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泰戈拉》对话背景设定在伯利克利时代，即公元433年，苏格拉底当时约35岁。这篇对话被人们视为柏拉图的精品杰作，它不仅刻画了最著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而且也提供了另外个两位著名智者——普罗狄科和希皮亚的思想概要。普罗泰戈拉在雅典的活动、他与伯里克利的友谊、他为城邦起草法律、他的不可知论和他的全部作品，促使人们对智者的教育做出更清晰的认知。 对话的开始为普罗泰戈拉的出场做了铺垫；随后是普罗泰戈拉出场并讲述美德的本性，这也是他有能力传授的内容。然后，苏格拉底对他这种能力提出质疑，并与之进行讨论，进一步引出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统一性的“悖论”。接下来是大段离题话，讨论了美德的起源，最后逐渐得出清晰的结论，所有形式的美德来自同一个源，即来自知识。 《美诺》所记录的对话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403年左右，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是异邦贵族青年美诺，智者高尔吉亚的学生，讨论的主题是“美德是否可教”，苏格拉底认为必先知道“美德是什么”才能回答与美德相关的其他问题。值得注意是，在这篇对话当中，苏格拉底提出 “回忆说”，通过考察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厮的几何学知识，向美诺证明了学习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

本书由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组织编写。书中将科学思想方法作为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聚焦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书中对这七种思维方式的科学内涵、重点要求和方法路径进行了系统阐释，并辅以具体案例，方便读者理论联系实际，进行理解、学习及在工作中具体运用。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提高能力培训的质量和水平，切实提高读者的七种思维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实践。

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是萦绕在很多人心中的疑问。与那些具体的学科和专业技能相比，哲学看起来像是一门“无用之学”，因为无法直接用来解决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哲学无用，因为它原本就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读完《哲学与生活》，你会对哲学有所改观，并且真切地感受到，哲学距离生活一点都不远。面对人生中的诸多困惑，哲学虽然无法为我们提供确定性的答案，却能成为一种指引，让我们借助先哲们的不同观点和人生态度，拨开心中的迷雾，看清对自己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继而做出忠于自己的选择。

迄今为止的所有西方哲学史都是以“形而上学”为“第一哲学”的思辨哲学史，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在这样的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和描述，但传统哲学的核心与使命却是伦理学：寻找至善的存在机制为时代精神和个人生存安身立命。本书一改传统哲学史的写法，首次尝试写出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史，这样的哲学史真切领悟古希腊“伦理”作为“美好生活”的“存在机制”，因而作为“存在之家”的本源意蕴，从而深入到哲学文本的灵魂之境，解读出古希腊直到古罗马的德性论伦理形态。因而本卷的整体内容是系统梳理古典哲学的德性伦理之谱系：从古希腊神话源头考察古希腊德性论的起源；从智者派与苏格拉底的论辩，考察苏格拉底式伦理学德性知识论的特点；从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变迁，把从希腊化开始一直到古罗马的伦理学作为德性伦理的第二经典形态，考察他们将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之后，伦理思想的进程与社会伦理生活和个人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为我国知名哲学家夏可君过去20年来学术与思想的结晶，体现出作者个人的哲学进路：从海德格尔的差异，到德里达的延异，再到作者的诡异，并融入了道家思想的现代转换。本书剖析了来自哲学本身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回应哲学内部的问题，接续哲学史，回应德里达的“绝境”逻辑，重新思考“游刃有余”的中国智慧在当代的价值；另一方面，作者以自己独有的“余让”与“余地”概念，在伦理上重新解释“让予”的原初姿态，形成不同于黑格尔以来西方辩证法的“余让的哲学”，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给出了来自中国哲学的深刻而富于创造性的回应。在文体表达上，本书体现出思辨的细腻与逻辑的严谨，并让“余”“让”“虚”等中国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剩余”“礼物”“chora”等概念，经过当代经验的深度融合后，获得普遍性的表达，体现出几代中国学人的艰苦努力：让哲学说汉语，让汉语说哲学。同时，也是超越各种汉语哲学，而上升为世界哲学。

李荣是初唐著名道教思想家和重玄学大师，其《道德经注》蕴涵的哲学思想，可以看作是以老庄道家哲学为本位、扬弃魏晋玄学和佛教中观学说、吸收儒家思想而形成的一个熔道儒释于一炉的具有较强思辨特征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以道论为根本，以人论为核心，始于道体论，继而展开道性论、道用论，进而开出知道论、履道论、乐道论，最后终于同道论中的理想人格理论，构成了一个由道而人、又由人而道的较爲严整的思想系统，其中内含丰富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修养论、人性论、治国论等思想。从李荣《道德经注》中可以看到，李荣以理言道、以道与气论天地万物生成、以道与气论人性等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宋明理学的理本体论、理气之辨、天命与气质二性论。《道德经注》仅对理解李荣思想，而且对把握重玄学的思想义涵、认识重玄学的源流影响等具有重要文本价值，故在中国哲学史特别是道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理者分别以《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所收李荣《道德真经注》、李荣《老子德经》敦煌写本残卷（P.2594、P.2864、S.2060、P.3237、P.2577、P.3277）、《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所收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中所引李荣《道德经注》经注文字所收录之部分，为《道德真经注》相应部分之底本，并以顾欢《道德真经注疏》等四种古本为参校本，以蒙文通《辑校李荣》等五种现代辑新本为参考本，博采众长，参以己见，著力是书，实为一部后出转精之“合校”本。

本书从理论、方法和运用三个维度，探讨并使用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反思当下、主体、批判、启蒙、知识型、劳动、西西弗斯、生命政治、动物伦理和权力技术等哲学问题。在呈现福柯思想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将福柯研究散发出来的“光”投射到具体的理论、文本和事件中，以此产生斑驳绚丽的影子之舞。本书的呈现方式多元、形式独特，既有严谨的学术论文，又有流行报刊的书评，还有与同行学者的私人对话，尤其别树一帜的是以竖排文字随机列于书页边缘的日常研究感悟。这一系列安排旨在打破惯常的线性和同质化读书习惯，使读者可以在严肃与轻松、有序与无序、连续与跳跃、必然的理性思辨与偶然的思想火花中获得属于其自身的理解张力和想象空间。

本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在这部分，费尔巴哈认为近代哲学始于新教，完成于黑格尔，近代哲学是一个将上帝实化和人化的过程，黑格尔将上帝（绝对精神）设想为一个活动过程，就是对近代哲学的一个复写。第二部分阐述了新的哲学，即人本学唯物主义。在这部分，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思维的感性实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以人为基础的，此外，人的本质只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因此，要建立一种爱人的哲学，或者爱人的宗教，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哲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本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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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权力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其中，重点对具有人工智能能力的大数据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的历史脉络和特征进行了描述，并探究了针对人类的分布式伦理能动性与人工智能的道德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塑造这些基础设施的开发者、科学家、立法者与使用者的实践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