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拟从历史文化和生命美学的高度重新解读《红楼梦》的史论专著。全书共分《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总体结构及其存在论意味》《贾宝玉的死亡准备》《林黛玉的爱情期待》等十五章。作者摆脱了传统的阅读方法而从《红楼梦》所提供的真实图像和丰富的信息之中，解析出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在王国维的悲剧说和胡适的考据说之后，标出了又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即从灵、梦、情的三维结构上探讨《红楼梦》的总体结构、叙述风格、人物造型、意象构建，及其之于整个历史文化的审美价值和之于整个人类精神的反省意味。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既解读了《红楼梦》，又解读了中国文化及其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化之背景。本书前言自序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二本书是天书，一本是《周易》，一本则是《红楼梦》。有关《周易》，我辈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无法阐释。所幸的是，我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分。不仅是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结，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我在1992年写的《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已深感从《红楼梦》到王国维之死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1993年《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仆后继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有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两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两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存活下来。经过这一系列的重创之后，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亡的课题。

《张曼菱评点红楼梦》是张曼菱多年来潜心于红学研究的结晶，为近来“红学研究热”中之奇葩。其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可谓字字珠玑，语语惊人。作为中国女性评红出集之第一人，张氏文化视野宽阔，才贯中西，情通现实，展示了其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红学奇才的绝代风华。

一部名著创造的奇迹 几代学人结下的因缘 执掌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竟然是一位红学爱好者，经常以贾母自比，引发宫廷读红热；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早年竟然是个索隐派，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传世名著《红楼梦考证》是在书商催逼下仓促写就；一位普通编辑改变了一代中国人阅读《红楼梦》的习惯……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并非小说家虚构的情节，而是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风起红楼》一书，无论是难解的学术公案，还是复杂的人间恩怨，作者无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曲折有致，将现代红学发展历程进行追溯和还原，为读者揭开了一个个隐藏在红学背后的秘密。

【编辑推荐】王尧素以研究“文革文学”和散文史著名，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广博，思想立论谨慎、严密。他通过梳 理原始史料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视角，为求证当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他的分析，善于发现覆盖在研究对象上的学术肌理，他的判断，常常带着可贵的学术反省和自我质疑，他不回避自己面临的思想疑难，不迷信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冀望于对众多文学实践活动的有效清理来缓解内心的焦虑。 【目录】 第一辑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口述史”与文学史写作1985的“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第二辑“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争论余秋雨的背后知识分子话事转换与余秋雨散文“最后一个中国古典抒情诗人”追问与倾诉“与永恒拔河”的人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民谣时代”的求索与倾诉寻找精神栖处时的独语第三辑“陈奂生战术”：高晓声的创造与缺失李锐论小海的诗学一份杂志和一个人一个人的选本或“林本”与选学远观蔡翔第四辑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说什么，怎么说对话时代的思与想在美化和妖化之外反省历史塑自己的过程自由在限制与反限制之中后记附录我期待成为知识分子——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王尧简介

本书为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历时8年（1979-1986）写作完成的150篇“随想录”的结集。主要内容为“文革”批判和反思、现实触怀和社会感言，兼及忆旧谈往、文学自述等话题。被称作“讲真话的书”，作者因此被誉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

简介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容忍、成功、知足、朋友、毁誉、压力、长寿之道、伦理道德……学术大家季羡林先生结合九十多年的生活体验，谈对人生的感悟。作者简介季羡林（1911．8．6- ）山东清平人。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师。1935年秋进人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赞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印度古代语言。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应聘留校任教。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直至现在）、系主任（至1983年）；1978年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屯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２４卷《季羡林文集》。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编辑推荐学术大师的生活态度，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与历来的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而出世了。它的笔墨是那样的豪放瑰丽、巍巍乎，焕焕乎，幽默而优美，严肃而愉悦。我想这一本书是历来有关中国的著作中最忠实，最钜丽、了完备、最重要的成绩。尤可宝贵者，他的著作者，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现代作家，他的根蒂巩固地深植于往昔，而丰富的鲜花开于今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读林先生的书使人得到很大启发。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的书使我大开眼界。只有一位优秀的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 ——《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不管是了解古老的或是现代的中国，只要读一本《吾国与吾民》就足够了。 ——美国著名书评家T.F.Opie　虽然他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精彩，但他的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很受用。 ——美国总统布什书摘：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实谓华夏智慧面对现代语境破局之谋，无论就话语内涵还是文体形式来说，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都是一个激烈的转身。有此剧变，而有一代风流，数辈绝妙文章。告别旧时“言志”与“载道”，新文学义无反顾踏入开启民智的“立人”之途，那个充满焦灼与苦闷、喧嚣与希冀的时刻本身就是饶有意味的一页。而今回头细看先驱者的文本，人的诉求依然激动人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彷徨求索的文学家们，是如此直面人生，向善求真，也竟如此违情越俗，踔绝无羁。惟因如此，在当下文化多元交融的现实语境中，现代文学愈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和审美记忆。？？？？“名典书坊”着眼现代大家传世篇什，遴选最具阅读价值也最具人文承载之艺术精品，以作家个人各体创作为单册，拟将陆续分辑推出。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本社整理出版现代作家集册凡二三百种，曾先后编有“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等现代作品文库。

《红星佚史》里所讲的是古希腊的故事。这书原名为《世界欲》，因海伦佩有滴血的星石，所以易名为《红星佚史》。 《红星佚史》一九零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逴译。该书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一九零七年春完成。其中约二十首诗歌由他口译，鲁迅笔述。

鲁迅作品的不同文体之间是有着大体的分工的。他自己说过，写小说是为了“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因此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写杂文是为了“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因此“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而他的散文，或是将“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幻化”为“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从记忆中抄出”，“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是更多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鲁迅曾对人说，《野草》里有他的“哲学”，鲁迅还谈到他的所想与所写有“为别人”和“为自己”的区分；我们可以说，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是编于“为别人”写的。，他的散则是偏于“为自己”写的，也就是说，他要借散文这样一种更具个人性的文体，来相对真实与深入地来展现其个人存在——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文学个人话语的存在：这就是鲁迅的散文的特殊价值据。阅读鲁迅散文也自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它会帮助我们走近鲁迅的生命个体，这将是一次心灵的相遇。鲁迅说过：“人的言行，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与灯前，常常显得两样”。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人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下，会展现出个人风貌的不同侧面，这就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体察，达到对其人的全面体认与把握。本书将鲁迅的散文编为四辑，正是提供了四个不同的观察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