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介绍了美国有影响的电影工作者约500余人，含生卒年、主要经历、艺术成就及著作。

本书收文23篇，分别介绍了上起周公、管仲、下迄海瑞、张居正等的生平和业绩， 这些人物在历 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政治上有所作为，给我们以启发。

本书收集外国著名小提琴家三百人，包括十七世纪以来在小提琴演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或在小提琴教学和曲目创作上有显著贡献的人物，扼要介绍其师承关系、艺术特点和事业成就。书后附有小提琴曲目选录，以备参考。经过一个世纪积累的丰硕的小提琴艺术成果，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有待深入的研究，这本小辞典只能起到索引的作用而已。

汪精卫这个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40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事都跟他有关，才子、壮士、名流、信徒、左派、领袖，他都当过，最后却蜕变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头号汉奸。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汪精卫的一生光怪陆离、五光十色，我们想做的工作是还他以本来面目，在这个人身上寻找一些值得寻找的东西，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我们再版《佩剑将军张克侠军中日记》，以纪念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的张克侠同志。 这部日记始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7月，止于1948年10月，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的张克侠，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率所部2.3万余人战场起义，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受到中共中央通电嘉勉。 鲜为人知的是，张克侠实为1929年入党的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名特别党员。他深谋远虑、运筹帷幄，遵照党的指示长期潜伏、孤身作战，为掩护革命志士，为培养和发展爱国进步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本书初版于1988年7月。此次再版，修订了原书中的少量差错；并根据作者亲属的要求增加了若干重要的历史照片；还收录了一篇公开发表过的张克侠回忆淮海战役战场起义的文章，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和他所记录的那个年代。

回忆往事的时候，人们爱说“往事如烟”，如果没有包含某种消极的清绪，这句话确有一定道理。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人们所经历的一件一件事情，都同过眼烟云一样飘浮而过，慢慢的会在记忆里消逝。时光过了几十年后，一旦想要重新从记忆里追溯，真是谈何容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珍贵资料毁于炮火与战乱，没有保留下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即使比较重要的经历，也已在记忆中淡漠起来，难保翔实无误。这次撰写本书的时候，有的同志帮助查阅过有关档案、图书等各种资料，有些重要章节曾送熟悉情况的同志提出意见。但因本书涉及的事情较多，跨越的年代较久，尽管主观上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符合史实，仍旧会有遗漏或者记述不够准确的地方；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对于某些事件的分析判断也难免不够恰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安德罗波夫维持了15个月，契尔年科仅仅支撑了13个月。政治局此时已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病态的窘困。红场变成了巨形殡仪馆，莫斯科广播电台连柴可夫斯基节奏缓慢的音乐都不敢播放，唯恐让人以为接下来又要播送讣告了。这一次老人们痛下决心，将眼光转向了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时年51岁。终于，苏联有了一位比它自身年轻些的领导人。

书试图写出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如何通过逆境走向升华。大画家卫大霖的少年梦行、日本求知，异国情侣，在战火、误会、孤独中依靠对历史自觉的使命感，对泥土与艺术狂热的爱，完成七十年代中国最辉煌的静物、风景油画。证明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决不比欧美人差。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来比较，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唯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作老师的。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三零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难，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日子而挣扎下去。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象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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