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术领域来看，幸好还有许许多多踏实做学问的人在。尽管一时间没有那样“制作”得热闹，但功夫下去了，自然就有成果出来。有成果，不一定就抱个金娃娃，不一定“一鸣惊人”，对别人的研究工作有帮助，就很好。福柯是法国本世纪的重要大家，他的书很难读。我起初读他的书很不得要领，他的《知识考古学》我读了好几遍，仍把握不住，那时参考书也少——王治河的书那时写出来就好了——靠自己慢慢捉摸。回想我读胡塞尔、德里达的书都有这种情形；说来奇怪，读海德格尔的书好一点，但也不断遇到困难的问题，有时还需要和别人讨论。自己读不懂的书，不要轻易去否定它，不要轻易下断语，因为读不懂，不一定是书的问题，有时是自己的问题，一般说，应先考虑是不是自己没有弄懂。尤其是对待重要的书，应有个谦虚的态度，更不要说是古典著作了。当然，这些著作不是不许批评，不是要人做没有创造性的书呆子；但“创造性”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悬在空中的“创造性”，或许有些“聪明”。却还谈不到“学问”。王治河是做学问的人，他这本讨论福柯的书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他从福柯的生平、著作人手，讨论了福柯的“考古学”、“谱系（书中用‘系谱’）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人道主义的问题、话语与权力，以及福柯和海德格尔的关系等，所涉及的都是难度很大的、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相当新的问题。过去研究得不太够，大概就世界范围说也是相当“先锋”（前卫）的，讨论起来要有相当的功力，研究性是很强的。

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哲学思想虽然不成系统，但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却有着广泛的影响。究其原因，主是由于胡适的哲学从激荡的社会变革中获得了“精神动力的动力”，部分地适应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五四时期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近二十年来，理论界能够对胡适及其思想作出公正的、客观的评价，完全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我们既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历史人物，也不能对历史人物进行肤浅的历史类比，而应当从思想的连续性上去认识历史。毫无疑问，胡适哲学思想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链条中的一环。本书是由作者承担的国家中华社科基金项目“胡适哲学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这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有关中西哲学、古今哲学和同时代各哲学派别的比较研究，探讨胡适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评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选取重点，以思想家、心理学家和人道主义者这几个方面给弗洛伊德定位，从这个特定视角出发，肯定弗洛伊德的求真务实、敢破敢立的理性精神，矢至进取、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审谛人生、献身人类的博士大胸怀，以及反对种族岐视、反对侵略战争的凛然正气；同时也截取弗洛伊德婚恋经历中的一些片段，使之成为评述总体的有机部分，这不仅因为爱情之于弗洛德乃是生命的重要支柱和事业的坚强后盾，也是对弗洛伊德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操守的印证。面对弗洛伊德帙浩繁的理论文献，我们梳理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部分，以各分支最初提出的时间先后为序，在十分有限的篇幅里纳入了弗洛里德关于癔病的研究梦的解释、过失心理学、性学、心理结构论、本能论、人格结构论、宗教研究、文艺研究和文艺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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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非孝是致乱之道呢？即因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内部的问题，而是社会性的大事。孝，是道德观念，它的内涵涉及一个人如何正确地待人处世，因之，在具体的表现上，它又是由孝德支配的行为。正由于孝行的主导是社会性的公德与正义，所以否定孝道实际就否定了维系人类群体生活的道德与正义，破坏了人际关系的准则，当然也就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孝本质是仁、义的综合，孝道是仁，孝行是义。孝就其内容言，就是爱敬父母，爱敬及于他人。一个不爱敬别人的人，是极自私的人，此辈一切为己私利而为，势必损害他人的利益，危及社会，破坏法纪。如此，非孝怎能不致乱呢？亲，就是爱的意思。否定孝，即否定了仁爱。故说“非孝者无亲”。

一般来说，思想政治上的问题，说到底是理论问题。要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就必须用哲学和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他们。这里所说的哲学，主要是指导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所说的科学，既指自然科学，也指社会科学。为了批判“*”的歪理邪说，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划清这个伟大学说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段的唯心主义的界限，划清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段的有神论的界限；学习中外历史知识和现你自然科学知识，正确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理性同迷信的长期曲折的斗争，从而与“*”划清界限。当前，重要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它是我们战胜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的强大锐利的思想武器。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阐释了中西美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剖析了中西美学思想在当代相互靠拢、融合的发展趋向，并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美学体系，显示出对中西方文化、美学的内在精神及其历史嬗变的深切体认和精确把握。

自孔子以后，儒家确立，儒学成了中华古典文化的核心，二千五百年来深入人心，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更由于有了儒家思想，才凝聚了中民族。翻看甘五史，不管是哪个族的人为君，无不推尊孔子和儒学，这就明白地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统一起来的。认华文化，崇信孔子和儒学，就是中国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话可为典型：“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皇子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辽史·列传·宗室》）这说明辽太祖并没把自己视为边荒之外的人，而认定自己是“中国”——华夏的一员，是推崇中华各族共尊的文化的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团结、巩固，儒家思想的历史功绩是超卓的。儒家的学说，对现代与未来都仍有它积极的作用亦毋庸置疑。我上学前，先母授《三字经》等旧开蒙读物，算是受儒家思想熏染之初。五岁入北平惜阴小学，使用的第一个铅笔盒中间印的就是孔夫子像，至今忆之，宛然在目。真正老老实实读孔、孟和儒家经典，应从1956年上师范时至今，累四十多年了。虽也写了几部书，坦白地讲，我至今读古书也离不开工具书，我绝不敢说我对儒家什么什么经无误地读懂了——要说出这样个“懂”字岂是容易的。不在小学上下苦功夫，读古籍是弄不明白文意的，更甭说研究了。治古代文化，治儒学，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学问，才能避免曲解古文，才是对民族文化遗产负责，对读者负责。所以，我写这套书，首先是对我引来要说的古籍原文作疏通，然后再阐说，从而表达我的观点，故名之曰“通说”。我认为传统的注疏形式是好的，对古籍句句不漏地保存，读者便可以把上下文都看到，想断章取义地曲解去欺骗读者就办不到了。故，这套书中，对几部古籍都是全文通说，有的书如《忠经》、京房《易传》（辑录）等还是近现代没人研究和作过注疏的。我写此书，在文字上力求做到深入浅出——在我对古籍原文的深入理解，自己弄明白了其义之后，用浅近的话写出来。还要说句坦白的话：我写得很累！比用文言或半文言式的文字写，要费劲得多！有时候用白话阐说一句古文时，我久久地握着笔，不敢往稿纸上落。阐释古文，与翻译外文，同样是极难的。

中国的命运是与毛泽东思想紧密相连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也就没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十三个春秋。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是毛泽东著述活动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时期。在延安，毛泽东系统完整地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动力、革命的步骤，革命的策略方针和前途。《毛泽东在延安》一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哲学等方面分十二个专题介绍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著述活动。像这样比较系统地写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著述活动的书籍不算很多，或者可以说是尚属初创。初创之业，方显可贵。

萨特的一生是写作的一生，写作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也给他带来了来自各方的攻击。他因《存在与虚无》的写作而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又因《辩证理性批判》的写作而被称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也同时受到来自两方的指责，一些自称为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人指他在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动摇不定，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又指责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根本的东西。他被称为“难于索解的哲学家”。萨特因《恶心》的写作一举成名，因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等的写作而巩固了自己小说家的地位，因《词语》的写作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萨特拒绝接受），又因《苍蝇》、《禁闭》、《魔鬼与上帝》等的写作而成为戏剧家。萨特因三部文学评传《波德莱尔》、《圣！热内》、《家庭白痴》及十卷本的《境况种种》的写作而称为文学评论家，因其要完整地保持知识分子的诚实的政治活动而被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