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本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本书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本书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举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本书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本书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本书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四书五经》是儒家典籍的最精华著作，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我们节选了《四书五经》的部分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共收录了三千四百多种古籍，内容涵盖了清乾隆以前的哲学、历史、文艺、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天文地理、算学、医学等领域。这些古籍内容完备，堪称中华文化的精粹。《四库全书》有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为一部大百科丛书，为研究中华文化的中外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宝库。被人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 《四库全书》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是清乾隆皇帝弘历亲自组织编修的。弘历曾数次下诏，要各省访书呈送京师，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编修工作。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综编抄录第一部，历时十年。成书后，先誊写了四个抄本，分藏于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藏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难窥及，之后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溯阁本曾遭H本侵略军的抢掠，文澜阁也一度散失，文渊阁本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由此足见幸存的《四库全书》是多么珍贵。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浩大，机构庞杂，人员众多，有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三十人为正副总裁，下设总纂处、总阅处和总校官等，据“《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清单”所载，有三百六十二人参与了编纂工作，这些人多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其中又以总纂官纪昀、陆锡能及戴震出力最多。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南宋淳熙年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熹将这四种著作用作小学教科书，并为它们作了注解，叫作《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一名由此得以流传。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多从《四书》中出题，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考生的必读书。《五经》包括《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读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明代已有学者将“四书五经”用于书名，可见《四书五经》合刻本不会晚于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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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 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一條是漠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SiIkm巳》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的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究，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国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内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流的線路，也不完全相同，在歷史時間上也有較大的差異。所有這些，便是我們提出漠籍之路（booknad）的原因。 漠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漠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著漠籍傳播的軌跡，尋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應該是當代學者和出版人的責任。這些年，有志於此的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學者就提出用書籍之路的概念，來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細想來，書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漠籍之路明確，探究的範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兩國之間，應該把漠籍之路作為打開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鑰匙。

我国的雕版印刷始于唐代，当时主要用于印刷佛经等宗教类作品。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始于后唐长兴三年。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记载，博士儒徒奉敕将开成石经“句度钞写”刻梓，再交“各部随帙印板，广颁天下”。最初的经籍版本，经、注、疏各自单行，有所谓单经本、单注本、单疏本。其后，为省两读，有人将单注本的文字分别附于经文之后，从而出现了所谓的一经注本飞至南宋初，黄唐萃刻经、注、疏，而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是为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称“宋十行本”，此本较早实行经文注疏合刻，后世流传最广。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