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大约在战国后期已经成书，并且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荀子·解蔽篇》把庄子作为批评的对象进行批评，便说明了这一点。对《庄子》一书最早进行研究的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刘安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但均已亡佚，其说已不得其详。西汉末年刘向曾对《庄子》一书进行过校勘和整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当是刘向所校理的本子。在汉代，庄子的文章及思想虽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对《庄子》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应该说是从魏晋时开始的。魏晋之初，玄学兴起。《周易》、《老子》、《庄子》成为研究的热点，时称“三玄”。清代学者洪亮吉《晓读书斋初录》：“《庄子》一书，秦、汉以来，皆不甚称引。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而书始盛行。陈寿《魏志·曹植传》末言晏好老、庄之言，《王桀传》末言籍以庄周为模则，于康则云好老、庄。老庄并称实始于此。于是崔误、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自此移矣。”（注）根据史书及其它资料记载，魏晋时注解《庄子》的书，达二十种以上。这些注解，最重要的有四家：崔馔、向秀、司马彪、郭象。据《经典释文·叙录》记载，司马彪注本为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另有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司马彪注本与孟氏注本均为五十二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篇数相同。因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认为：“《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陆德明认为这个本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其中有“后人增足，渐失其真”。因此，魏晋时期的注《庄》者，对刘向校理本“以意去取”，又作一次整理。郭象所注的《庄子》，便是这样的本子。郭象认为五十二篇本为“一曲之才，妄竄奇说，若《阏弈》、《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可见，在郭象看来《汉志》五十二篇本，后人“妄竄”部分占十分之三。既是“妄竄”，当然应该删去，所以郭象的注本为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将五十二篇删去十九篇，保留三十三篇。按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的说法：“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子玄是郭象的字，这就是说在当时学术界最为看重的是郭象的注本。郭象的注本，是流传至今的唯一完整的本子，其他注本在唐代以后均先后亡佚了。魏晋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动乱的年代，玄学就是在这个动乱的年代中兴起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玄学则是对汉代学风的反动。它推动了抽象思维的发展，《庄子》是抽象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魏晋时代的《庄子》研究对当时抽象思维哲理思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唐代是儒、道、释三家鼎立的时代。唐代虽崇尚儒学，而道、释也同时受到尊重，庄子被尊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真经》。因此，在唐代对庄子的研究依然十分盛行，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注解《庄子》的书达二十三种之多，在这些著作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三十卷。成玄英是唐代初年的道士，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被加号为西华法师。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的序中称：“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虽复词情疏拙，亦颇有心跻指归；不敢贻厥后人，聊自记其遗忘耳。”可见，成玄英的疏，所依据的是郭象的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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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的整个社会中，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子书的成果，校为适合学术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一些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言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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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探寻儒家社会哲学的真义与价值是本书的宗旨。本书在循着天道－人道－治道的内在逻辑，梳理儒家社会哲学基本观念的真义、本义及其演变历程和特质的基础上，反思它的历史命运与功能，以及在回应西学冲击与近现代化挑战的内部批判中呈现出的真精神。通过理论自身的返本开新、揭示儒家社会哲学与时代互动共进的契机。

本书所收三十余篇文章生组学术史研究笔迹为，便是为了集中展示当代学人的这种学术自审、寻求新的学术定位、再创学术辉煌的不懈努力。好在，近中国学界的这咱局面正在改善，知识分子与治学的话题正重新提起，一些“轻易绕不过去世”学养功夫也渐渐受到重视。在正面掘进的同时，一些学人开始了“退而结网”的努力。诸如学术规范的建立、学术方法的营构、学术传统的梳理、前辈学者学术品格的彰明，在回顾与反思中承续传统等，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它表明中国当代学术在历经风浪之后，正慢慢地“浮出海面”。\t\t\t\t\t\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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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革命的一种武器，讲到毛泽东同志在谈当代革命诗歌的创作问题时，指出“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也指出毛泽东南志对新诗的看法，按照贻玖同志的理解，毛泽东同志设想的“新体诗歌”是“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吸取民歌中生动丰富的营养，反映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一种诗体。”读到这里，使人想到鲁迅的话。鲁迅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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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重点，是对伦理学上的各种重要概念和范畴作家理上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在对中西伦理学史上的各种学说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作者在作这种清理时，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既有综合，又有取舍，思想上充满一种辩证的张力。从中，作者还给我们展示了中西各种伦理思想学术彼此交锋、争胜和驳难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