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 “文明论概略”一书共十章，书中阐述了文明的涵义。福泽认为文明一词至大至广，无所不包，从工商企业、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文学艺术和道德智慧等等，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都被他包括在文明这一概念之中。其中他特别强调道德智慧的重要，他说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因此他认为要促进文明，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道德和智慧，人民德智的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因而文明的进步也没有止境。

　　福泽渝吉Fukuzawa yukichi 福沢谕吉 （1835—1901）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出身于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小时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后就学于大阪绪方洪庵的适塾学习兰学，思想遂从儒学转向西洋的功利主义。1858年在江户开设兰学塾。19世纪60年代曾三次随同幕府遣外使节周游欧美列国，对西方近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了解。明治初年，将所设学塾定名为庆应义塾（今庆应大学前身），并以此为中心致力于近代化的教育工作。他对教育极为重视，曾说：“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然富国强兵之本，唯在专心培育人才。”1873年参与组建了启蒙团体“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得名），随后发行了《明六杂志》。因受西方功利主义影响，他极力提倡个人之间及国家之间的平等独立，注重社会的现实利益。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日本的民族危机，以及社会上对西洋文明卑屈奴从的不正确态度和封建蒙昧主义而言。在致松山栋庵的信中说：“一身之独立而有一家之独立，有一家之独立，才能使一国独立、天下独立。而能致一身之独立者，无他，唯先开其智识耳。”在其创办的《时事新报》中宣称：“国家的富强，在于贸易的发达。”在《文明概略论》中疾呼：“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从而提出了较完整的日本欧化理论。作为日本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他享有“日本伏尔泰”之盛誉，但其思想也不免带有旧传统的烙印。他主张“官民调和”而反对自由民权运动，强调伸张国权而支持政府的大陆扩张政策。有名的“脱亚论”即是他所提。主要著作有《福泽渝吉自传》、《劝学篇》、《文明概略论》等，见于《福泽渝吉全集》。福泽谕吉生于大坂堂岛，是当时的丰前国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泽百助的次子。由于他出生的当晚，作为儒学家的父亲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给他取名为“谕吉”。谕吉的父亲既从事管理与大坂的商人的贷款业务，也是一位通晓儒学的学者。但是由于身份卑微，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树，终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谕吉在日后说“门阀登记制度是父亲的敌人”，他本人对封建制度也开始产生怀疑。谕吉在1岁6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回到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他与他的兄弟或者当时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并没有忠孝仁义的观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厌倦读书，到了14、5岁的时候，由于周边环境的压力，他才开始学习。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渐积累，渐渐地开始阅读各种汉文书籍。安政元年（1854年），19岁的谕吉前往长崎，学习兰学。作为他人生的转机便是这时。由于佩里侵日，日本国内对火炮战术的需求高涨。为了学习荷兰的火炮技术，必须要有通晓荷兰语的人才。于是谕吉的兄长便建议谕吉学习荷兰语。谕吉此后开始拜访长崎的火炮专家山本物次郎，在荷兰语翻译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荷兰语。次年1855年，介绍谕吉认识山本的奥平一岐与谕吉不和，便通知谕吉返回中津。但是，从离开中津那时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谕吉却自行经过大坂前往江户（现东京）。他到大坂后，便去投靠与父亲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长。兄长劝阻他前往江户，并说服谕吉前往大坂学习兰学。于是谕吉便来到了绪方洪庵的适塾。这中间，因为患伤寒，曾暂时回到中津休养。1856年，谕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学。同年，由于兄长去世，他成为福泽家的户主。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求学，变卖了父亲的藏书和部分家产后，还清了债务，虽然除了母亲以外的亲戚都表示反对，但是谕吉还是毅然前往大坂。由于他无力支付学费，便从奥平一岐处借来便偷偷抄写的建设工程学的教科书（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并以翻译该书的名义作为绪方的食客而学习。1857年，谕吉成为适塾的塾长。他在塾中研读抄写荷兰语的原著，并根据书中的理论进行化学实验等。但是由于他害怕见到血，从来没有做过放血或者解剖手术。虽然适塾主要是教授医学，但是谕吉对荷兰语的学习超过了对医学的兴趣。1858年，谕吉为了担任在江户的中津藩官邸内设立的兰学塾的讲师，便和吉川正雄（当时名为冈本周吉，后改名古川节藏）结伴前往江户。当时住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的中屋敷，在那里教授兰学。这个小规模的兰学塾后来成为了庆应义塾的前身，因此这一年便被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时间。1859年，谕吉前往横滨。当时，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横滨成为外国人的居留地。但是当地全用英语，学习了荷兰语的谕吉连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从此他痛感学习英语的必要，便开始通过字典等自学英语。同年冬，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团要乘坐美国的军舰Powhatan号赴美国，日本决定派遣咸临丸作为护卫舰。谕吉作为咸临丸的军官木村摄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万延元年）前往美国。当时咸临丸的指挥官是胜海舟。之后，福泽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仅7年后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纵的军舰横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虽然谕吉已经在书上了解了很多美国的事物，但是还是受到了文化差异的震撼。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孙的近况，但是美国人几乎没有人了解乔治·华盛顿的后代们的生活。（事实上，华盛顿并没有留下后裔） 谕吉还和同行的翻译中滨万次郎一起购买了韦伯辞典的盗版书带回国内，成为日后研究的帮助。回国后，他仍然在铁炮洲教授课程。但是此时他决定放弃荷兰语，专教英语，把兰学塾改变成英学塾。同时也受雇于幕府，从事政府公文的翻译。据说当时他对于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还需要参考荷兰语的译本进行翻译。回国的当年，福泽还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在书中，福泽将表示V的发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浊音符号变成“ヴ”，这成为后来日本通行的标注方法。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内下野守为正使的使节团出使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也随之同行。当时也用幕府发给的津贴费买了许多英文书籍带回日本。他在欧洲对于土地买卖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并对于许多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事物进行调查。例如欧洲人习以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闻的医院、银行、邮政法、征兵令、选举、议会等。通过这几次参加海外使团的经历，福泽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回国后，他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开始了对西学的启蒙活动。当时，他曾作为官员提倡幕府机构的改革，但在1868年（庆应4年）后，便将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专心从事教育活动。在明治维新后，福泽继续大力提倡普及西学。并针对日益高涨的国会设立运动，提出创立英国流的不成文宪法的论调。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变后与政府要人绝交，在1882年创办日报《时事新报》，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场，引导社会舆论。1898年因为脑出血而病倒，之后虽然一度康复，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复发，溘然长逝。在葬礼上，遗属遵从福泽的遗志，婉拒了各方的献花，但是唯独默然收下了福泽的盟友大隈重信送来的丧礼。由于福泽生前居住在庆应义塾的校区内，因此现在在他去世时所在的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校区内设有石碑。戒名是“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泽谕吉的忌日）被称为雪池忌，校长会带领众多师生前往扫墓。福泽由于是1万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户晓。有时候人们也将1万日元直接叫做“福泽谕吉”或者“谕吉”。也因此，有人在数1万元纸币的张数时，会以1人、2人的人数来计数。福泽也是将会计学的基础“复式记账法”介绍给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贷方”的用语也是福泽首先翻译的。首先将近代保险制度介绍给日本的也是福泽谕吉。他在《西洋旅案内》（中译：西洋旅游介绍）中介绍了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损害保险等三种保险制度。福泽谕吉主要的思想特征是反对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击封建时代的专制压抑。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第一篇开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见其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和对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劝学篇》后续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这种均衡说体现了福泽独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并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学说。此外，福泽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而要达到个人的自由独立，就必须要具备数学、地理、物理、历史等等现代科学知识。福泽的代表性语言就是“独立自尊”，这也成为了他死后的戒名。福泽毫无疑问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导师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劝学篇》17篇，《福翁自传》，《脱亚论》。尤其是《劝学篇》，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

序言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第五章 续前论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