结了中国道官制度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趋势，展现了中国古代道教与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遴选了历代高道十余人，包括创立道教的张天师、构造道教义理的葛洪、道教科仪的集大成者杜光庭、秉承三教合一的王重阳等，俱是在一定时间内推动道教发展的重要人物。本书以历史文献和道门经典为依据，系统的记述了这些道门高士的生平事迹、思想主张、经典作品等众多方面，侧重于观察他们的生平经历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调整和改造道教，使之适应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对形而上学演变史的疏解基础上，对大数据、话语、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反形而上学中的现代形而上学各种表征进行系统阐述，并揭示了其生成的动力系统，最后对现代形而上学的哲学命运进行总体勾画。《现代形而上学批判》指出，现代性以虚张性与两面性逻辑，把现代形而上学推向肤浅，但其力量是空前的。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停留在哲学话语系统，现代形而上学已经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社会关系结盟，形成浮肿的现代价值体系。经过现代形而上学批判，中国道路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