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无锡文库第四辑之一种。包括秦方伯集、苍岘山人集、泉南山人存稿、虹桥老屋遗稿、十峰诗选、宛溪诗文残存、宝岩堂诗、迂松阁诗钞等无锡地方作品。

本輯為《無錫文庫》之第四輯《無錫文存》，主要收錄歷代無錫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詩、詞、曲、文集或珍稀史料。無錫歷來被譽為人才輩出、人文营萃之地，所謂「蒼聖造端，文教聿起，泰伯入吴，肇基梅里由是人文之盛，冠於南國．碩彦輩出，著述繁富（高鑠泉《錫全歷朝著述書目考》序》．明代以前，無錫地區就已出現顱愷之、李紳、尤袤、蔣捷、倪瓚等一代名家；到了明清時期，這種「碩彦輩出，著述繁富」的特點得以充分地體現。據對《江蘇藝文志．無錫卷》 一書的統計，古代無錫地區《包括江陰市和宜興市》有著述存世或見於載籍的作者，從東漠到元代有一百四十餘家，而明清時期則多達叨干四百餘家。其中，尤以詩、詞、曲、文别集為多，并且湧現了如口天炳、陳维崧、萬樹、顧貞觀、嵇永仁、楊潮觀、周濟、蔣春霖等一大批在全國範圍内廣有影響、知名度很高的作家文人。

《无锡文库（第4辑）：清閟阁全集等》主要收录历代无锡籍作家具有代表性的诗、词、曲、文集或珍稀史料。所收作家作品的时间下限为民国。

郑珍为晚清宋诗派重要诗人，撰写经学和文字音韵研究专著各十余种。《郑珍全集（套装全7册）》为今人严格整理的较为完善的郑珍全集。全稿分为五集，包括《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遵义府志》、《荔波县志稿》、《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集》等众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每种均附有整理者严谨精到的校勘记，对于研究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次点校整理的《郑珍全集》，为“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丛书”之一，此书的出版将有力地推进清代文化史和贵州区域文化的研究。

《国学览胜》，旨在对“国学”中的精华和神韵进行浏览式地概述；《国学探疑》，旨在就自己对于“国学”研究中所产生的疑问进行探释；而《国学纵横》，则旨在针对古今在“国学”研究和运用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加以评论，发表己见。《国学纵横》的作者是宋定国。

宋定国编著的《国学探疑》所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国学”中的难点、热点，均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和翔实的文献，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探释：或矫正，或修补，或重新厘定；凡有确凿而翔实的资料可以佐证的，则大胆提出，不乏独到见解，而尚缺乏确凿、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留作疑案，决不臆测和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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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公元1472年10月31日）王阳明诞生于余姚一个官宦之家。诞生当天，祖母岑氏曾梦见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所以祖父就为他取名为“云”，他出生那座房子就被称为“瑞云楼”。但他长至5岁尚不能言，其祖父相一位高僧“可惜道破（天机）”的话，遂改名为守仁。“守仁”之，或取于《论语》“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之意大约在阳明11岁左右，其父王华因思念山阴（今浙江绍兴）祖居山美水，遂携家迁回山阴，定居越城之光相坊。但余姚故居仍然存在阳明在青少年时期也常往来于余姚绍兴两地。 王阳明出生于书香门第、文化世家。据阳明高足钱德编纂的《阳明年谱》以及王氏《世德纪》的记载，王阳明的先是晋光禄大夫王览（字玄通，205—278），本为瑯琊（今属山东）人。王览的曾孙王羲，之（321：379）才迁徙到山阴定居。王羲官居右将军，是文人当武官。但他并非以武功出名，而是以书法著称，上一篇脍炙人口的《兰亭序》，民问号称书圣。今存王阳明的书作品灵动飘逸，颇有些王羲之的书体遗风。王羲之之后，又传二三代，至迪功郎王寿，迁居余姚，遂为余姚人。王寿六世孙王与即王阳明的高祖，号遁石翁，精通《易经》、《礼经》，但志在林，不赴朝廷荐举。王阳明的曾祖王杰字世杰，号槐里子，以明经贡太，很有学问，可惜英年早逝。祖父王天叙，号竹轩，天性爱竹而泊名利。于书无所不读，尤其喜好《仪礼》、《左传》、《史记》雅善鼓琴放歌，吟诗填词，可谓豪放潇洒，时人称誉他有陶渊明、林和靖风骨。阳明之父王华（1446：1522），字德辉，别号实庵，晚号海翁。学者称龙山先生。成化十七年（1481）高中状元。官至南京吏尚书，封新建伯。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被强迫退休。王华为人直，气质醇厚，道德文章皆为时人称颂。著有《龙山稿》、《礼大义》等书数十卷。

所谓国学，照作者理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涵甚广；有人说国学即指儒家的“六艺”，其他都不算，未免范围太小，而且大有独尊儒术的气息，未便苟同。当然儒家特别是孔夫子，是很应当多谈谈的，《学人随笔：四望亭文史随笔》上卷的开头有几篇正是关于他老人家的闲话。其他方面也可以无所不谈。四望亭是扬州西城的一座旧建筑，据说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屡经修葺和重建，现在仍然坚守在那里；由此再往西的大街就叫四望亭路，作者所属的单位位于路北，而作者的家则在路南，这条路每天都要走的，该亭亦复时时经过。作者很喜欢这个亭的名字：是不能单打一而须四面望望，正如要各处都谈谈一样。这里以唐朝为界，先唐为上卷，唐及其以后为下卷。作者另有些文章是谈现当代特别是鲁迅的，又有少数谈外国的，这里一概不收，以后另案处理。作者最有兴趣的自然还是谈谈古代文史。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这是举世公认的。丝绸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是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它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浸润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主动的、发散性的；传播的途径点面结合。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有待于学者们的认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共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域外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指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与民间有多个斥重金回购流失文物的举措，但是对失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回购、复制、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计划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计八百本，囊括两千余种珍稀典籍，应该是当代中国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流失国外珍稀文献的搜寻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妥善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熔铸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尊严，提升国家的形象。同时，失散在海外的汉籍文献，由于各个国家重视程度的不同、保护手段的差异，文献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尽快地刊印无法再生的域外汉籍珍本，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与许许多多国家互结友好，以汉字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视，整理域外汉籍不仅是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是国外学者的倡议。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学界鼎力襄助下，编纂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留下前人超越时空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毋庸讳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也将给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给汉籍之路的理论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流失在海外的汉文古籍便是“汉籍之路”闪亮的标识。我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弘扬汉籍之路理论，推动汉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华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