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已经有了近三千年的发展历史。把中国哲学史建立为一门科学，距今不过五十多年。五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总形势的影响，有时繁荣和前进，有时停滞和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前进而非倒退。《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写的是一家之言，不求每个章节字数按比例分配。作者认为重要的，或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就多讲；认为不重要或没有多少新见、学术界都已注意到或讲得烂熟的问题，作者就少讲或不讲。因此，对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之间的论述占用的篇幅就显得不够匀称，而有些任其自然了。

这本书是继《理学的演变》（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午重版）之后的又一本关于理学研究的著作。初版于1989年。这两本书代表了我对理学（即新儒学）的基本看法。前者是从纵的即历史的层面进行研究，后者是从横的即理论的层面进行研究。当然，在纵的研究中有横的论述，在横的研究中也布纵的论述，但就整个思路而言，前者着眼于历史，后者着眼于理论。二者可以互相印证。就其历史层面而言，理学虽有分化演变，但就其理论层面而言，所有理学家都没有超出基本的也是共同的范畴体系。我研究理学范畴，虽然采用了西方哲学“范畴”这一术语，但是同西方的范畴学研究有很大区别。任何哲学都有范畴。但中国哲学，特别是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宋明理学，并不看重每一范畴的独立意义及其分析，而是重视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机系统。这正是我研究理学范畴的目的，也是这本书所要阐明的主要问题。至于这个系统是什么，它能不能说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基本特旺，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以引起学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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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庄子》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大部分。内篇共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子自己写的；外篇共十五篇，杂篇共十一篇，一般认为是他的学生或他的后学写的。总的来看，内篇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文笔的雄奇瑰丽上，都代表了庄子的最高成就，是全书妁精华部分。这一部分的文章，都是议论和比喻交错使用，而纯议论很少，主要是由趣味性强的寓言故事构成，篇与篇之间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有机体。 外篇和杂篇，一般是以篇首的两个字为篇名。篇与篇之间，甚至一篇内的各节之间，很少有组织与条理，因而一般称之为“杂纂”。”。 庄子的思想很复杂，不容易用几句话谈清楚。大体而言，他思想的主体有： 相信宇宙和人生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法则，即“道”。“道”主宰一切，人应该顺应它，不该违逆它；顺应它是正确的，违逆它就会造成灾难。他主张人应该逍遥自在，离弃形骸之累，抛弃智慧巧诈，不依恃他人，不求于他人，安贫乐道，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他主张人要顺应天道的变化，要自适其适，不勉强别人与自己一样，也反对别人把他的意愿强加给自己，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篇），要各自享受自己的快乐，逍遥自在，无思无虑地生活。

本书是第十届世界人道主义大会的论文集，所关注的问题都是在第十次世界人道主义大会上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广泛地涉及到了人道主义的一系列前沿研究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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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存在的沉思中，理性与价值始终是哲学关注的重心之一。从内涵上看，理性与价值是两个多义而复杂的范畴。以理性而言，当理性与感性相对时，它既可以指认识的能力与形态，也可以表征区别于个体存在的普遍本质（相对于感性存在，理性更多地体现了类的普遍本质）；在康德的感性、知性、理性三维结构中，理性所指向的便是形而上的对象；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又展现出认知与评价的不同维度；与之相联系的尚有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同样，与人的存在的多重向度相应，价值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狭义的功利形态，到广义的真善美，价值体现于不同的存在领域，并蕴涵了多方面的意义。作为人的存在与文化创造的相关维度，理性与价值有其交错、互融的一面。理性的沉思往往关联着价值的关怀，认识过程中认知与评价的互动、价值理性中理性与价值的交融，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价值的眷注也常常内含着理性之维，这不仅在于理性本身亦具有价值的意义，而且表现在以价值为内容的评价过程，总是处处渗入了理性的关照。从终极的层面看，价值总是与需要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曾对善作了如下界说：“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善是一种肯定的价值，欲则涉及人的需要，它既可引申为感性的欲望，又在广义上包括理性的追求；从后一意义上看，理性的向度便构成了价值关怀的本然内容。当然，在相对的意义上，理性与价值亦有各自侧重的一面。如果说，理性的探索更直接地指向求真的过程，那么，价值的关怀则较多地关联着向善的过程。就求真过程而言，问题总是涉及心与物、能知与所知、知与行、客体与主体间，以及思维方式、认知环节、逻辑推论等等；这一意义上的理性，往往以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形态出现。事实上，从康德开始，理性的批判便与认识过程的考察联系在一起。作为指向事实领域的过程，认识主要以得其真为内容。相形之下，以善的寻求为对象的价值关怀，往往难以回避行为规范、评价准则、人生理想、人格境界等问题，后者首先涉及广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从理论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来规定评价的准则。在广义上，价值可以区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形态。形式的伦理学或义务论强调一定的规范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本身就是善），因而只要行为合乎一定的规范，则它就具有善的性质；实质的伦理学有不同的形式，其中的目的论较多地突出了外在价值，强调由行为的外在结果来判定行为的意义。合理的思路在于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就价值对伦理学的本源意义而言，价值论似乎构成了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元理论（Meta－theory）。自哲学思维萌发之日起，理性与价值及其所内含的真与善之维便与智慧的探索结下了不解之缘。哲学史上，哲学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从各自的特定视域，对真与善、理性与价值作了不同的考察和定位。一些哲学家较多地强调了理性的认知之维，并将认知理性引入事实领域，从而使求其真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另一些哲学家则更注重善的追求及价值层面的终极关切，而所谓善，又有外在效用价值与内在的美德之分。对理性与价值的不同理解和侧重及真与善的分野，在近代逐渐引发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紧张与对峙。科学主义较多地注目于事实界，但同时往往以事实的认知拒斥了价值的关怀；人本主义以价值界为主要的关注之点，但亦常常由此而导向以善消解真。如何合理地定位真与善、理性与价值，构成了哲学史中的恒久难题。哲学的问题往往是古老而常新的。尽管提问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理路可以因历史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各自的特点，但面对的问题或问题的内涵却常常又有相近之处。在近代以来的思想演进中，我们可以一再注意到对理性的种种反叛。从哲学到广义的文化领域，在反本质主义、解构逻各斯中心、告别现代性等旗帜下，非理性之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理性的贬抑和批判似乎已浸浸然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另一方面，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和技术社会的逐渐形成，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开始受到了挑战：在技术理性的凯歌行进中，人似乎渐渐失去了其主体性而趋于对象化乃至工具化，与之相联系的则往往是存在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危机。这种具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表明，历史中的问题并没有成为过去。哲学不能归结为狭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狭义的知识论或认识论可以将如何在事实界求其真作为其主要的考察对象，但哲学作为智慧的学说，却以终极存在（being）与人自身之“在”（existence）的双重追问为题中之义，因而难以超越价值的关切。同样，哲学也不能被仅仅理解为与知识悬绝的超验玄思或非理性的神秘体悟。如前所述，就其本来形态而言，知识与智慧、理性与价值、真与善并非彼此分离，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紧张与对峙，不应当被永恒化。从哲学史上看，在真与善、理性与价值相分的历史现象之外，始终存在着融合二者的思维趋向，后者同时亦为今天重建理性与价值、知识与智慧、真与善的统一，提供了历史的先导。

本书目录简介：第一篇个体的怪圈，第二篇合体的错位，第三篇群体的阵痛。

据纽约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版本译出。

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对一个民族、一种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在精神领域，例如艺术，也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因此，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了解西方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