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在本书“前言”的“附注”中有言：“这本关于‘古代中国逻辑方法的发展’的著作，是我于1915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纽约时写的。它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我申请哲学博士学位的部分要求。1917年7月，我回国后，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并写成《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它所涉及的时期与这篇学位论文相同，而实际所使用的资料都包括在这本较早的英文著作中。”1922年10月，本书以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为书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本次影印的即该版本。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翻译了此书，由李匡武校订，1983年12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在本书的“导论”中有一言，可见胡适著此书之用心，“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论问题，尤其是如此。”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论述：其一，人生是选择的结果，人生的丰富、精彩程度与选择多寡正相关，越多的选择意味着人生越丰富，更多智慧的选择意味着人生更精彩。其二，选择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价值判断的能力与认知系统的性能正相关，即认知系统的性能越强，选择正确的概率就越高，行为的收益越大。其三，价值观是选择的工具，价值观的强弱与认知空间的结构性和系统性正相关，认知空间结构越丰富、系统越完善，价值观越强大。其四，构成认知空间的基本元素是记忆，记忆与经验正相关，经验越丰富，认知空间越复杂。其五，一切人生的问题都与选择直接相关。一切新闻传播的问题都与价值观直接相关。因此，价值观是新闻传播与人生选择的媒介（使两者发生影响的中介物），也是研究人生问题和新闻传播问题的枢纽。 作者围绕上述问题，把人生、社会、文明看作一个坐标系，来观察和研究新闻传播的价值和规律，把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作为走向精彩人生的桥梁，希望能给每一个思考人生意义和新闻传播未来的人，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的视角，和一点启发、借鉴。此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赋予新闻传播事业以某种哲学思考。

《时代的精神状况》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重要作品，出版80年来不断再版，是一部存在主义哲学的经典。这本书的写作背景是1930年9月纳粹党在大选中的巨大成功。面对30年代的社会危机、虚无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的热潮，雅斯贝尔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家庭、工作、国家、教育、艺术、科学等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表面上是在批判时代的精神状况，实际上却是在追问人类的本质。针对这一问题，存在主义给出的答案是，人之为人，就在于做出自己的选择，承担自己的责任。

《普罗泰戈拉》对话背景设定在伯利克利时代，即公元433年，苏格拉底当时约35岁。这篇对话被人们视为柏拉图的精品杰作，它不仅刻画了最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而且也提供了另外个两位著名智者——普罗狄科和希皮亚的思想概要。普罗泰戈拉在雅典的活动、他与伯里克利的友谊、他为城邦起草法律、他的不可知论和他的全部作品，促使人们对智者的教育做出更清晰的认知。 对话的开始为普罗泰戈拉的出场做了铺垫；随后是普罗泰戈拉出场并讲述美德的本性，这也是他有能力传授的内容。然后，苏格拉底对他这种能力提出质疑，并与之进行讨论，进一步引出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统一性的“悖论”。接下来是大段离题话，讨论了美德的起源，最后逐渐得出清晰的结论，所有形式的美德来自同一个源，即来自知识。 《美诺》所记录的对话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403年左右，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是异邦贵族青年美诺，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讨论的主题是“美德是否可教”，苏格拉底认为必先知道“美德是什么”才能回答与美德相关的其他问题。值得注意是，在这篇对话当中，苏格拉底提出 “回忆说”，通过考察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厮的几何学知识，向美诺证明了学习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

本书由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组织编写。书中将科学思想方法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聚焦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书中对这七种思维方式的科学内涵、重点要求和方法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并辅以具体案例，方便读者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理解、学习及在工作中具体运用。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提高能力培训的质量和水平，切实提高读者的七种思维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实践。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全新力作，他被誉为是继卡尔维诺、艾柯之后最受世界瞩目的意大利作家。他每本作品的出版，都会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不仅本本畅销，而且屡获大奖。其代表作品《海上钢琴师》《丝绸》等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广为流传。这本书以一个作家的视角，来审视数字化革命给现代人的生活和思维带来怎样的改变。在这本书中，巴里科首次运用了非小说体的写作方式，将游戏的发展比喻成王国的兴衰，将游戏的世界比喻成世界的版图，在一代代科技力量的更迭和革新中，游戏世界里似乎也一次次经历着硝烟与战役，尘埃落定，会产生不一样的文明和感悟。书中梳理了70年来数字化技术和应用的演变历史，从最早的电脑游戏《太空侵略者》，到脸书、推特、APP的问世。数字化的世界像是一个游戏世界，生活其中仿佛在玩一款虚拟游戏一样，形成与数字化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体验和思维，很多以前不可能实现的、不敢想象的事，已能够轻松实现，甚至连一些社会规则，都已发生改变，“玩法”不同了。这一旅程描绘了数字革命给人类体验带来的变革。这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作品，作者以人类思考、感受和交流的方式追踪一场革命的轨迹——并试图发现它对我们的未来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用作家独有的敏感，生动切实地描绘了这些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数字化现实给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的改变，以及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作者跨文化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给了科技和电子产品不一样的思考。这里面有让人惊喜和沉迷的地方，也有值得人深思和警惕之处。

本书为我国知名哲学家夏可君过去20年来学术与思想的结晶，体现出作者个人的哲学进路：从海德格尔的差异，到德里达的延异，再到作者的诡异，并融入了道家思想的现代转换。本书剖析了来自哲学本身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回应哲学内部的问题，接续哲学史，回应德里达的“绝境”逻辑，重新思考“游刃有余”的中国智慧在当代的价值；另一方面，作者以自己独有的“余让”与“余地”概念，在伦理上重新解释“让予”的原初姿态，形成不同于黑格尔以来西方辩证法的“余让的哲学”，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给出了来自中国哲学的深刻而富于创造性的回应。在文体表达上，本书体现出思辨的细腻与逻辑的严谨，并让“余”“让”“虚”等中国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剩余”“礼物”“chora”等概念，经过当代经验的深度融合后，获得普遍性的表达，体现出几代中国学人的艰苦努力：让哲学说汉语，让汉语说哲学。同时，也是超越各种汉语哲学，而上升为世界哲学。

20世纪70年代，西欧多国的共产党员面临一个关键抉择：是进入资产阶级政府担任职务，还是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想。而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权力的结构以及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革命策略作出最具开创性的分析的，正是葛兰西。本书是安德森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葛兰西的一次回望，对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进行了细致的语文学分析，使读者得以领略葛兰西高度原创的思考以及其中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缝隙与空白，从而为人们未来向何处去提供了一些启示。

《工具论》六篇，作为罗斯（W. D. Ross，1877—1971）主编的牛津英文版《亚里士多德全集》（共12卷）第1卷，于1928年出版。其中，《范畴篇》（Categoriae， 1a – 15b）和《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 16a – 23b）由E. M. Edghill（1881—1964）翻译，《前分析篇》（Analytica Priora， 24a – 70b）由A. J. Jenkinson （1878—1928）翻译，《后分析篇》（Analytica Posteriora， 71a – 100a）由G. R. G. Mure （1893–1979）翻译，《论题篇》（Topica， 100b – 164a）和《辨缪篇》（De Sophisticis Elenchis， 164b – 184b）由A. W. Pickard-Cambridge （1873–1952）翻译。《后分析篇》由于版权问题，本次未收入，故本书名为《工具论（五篇）》。影印的版本为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的1963年重印本。原书在《后分析篇》后有前4篇的索引，在书最后有后两篇的索引，影印时不收。

由中国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吉林大学承办的第十届中国法国哲学年会，于2021年11月在长春举办。本届年会主题是“词语•身体•权力”，共提交会议论文三十余篇。书稿内容以第十届中国法国哲学年会参会论文为主体，精选其中部分优秀论文辑集出版。内容包括：复旦大学莫伟民教授的《竞争或斗争——阿隆工业社会阶级理论探析》，探讨了法国哲学家阿隆的工业社会阶级理论；吉林大学王福生教授的《多的柏拉图主义与共产主义观念》，讨论的是法国当代哲学家巴迪欧的思想；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继华教授的《诗性的致意/拯救——德里达与德吉论“命名”》，讨论了在遭遇“诗的风险与机会”之时刻，在面对“不可能的命名”这一使命之时，德里达和德吉之间的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