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保留了颜书的风格，结体饱满、严整、大方。何绍基作书结体，不求姿态，唯求沉稳雄健，倚重运笔。他自己曾讲：「余肆书泛滥六朝，仰承庭诘，唯以「横平竖直」四家为律。」笔画横平竖直，不作斜势，这是篆隶结体的特点，何绍基把它运用在行楷书中，藏巧于拙，这是一般人很少做的。一字之中，点画或粗或细，变化丰富，韵律和谐。周边有些笔画向外拓，尤其是其中的撇和捺，虽不如行草书那样突出，但在本卷中也不时可以发现，这都是师法颜书的表现。在行气布白上，由于是在朱丝格内书写，字与字间，行与行间，行与行间，布局匀停，节奏明快，与圆劲的运笔、平实饱满的结体，达到和谐统一。通篇法度严谨，兼取众长，用笔遒健，笔笔入纸；点线沉着，无飘忽轻佻之弊。气韵生动，神融笔畅，天机洋溢，一气呵成。布局无奇无险。浓墨重书，足为学者导师。而其「格言」赋予浓厚的生活哲理性，对人们今天如何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并如何对待和处理好这些人和事，颇有禆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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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基本源于中国，而自有发展。作为文化之一的篆刻艺术，同样受到中国篆刻艺术的影响，但经过日本人民和篆刻家数百年来不断的努力吸收、消化，而能自成风貌，并具有较浓厚的民族风格。中国传人日本最早的篆刻作品，当推1784年2月23日在日本福冈县博多湾志贺岛发现的金印“汉委奴国王”。这是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赐给日本倭奴国使者的印绶（现存福冈县博物馆）。稍后，三国魏明帝景初三年（239），魏帝又授与倭邪马台国女王“亲魏倭王”金印（见《魏书．倭人传》）．隋唐时候，日本派遣大批遣唐使到中国，全面吸收汉唐文化。现留存日本持统天皇六年（692）后的官用文书上，有当时的官私印钤本。从印文与形式大小来看，都极似我国隋唐时期的官私印，如“天皇御玺”、“大政官印”等高级官员之印，多为小篆；诸司、诸国印，多与六朝碑志和篆额近似；郡、仓印多为楷书。民间私印除楷书外，亦多唐宋时押署的“花押书”和齐梁流行的“杂体书”印。宋元时期．日本禅宗兴隆，除日本留学僧外，尚有不少中国僧人赴日讲经传道，有的长久留住日本，他们为继承中国交吡传统，兴起日本的书法篆刻艺术，有着启导的影响．

莫扎特写的小奏鸣曲称为《六首维也纳小奏鸣曲》各由三个或四个乐章组成。第一首与第六首的第一乐章为奏鸣曲式，包含有对比的主题、副题以及展开和再现，其他几首的第一乐章仅是三段体或二段体结构。小奏鸣曲的第二乐章都是有三声中部的小步舞，第三乐章则是抒情的慢板。最后一个乐章大都采用活泼、快乐的回旋曲式。各乐章篇幅都不长，结构简明，织体精练。演奏莫扎特的小鸣奏曲，一般来说，快板不可弹得太快，慢板不能奏得太慢。强弱力度应适当，踏板宜少用。要以清晰、均匀的指触，纯净、透明的音质，准确，生动的节奏，典雅，戏谑的情趣，充分表现出莫扎特音乐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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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东晋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他是王羲之第七子，做过州主簿、秘书郎、长史，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故人称“大令”。在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为“二王”。从献之幼年起，王羲之便向他传授书艺。据说，羲之曾经从背后掣拔其笔，试测他的笔力，叹云：“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可见王羲之很早就对他寄予厚望。传为王羲之所撰的《笔势论》云：“告汝子敬，吾察汝书性过人，仍未闲规矩”，“今述《笔势论》一篇，开汝之悟”，并“今书《乐毅论》一本”，“贻尔藏之”。献之确实书性颖悟，不仅于技法上如此，而且能将意趣渗入书法中。相传有一次献之外出，见北馆新涂的白色墙壁很干净，便取帚沾泥汁写了方丈大的字，观者如堵。羲之见而叹美，问是谁作的，众人答云：“七郎。”王献之书学思想高超，有远见。他劝父亲改体，不过十五六岁。他的书学见解之深似乎与年龄不相称，但却是事实。唐张怀瓘《书议》记载王献之对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献之认为事贵变通，章草的字字独立以及波磔的生发，不能表现出更宏大的气势、奔逸的律动。在深入研究之后，他认为藁草与行书之间可找到突破“往法”的途径，建议父亲应当“改体”。王献之对于传统书体的深刻研究，对于创新路数的用心探索，确有过人之处。创新变体的书学是灵魂主宰并导引着这位书圣的后代。他要突破往法，另辟一新天地，而且也想超越其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树新帜。虞（龠禾）《论书表》载：“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指王羲之）？’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王献之并非是不知天高地厚之辈，他的自我评价亦非无稽之谈。孙过庭《书谱》载，羲之往京都，临行题壁。献之偷偷地把它抹掉，另外写过，自以为写得不错。羲之回家看见了，叹曰：“我去时真大醉也。”献之内心感到惭愧。这传闻足见献之虽有志与父争胜，却亦有自知之明。献之学父书，又转学张芝，他不仅劝父“宜改体”，而自己也在实践另创新法。本书选编了王献之名篇行书《中秋帖》、《鸭头丸帖》等，楷书《洛神赋十三行》多种版本，《淳化阁帖》宋刻本和顾刻本，草书《送梨帖》、《十二月割至残帖》等。

《汉张景碑》镌立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一五九年）。身高二一五厘米，宽五四厘米。一九五八年在河南省南阳市出土，出土时四周残损。碑文隶书。《文心雕龙·诔碑》中说：自汉以来，碑碣云起，但因年代久远，留存下来的不多。张景碑的出土，对研究我国书法史是很宝贵的资料。碑文书法，结构谨严，体势开张，笔划秀丽多姿，可以说是汉隶成熟阶段的代表作品之一。现据初拓本影印，供爱好书法的读者欣赏和参考。

柳公权（公元七七八年：八六五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人（今陕西耀县）。是我国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因他官至太子少师，故后人又称他为（柳少师）。他的书法骨力遒劲，舒展开朗，为后世所称道。是晚唐继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位书法大家，世称“柳体”。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一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裴休撰文，柳公权正书并篆额。《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选字放大还原墨迹）》系柳氏代表作，于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现精选其中常用字，经过放大并还原成墨迹，便于书法爱好者及广大中小学生临摹学习。

《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碑高三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十三行，行二十字，楷书。唐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颜真卿为抚州刺使，路过江西南城，浏览麻姑山后，撰文并书写。大历六年（公无七七一年）四月立。此碑书法端严雄秀，为颜真卿楷书的代表作之一。其字横轻竖重，字形相向，用笔易方为圆，以转代折，笔姿轻妙。宋欧阳修《集古录》谓：“此记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原碑久佚，在明代为雷火所毁，故拓本稀少。翻刻甚多，皆失真。此册影印的是明翻刻明拓本，为广大书法爱好者临习颜体楷书提供了极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