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当时主要用于印刷佛经等宗教类作品。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始于后唐长兴三年。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记载，博士儒徒奉敕将开成石经“句度钞写”刻梓，再交“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最初的经籍版本，经、注、疏各自单行，有所谓单经本、单注本、单疏本。其后，为省两读，有人将单注本的文字分别附于经文之后，从而出现了所谓的一经注本飞至南宋初，黄唐萃刻经、注、疏，而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是为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称“宋十行本”，此本较早实行经文注疏合刻，后世流传最广。

本书是民国三十年（1941）北京古学院刊本。此丛书收经解著作若干种，包括胡绍勋《四书拾义》五卷、徐璈《诗经广诂》、宋世荦《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周礼故书疏证》六卷。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传播中国的物质文化；一条是汉籍之路，传播中国的精神文化。 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道路，这是举世公认的。丝绸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纪后期由德国学者提出的。各国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习惯用它来解释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但是，现在看来，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物质互换，还有精神的沟通。丝绸之路概念的缘起，是对东西方商贸交流的研究，对精神文化的关注稍显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也包括与东方其它各国的交流。尽管到了今天，丝绸之路的概念经过开拓，形成沙漠丝路、草原丝路、海上丝路三个部分，可是仍然无法包容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商贸交流的线路，也不完全相同，在历史时间上也有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便是我们提出汉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一般来说，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浸润了东亚与东南亚文化圈。在古代，汉籍的传播是主动的、发散性的；传播的途径点面结合。在近代，汉籍的传播是被动的、线性的，珍贵的文献被不平等交易或战争掠夺到海外。毫无疑问，汉籍传播的形式与道路，无法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重合，而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这样，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与交流新的理论模式，也就成为必然要求。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贸的道路，汉籍之路是一条文化的道路。区别这两条道路，对于厘清我们概念的误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这还有待于学术界的研究，有待于学者们的认同，有待于我们更多的共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是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项目，写入《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域外汉籍珍本是指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少见的汉文古籍文献，内容有三：其一指我国历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如和刻本、高丽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这些文献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学、史学、佛学、道学、民间宗教、通关档案、传记、文学、政制、杂记等各个方面，弥足珍贵，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资料，同时是研究历史上东亚汉语言文化圈的基本资料，是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的重要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政府与民间有多个斥重金回购流失文物的举措，但是对佚散海外的汉文古籍的回购、复制、整理工作重视并不够。域外汉籍珍本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计划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计八百本，囊括两千余种珍稀典籍，应该是当代中国最辉煌的出版工程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流失国外珍稀文献的搜寻整理，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化活动，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这项活动，妥善保存中华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文化内涵，熔铸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尊严，提升国家的形象。同时，佚散在海外的汉籍文献，由于各个国家重视程度的不同、保护手段的差异，文献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尽快地刊印无法再生的域外汉籍珍本，应该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与许许多多国家互结友好，以汉字为特质的中华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视，整理域外汉籍不仅是国内学者的呼吁，也是国外学者的倡议。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我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在学界鼎力襄助下，编纂出版《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留下前人超越时空的智慧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讳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也将给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积累丰富的学术资料，给汉籍之路的理论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流失在海外的汉文古籍便是“汉籍之路”闪亮的标识。我国的出版工作者应该弘扬汉籍之路理论，推动汉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华文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世界的认同。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资料搜集与编纂已进行多年，版本调查、编目、复制、出版等各项工作进展有序。作为成果的《文库》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今年，本丛书第一辑将与学者、读者见面，特应编者与出版者之邀而为序，兹缀数语，以表心志。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本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本书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本书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本书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本书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