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无疑是当代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1997年4月11日，正值他创作巅峰之时却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留给读者无尽的惋惜和怀念。然而，他提供的文本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失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亦显现。他创造的文学与美，像一束强光，透过时间的阻隔，启迪了广大青年的心灵。这套《王小波全集》共分为十卷本。第一、二卷为杂文把王小波留下的35万字的杂文全部收录，另外还将原来从来没有收入的杂文分别插入两卷中。第三、四、五卷为长篇小说和剧本。第六、七卷为中篇小说。第八卷为短篇小说。第九卷为书信，除收入原《爱你就像爱生命》中的书信外，还收入了新近收集到的王小波部分书信，并将李银河写给王小波的信及他们二人的部分照片也收入其中，这些都是第一次公开出版。第十卷为未竟稿，所收作品除原《黑铁时代》中的三篇小说未竟稿外，其余作品都是李银河根据作者留存下来的电子文件新近整理出来的，也是第一次公开出版。这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了作家夫人李银河和作家生前好友们的热心知道和帮助。

郁钧剑不但在歌坛驰骋近30年，是听众熟悉的艺术家，还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作家，不时有散文、诗歌、书画作品问世，曾在许多报刊开辟专栏，以清新隽永的散文言情、叙事、咏物、忆往，其中对许多文艺家的描绘，有情有趣、情节动人，颇得读者的好评。本书收有郁钧剑10年来的各类散文。在他的笔下，文坛宿将、艺坛名流，都被还原为一个个普通人，在一件件生活小事中可以显露出他们的真性情；作者对少小时的细腻回忆，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波澜、岁月的流转、环境的巨变和人生在动荡中积淀下来的一份深沉的思索。

对于以思维为乐趣的人而言，王小波无疑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这些年，他提供的文本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失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亦显现。他创造的文学与美，像一束强光，透过时间的阻隔，启迪了广大青年的心灵。 为了纪念这位不朽作家离世十周年，首次编辑出版了《王小波全集》十卷本，该套书收录了王小波生前的重要著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整理出来的思想火花。全套书分为杂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书信集及未竟稿，约200万字。每部均配有王小波亲笔签名的精美藏书票。本书是全集之四。

对于以思维为乐趣的人而言，王小波无疑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这些年，他提供的文本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失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亦显现。他创造的文学与美，像一束强光，透过时间的阻隔，启迪了广大青年的心灵。为了纪念这位不朽作家离世十周年，首次编辑出版了《王小波全集》十卷本，该套书收录了王小波生前的重要著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整理出来的思想火花。全套书分为杂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书信集及未竟稿，约200万字。每部均配有王小波亲笔签名的精美藏书票。《东宫西宫》讲的是男人之间同性恋的故事，它几乎没有种情欲氛围，整个故事是靠夜色、对话和一些意识流的回忆镜头和幻想镜头组成的。就两个男人，一个同性恋作家，阿兰，一个英俊的警察，小史。小史把“搞流氓”的阿兰带回派出所审问，在好奇和蔑视的双重心境中让阿兰自述他那奇怪的人生。一个夜晚过去了，阿兰通过语言将小史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完全释放出来，就像启开了一个魔瓶，晨光中，小史像重新投胎似的兴奋和恐惧。

四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五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于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于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六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七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P4-P7

对于以思维为乐趣的人而言，王小波无疑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在王小波去世后的这些年，他提供的文本的价值不仅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失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亦显现。他创造的文学与美，像一束强光，透过时间的阻隔，启迪了广大青年的心灵。 为了纪念这位不朽作家离世十周年，首次编辑出版了《王小波全集》十卷本，该套书收录了王小波生前的重要著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首次整理出来的思想火花。全套书分为杂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书信集及未竟稿，约200万字。每部均配有王小波亲笔签名的精美藏书票。本书为全集之第二卷。

“我们越长越大，父母越来越小。”作者生活在一个家有患病父母的家庭，个人的事业已无暇顾及，生活的重心是如何照顾二老的生活起居及看病养护。病中的父母不通情理，无端地猜忌、怀疑，全家人的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作者对自己几年来的亲身经历进行了追述，巨细无遗，尽情倾诉，向读者展示了一种真切而又复杂的情感体验，其中既有辛酸怨怼，也有理解和守望，从而引发读者对生命、责任、对社会养老现状和医疗制度等多重关注与思考……我小心翼翼地用温水擦拭母亲的身体，和嘴角边留下的吐过以后的斑斑血渍。每个动作都毕恭毕敬，发自内心。“妈，咱穿衣服了——”“妈，穿袜子了——“妈——”一边为母亲穿衣服，我一边低语。母亲躺在我的臂肘间，任凭我搬弄，毫无反应。我为母亲最后梳理了凌乱的白发，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滴在母亲的脸上。前尘往事。天上人间。——第一章回家父亲坐在前座，我坐后面。傍晚，有路灯从车窗划过，我抬眼正看到父亲的一头白发。我第一次感到父亲老了——那年父亲大概不到70岁。我暗自算计着，如果父亲能再活十年，也不过3650天，也不过87600小时——这就是我能跟父亲在一起的全部时间了。这样算着，自己难过得掉了眼泪。——第四章寂寞的花园

2006年4月13日，从新疆传出的消息，成为轰动全国媒体的新闻：在罗布泊库木都克附近发现一具干尸，疑似彭加木遗体。于是，26前在罗布泊失踪的著名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戈壁沙漠深处的库木都克失踪之后，叶永烈也加入了搜索彭加木的行列。经过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科学家钱学森的特批，他成了除一位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之外，唯一获准进入罗布泊搜索的作家。谈起那具疑似彭加木遗体干尸，叶永烈表示，26年过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具干尸究竟是不是彭加木遗骸，已经变得并不那么重要。“26年后我仍希望出版这部书，今日追寻彭加木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彭加木精神，重新唤起人们对当年那种献身科学、献身边疆精神的记忆。今日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更需要强调彭加木精神。”26年前，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率队进入罗布荒原进行探险考察时，意外失踪，受到举国关注。著名作家叶永烈经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特批，进入当时戒备森严的核基地——21基地。作为特准进入这一禁地的惟一作家，叶永烈进行了艰辛紧张的追踪采访，获得了丰富的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世易时移，有些资料已再难接近，今日再看，更觉弥足珍贵。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这部资料翔实的长篇纪实作品几经审查仍是胎死腹中。如今在罗布泊库木都克附近发现的干尸疑似彭加木遗体，人们又怀念起这个熟悉的名字，各种风传的说法和猜测又起，而叶永烈的这部作品经过新材料的补充和修改也终于面世以告慰逝者，同时给人们一个可信的解答。

《随想录》第五集三十篇写成，我给这个集子起了一个名字：《无题》。三十篇“随想”篇篇有题目，收在一起我却称它们“无题”。其实我只是借用这个名字说明：绝非照题作文。我常常写好文章才加上题目，它们不过是文章的注解，所以最初三十篇《随想录》发表时，并没有小标题。那还是一九七八年年底的事，已经过了八年了，当初预定五年写成的书，到今天才勉强完成，更没有想到一九八二年起我又患了病。有人不相信我有病，他们认为我的生命力很强，经受十年的折磨后还可以精力充沛地做许多事。的确还有许多事留给我做，可是一旦生病，我就什么都完了。我真的生了病，而且不止一种病，一九八二年是我生病最多、最痛苦的一年，接着一九八三年又是我治病、养病的一年。这些情况在前一个集子（《病中集》）里我已经讲过了。当时的困难比我在书中写的多，但想到“文革”十年的遭遇，我却又乐观起来。（只要“文革”不再来，我什么都不怕！）朋友们劝我少写或者不写，这是他们对我的关心。的确我写字十分吃力，连一管圆珠笔也几乎移动（的确是移动）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着笔动。我坐在书桌前干着急，慢慢将笔往前后移，有时纸上不出现字迹，便用力重写，这样终于写出一张一张的稿子，有时一天还写不上两百字，就感觉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我写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的“随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凑起来的。我不是为了病中消遣才写出它们；我发表它们也并不是在装饰自己。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我在“随想”中常常提到欠债，因为我把这五本《随想录》当作我这一生的收支总帐，翻看它们，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能够主动还债，总比让别人上法庭控告、逼着还债好。帐是赖不掉的。但是这些年我们社会上有一种“话说过就忘记”的风气。不仅是说话，写文章做事也都一样，一概不上帐，不认帐。今天发表文章骂你是“反革命”，过一年半载同你见面又握手言欢，好象什么话也不曾说。所以有些朋友听我说起偿还欠债，反而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又不是你犯了大错，应该算清总帐的时候，何必管那些事情？有人看见我常常纠缠在一些功过是非上，为过去一些表态文章责备自己，就劝我不要太认真，他们说你看报刊评论员经常写文章叫人说真话，讲东论西，谈天说地，仿佛一贯正确，从未记帐认帐，好象我讲出来就是真话，你只要唯唯诺诺，万事大吉。这样说过就算，岂不十分干脆？我的回答是：过去即使我习惯于跟着别人走，但做一个作家既不是高人一等，也不能一辈子人云亦云，我总得讲几句自己的话，何况我就只有这末一点点时间，就只有这末一点点篇幅。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我劝过朋友，要把心交给读者，我责问自己：究竟讲过多少真话？！我应当爱惜手边的稿纸和圆珠笔，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浪费的了。读者也不想多听老人的唠叨，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我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这是最后的一次了。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是真是假，我等待你们的判断。同这五本小书一起，我把我的爱和祝福献给你们。

我按照预定计划将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录一篇（《我和文学》）编成一个集子，作为《随想录》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我给第二集起名《探索》，并无深意，不过因为这一集内有五篇以“探索”为名的“随想”。其实所有的“随想”都是我的探索。《随想录》的每一位读者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可以坚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论刺痛了什么人，别人也有权回击，如果乱棒齐下能打得我带着那些文章、言论“自行消亡”，那也只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会顽强地活下去，我的“随想”也决不会“消亡”。这一点倒是可以断言的。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几篇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迎头一瓢冷水，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头脑清醒。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从我闯进“文坛”的时候起，我就反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一直到今年四月在东京对日本读者讲话，我仍然重复这个老调。并非我喜欢炒冷饭，只是要人们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决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写小说，第一位老师就是卢骚（梭）。从《忏悔录》的作者那里我学到诚实，不讲假话。我写《家》，也只是为了向腐朽的封建制度提出控诉，替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鸣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决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五十多年来我受到好几次围攻，“四人帮”烧了我的作品，把我逐出了文艺界。但他们一倒，读者们又把我找了回来，那么写什么呢？难道冥思苦想、精雕细琢、为逝去的旧时代唱挽歌吗？不，不可能！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继续把《随想录》写下去，作为我这一代作家留给后人的“遗嘱”。我要写自己几十年创作的道路上的一点收获，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大学生责备我在三十篇文章里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他们的天真值得人羡慕。我在“牛棚”的时候，造反派给我戴上“精神贵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贵族”自居，其实这几位香港的大学生才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贵族”。中国大陆给“四人帮”蹂躏了十年，千千万万的人遭受迫害，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人的身上都留着“四人帮”暴行的烙印……难道住在香港和祖国人民就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试问多谈“四人帮”触犯了什么“技巧”？在今后的《随想》里，我还要用更多的篇幅谈“四人帮”。“四人帮”决不止是“四个人”，它复杂得多。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还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了。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总会弄出点眉目来吧。尽管我走得慢，但始终在动；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这是多么困难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会不会有成绩？这对我也是一次考验。过去的十年太可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不允许再发生那样的浩劫。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如果大家都有洁癖，不愿意多看见“四人帮”的字样，以为抱住所谓“文学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么任何地方都会出现“牛棚”，一张“勒令”就可以夺去人的一切权利。极左思潮今天还不能说就没有市场，在某些国家人们至今还不明白我们怎样度过那十年的浩劫。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们遭受了苦难，才让你们看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据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们也不曾对他们解释明白。两年前外国朋友常常问我：“‘四人帮’不过四个人，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面回答他们。但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我准备花五年的工夫，写完五本《随想录》。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