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在胡塞尔本人的大量著作中占有首要的地位。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部分是先验现象学，《纯粹现象学通论（精）》则为先验现象学的奠基之作。《纯粹现象学通论（精）》作为纯粹现象学的导论，实际 相当于先验现象学的一个“基础”。这本书原是胡塞尔计划三卷一套的系统著作的第一卷，也是三卷中唯一在他生前发表的一卷。但从实质上看，本卷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一部完整之作。

本书分三部分：一、马一浮先生原著例选;二、当代学者对马老的思想、诗作、书法、评述;三、马老学生、好友回忆文章。书后附传略。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其学上承孟子，中继陆九渊，而形成为风靡时代中后期并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阳明心学。其学说不仅对我国明、清现代以至近现代的儒学有较大影响，而且波及日本、朝鲜等国，成为东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正确评述王阳明学说，是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新版《王阳明全集》经过认真校勘整理，为海内外学术界深入研究 阳明学提供方便。《王阳明全集（套装上下册）》全集以明隆庆刻本《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标点，参校多种版本，酌出校记。编校者还搜辑未刊入隆庆本的阳明语录、诗文和有关阳明著作之序、跋、题辞等，其中有日本学者提供的在国内已很难见到的阳明佚文、佚诗等资料，尤为珍贵，使本书成为收辑王阳明著作最完备的版本。

本书以现代社会生死问题为主线，集西方现代各家真实记述之大成，全书包括：我们时代的死亡见证、暴力死亡、死亡自由等6章。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满足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的需要，特编辑出版这部《毛泽东书法大字典》。本字典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数万件毛泽东手稿。经反复研究，从中挑出有代表性的篇幅五千多种，复印后，选出单字十万多个，又经数次精选汇编而成。本字典共收入首文字数三千零九十四九字，重文字数累计一万三千七百三十九字，均按《辞海》部首检字法编排。为了使读者在赏阅本字典的同时，能够欣赏到毛泽东书法的整体风貌，书后收录了三十八件完整的毛泽东书法佳作。此外还收录了四十六个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亲笔签名。

《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记录。此书原有七十一篇，流传至今的有十五卷五十三篇，大体可分为四部分：1．经说，即今人所谓之“墨辩”和“墨经”。这个部分中包含的逻辑思想和逻辑体系，在人类逻辑思想发展史上，可与相媲美的惟有亚里斯多德逻辑学，印度因明论，卓越的贡献自不待言。2．论说。系统表现了墨子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和观念，闪现着一个杰出的平民思想家的风采。3．墨语。记录了墨子和外界辩说时的一言一行，是墨于思想的具体体现。4．战备。集中反映了墨子怎样把科学知识应用到军事防御方面，是古代军事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

《忍经》是中国最系统的忍学教科书，是一部寓意深刻，用心良苦的劝世之作，是元代人吴亮整理历代名人有关“忍”的言论和历史上隐忍谦让、忠厚宽恕的人物、事例汇编而成。《正经》是一部讲述中国人立身处世方法和技巧的谋略书，全书共收录了200多个历史故事，几乎涵盖了人生的各种境遇以及每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一部反映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的必读书。《反经》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智谋奇书，为唐代“博学多才，擅长政治”的赵蕤所作，收入《四库全书》，称《长短经》，全书共9卷64篇。内容上起尧舜，下迄隋唐，围绕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探讨经邦济世的长短纵横之术，品评前哲先贤的智勇奇谋。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主要目的，在于透过思维方式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掌握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这一特点，或许有助于理解一般所谓主体性问题。同时我想表明，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也是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更具稳定形态的东西。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解决人的问题上至今仍有其意义，但是，它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如何使传统思维转变为现代思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本书写成于1990年，是编者几位中青年学者80年代后期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写作的初衷来自最初的两个原则：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卢卡奇等人及其理论，使我们的著作成为国内用新方法论评价新马克思主义人物和思想的第一本书；第二，以著作和观点为线索，重新进行深入细致、扎实的人物研究，使我们的著作成为我们对新马克思主义人物和理论的系列研究中的第一本书。近20年来，卢卡奇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哲学界享有盛名的一位下班主哲学家。他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概括地反映了他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学术成就。作为一个早年秉承西方哲学传统而锐意投身无阶级革命事业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卢卡奇一生都坚持不渝地追寻马克思的思想踪迹，始终一贯地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持严峻的批判态度。本书旨在通过对卢卡奇上述两部著作的分析，展现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学者生涯中，伴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和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幻，矢志不移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轨迹，客观公正地评价他所建树的思想业绩。

片断：而且，假如为一的存在并不在所有方面相似，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假如万物是水或火或竟然是其他某种这类东西，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说为一的存在有多种形式，而且每一种形式都是特有的，只与自身相似。同样，没有什么妨碍一些稀疏，另一些浓聚，只要在稀疏中没有空虚的空间存在；因为在稀疏中并不存在把某些部分隔开的虚空。所以整体中一部分是浓聚（这就已经有了稀疏了，全体存在就这样形成），而万物都同样是充实，只不过同样情况下有的不及浓聚充实。若它又是不经生成的，并由此被赋予无限的存在，而不允许一事物和另一事物都是无限，由此便已经把一的存在加之于它了，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虚空那样的存在，整体怎么可能是不运动的呢？他说没有虚空的存在就不能运动，因为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地点的改变。首先，许多人并不同意这点，而认为有某种虚空存在，当然这不是某种有形物，而是像赫西俄德在论生成中所说，混沌首先生成，因为必须在众存在物之间存在开阔的空间，这东西就是某种虚空，它宛如一只容器，我们在其中心四处探望。而如果没有虚空，什么东西能够运动呢？阿那克萨戈拉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对于它仅仅满足于证明其不存在，尽管如此他仍说存在着的事物在运动，即便是没有虚空。与此相似，恩培多克勒也说所有的存在物永远运动着并混合着，但虚空则完全不存在，他说，“万物中没有什么虚空，它能从何而来呢？”当事物聚合成单一的形状，从而为一的时候，他说，既没有什么虚空也没有什么充溢。因为有什么能阻碍事物被带进彼此之中并同时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转入另外的地方，而又在另外的变化中转入原先的地方，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呢？另外，停留在同一地方的事物在形式上的变化——他把其他的称为改变——在从白变成黑或从甜变成苦的时候，根据我们先前所说，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事物被运动。因为虚空不存在或者充实不能再接受都不能阻止这样的改变。所以，全部事物并非必然是永恒的或是一或是无限的，而只是许多事物永恒。一并不是自身相似的也不是不运动的，一不是这样，某些众多也不是这样。赞同了这些，在他说过的话中，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存在物变化或变异了；只要全部存在是一并且在运动着，只在多和少上有差别，而物体在相互变化中没有什么增加或减少，并且假如众事物由于相互连结或分散而存在的话。因为混合物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于这种增加或组合，从而立即又是分离的，或者在摩擦掉一部分后，另外的部分便显现出与彼此分离的部分的不同来；而混合物在构成上是这样安排的，混合物的部分成为与其相混合的东西的部分，如此就不是由堆砌或这类的部分构成而是已经混合了。于是就没有什么最小的物体了，所有的部分与所有的部分相混合，整体也是一样。后记：后记本卷中编入了《论麦里梭、克塞诺芬和高尔吉亚》等两种。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希腊哲学以至于西方文化的一块基石，这几乎是人所共识的。可是在我国自西学东渐以来，只有到了本世纪50年代末才有吴寿彭先生的一个全译本。吴先生在这本书上所下的功夫是令人钦敬的。在这里我们为编译《亚氏全集》提出自己的译本，似乎也不应认为是多余。经典作品有多种译本是古今常理，佛典中《心经》一卷虽然有了玄奘的译本，也并不妨碍其他六种译本的出现，也还有像在北京云居寺中所看到的完全音译的译本。《形而上学》一书也是这样，它在全球各国到底有多少种译本，只有版本专家才能够告诉我们。在提供这个译本时，我们所循的原则，除在全集的序文中提出的以外，还力求使用现在理论文章中的通用语言，不改变当前已经约定俗成的词汇。例如ldea一词虽然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译法，我们仍然从俗译作“理念”。在这里我们只是斗胆向学术界提出一个新词，那就是“是其所是”，因为现所通用的“本质”一词，既不能和亚里士多德所用的totiereinai词组相对应，又不足以表达原词组那古朴的形式和深邃的内涵。直译这一词组止好与亚里上多德另一个早已普遍流行的词组形式的词汇toonteion（作为存在的存在）相并而立。为此，我们打破了在全集中不作长注的惯例，在本书第一卷中加了一个较长的注文，以说明其理由。总之，既想便于国内的读者阅读，也想通过译文给我国的学术界提供一种新的理解。这是不是妥当呢？唐高宗李治评价玄奘的两句话，“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一直激励着我们对这部《全集》的编译工作。《论麦里梭、克塞诺芬和高尔吉亚》其实是由三篇短文组成的，在贝克尔的目录中只题为《论克塞诺芬》（periKsenOphanous）。这篇文章是否出自亚里士多德本人之手或口，甚为考据家们所怀疑。但无论如何，它是我们了解这三位早期希腊哲人的一个主要材料来源。为了这部书稿的完成，颜一君投注了很大的精力，除整理译稿，复查原文之外，还承担了其他种种事务。编译组的其他成员余纪元、秦典华、徐开来、李秋零、喻阳、申明、崔延强等也在不同方面参与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最后，让我们编译组的全体成员向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出版竭尽辛劳的有关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199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