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它的出版，曾于20世纪初期的文坛引起轰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再版10余次，“行销10万部左右，独创记录”（范烟桥《孽海花侧记》）。专家的评论亦颇为热烈，著名小说研究专家蒋瑞藻在《小说枝谈》中，转引《负暄琐语》的评论说：“近年新撰小说风起云涌，无虑千百种，固自不乏佳构。而才情纵逸，寓意深远者，以《孽海花》为巨擘。”一代古文大师、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林琴南，对之推崇备至，“叹为奇绝”。鲁迅对此书亦多有褒扬。然而，不同的声音亦复有所闻：胡适以为：“《孽海花》一书……但可居第二流”。一部小说不仅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兴趣，以至一版再版，并且招来诸多文化名人评头品足，这确乎是一件极有趣的现象。我们今天的读者，尽可以放开自己的眼光去鉴赏，去评判。为了有助于朋友们阅读，不妨对作者的经历，成书的过程，以及小说诸般特征略作评介如下：作者曾朴，初字太朴，后改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等。江苏常熟人。生于1872年，卒于1935年。他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社会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而曾朴又是一个生性敏感、热心国事之人，因此而随时代大潮的激荡而沉浮。他19岁即考中秀才，次年中举，可谓少年得志，名震乡里。转年即赴京应试，却因试卷墨污而名落孙山。随即捐官内阁中书，留京供职。越2年，爆发了甲午海战，中国一败涂地，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国人震惊。曾朴怀抱忧国忧民之志，难耐内阁中书的闲散空旷，立志进入外交界，以实现“为国宣劳”的人生理想。为此，而入同文馆学习法文。至1896年，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招考章京，曾朴虽以“异才”而闻名京师，却因不为内阁衙门保举而不得应试资格。其壮志难酬，悲愤至极，拂袖出京而去。次年，至上海创办实业，适逢谭嗣同、林旭等维新志士聚集沪上，谋划变法革新。曾朴为之所动，与谭、林诸君朝夕相聚，筹谋新政。1808年，应康有为、梁启超相召，谭、林等北上京师。曾朴则因父亲丧葬琐事尚未料理清楚而滞留沪上。不久，变法失败，谭、林诸君殉难。曾朴闻讯不胜惊恐，迅即由泸返乡。乡居期间，与开明士绅丁祖荫、徐念慈、张鸿等人，倡导新式教育，虽遭顽固势力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冲决各种阻力，创办了常熟第一所小学。又自办日文讲习班，聘日籍教师任课。1903年再赴上海，经营茧丝业，因受外丝倾销的冲击，折本而罢。次年，转入出版业，创办“小说林社”，出版中外小说。1907年又创办《小说林》月刊。1908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出版社被迫关闭。即在曾朴从事出版业的同时，亦未曾中断政治活动，他曾参加张謇、孟昭常等人为中心的预备立宪公会，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制。到1909年，清政府已处四面楚歌的境地，曾朴却应大官僚端方之聘，进入两江总督衙门，做了幕僚。次年，又因端方保荐，以候补知府身份，先后在杭州、宁波任职。辛亥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员，又历任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直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江苏，才终止了官场生涯。1927年重操旧业，创办“真善美”书店，并出版发行《真善美》杂志。至1931年，复以资金不能流转而歇业。随即由泸返乡，4年后结束了他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终其一生，始终热衷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著述达数10种之多，而尤以《孽海花》蜚声中外，艺术魅力历久而不衰。《孽海花》的成书过程，亦如同它的作者人生历程那样，复杂而又曲折。第一、二回发表于1904年留日青年在东京创办的《江苏》杂志第8期，而作者并不是曾朴而是金松岑。金氏以爱自由者为笔名刊发两回之后，又写成4回，遂以6回书稿寄送好友曾朴商酌。曾朴以为题材尚好，只是格局过于狭隘，建议作大的修改，使之“尽量容纳30年来的历史”。金氏以为写小说非己所长，则顺水推舟，任由曾朴去修改、续写。曾朴遂埋首案头3月余，得20回（含对金氏6回彻底改写）。1905年由日本翔鸾社分两集出版发行。至1930年，续写至35回，其中前20回于1928年由真善美书店再版，依然分作两集。后15回则由《真善美》杂志陆续刊发。1931年将此15回的前10回结集，由真善美书店出版，是为第3集。继而，又将3集合为一册出版。简而言之，合刊后的版本为30回，后5回并未放入其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出版的宝文堂本，1956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出版社本，以及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都是30回本。直到1962年，中华书局才将后5回作为附录增入出版，是为增订本。《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叙（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延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是，把30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晚清小说。亦称《施公案传》、《施案奇闻》、《百断奇观》未著撰人。大约由于其故事始于说书，后经文人加工整理敷演而成。现存道光四年刊本，有嘉庆三年序文，可推知它大约成书于乾隆、嘉庆年间。现尚存多种道光年间的刻本。小说从施仕纶作扬州府江都县令写起，到升任通州仓上总督时止。所作之事，不外“审案”和“剿寇”。情节比明代公案小说稍加曲折，断案之外，又有私访遇险之事。书中大小十余案，大都靠托梦显灵、鬼神鉴察来解决，灵怪色彩很浓。剿杀“黄河套水寇”刘六、刘七，恶虎庄的武天虬、濮天雕，手段残忍狠毒，表现了维护忠孝节义和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显倾向。小说的另一主要人物为侠客黄天霸。黄出身“绿林”，行刺施公被擒，自称“改邪归正”：改名施忠，充当官家的护院和走卒。他与昔日的绿林朋友反目成仇，定计斩决十二寇，逼杀结义兄嫂，邀功请赏。这一人物的塑造，意在使安暴济民的“侠客”和致君泽民的“忠义”结合起来，把“侠客”变成忠于封建统治的奴才和帮凶，从而维护封建帝国利益。

《二刻拍案惊奇》是凌濛初继《初刻拍案惊奇》之后创作的第二部话本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全方位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纷起、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的状况，诸如贫富悬殊造成的心理倾斜，官僚政治腐朽造成的社会动荡，封建婚姻制度激起的青年男女的反抗，新兴的商人阶层对士农工商四民秩序的挑战，淫靡世风膨胀起的人欲对天理道学的反叛等等，可以说勾勒出一幅晚明社会日薄西山的惨淡画图。小说中，反映商人生活的《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描写婚姻爱情的《满少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列报》，揭露官场吏治腐败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是最有代表性的佳作。《二刻拍案惊奇》中弥漫浓重的鬼神迷信、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陈腐说教，对当时的淫靡世风也多有渲染，这对于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都不同程度地带来的损害。

《七剑十三侠》写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赛孟尝徐鹤（字鸣皋）等十二英雄（徐庆、罗季芳、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杨小舫、包行恭、周湘帆、徐寿、伍天熊）聚义，各仗侠肝义胆、超群武艺，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后在七子（七位以“子”命名的剑仙，即玄贞子、一尘子、飞云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鸥子）及十三生（十三位以“生”命名的剑仙，即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鹪寄生、河海生、自全生）的帮助下，随右都御史杨一清平定甘肃安化王朱寘鐇叛乱、随佥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江西宁王朱宸濠叛乱，结果七子十三生与十二英雄各受封赏。书中所述安化王朱寘鐇及宁王朱宸壕作乱始末，系“据原史而增撰之”（月湖渔隐“三集”序），与史实大致相符。《七剑十三侠》问世后，续作与仿作纷出，以至于在清末明初形成了一个武侠小说的新流派。这种既贯穿惩恶扬善的传统侠义精神，又闪烁着剑光侠影、亦真亦幻的剑侠小说，不但以其“令人色舞眉飞、拍案叫绝”（江文蒲“初集”序）的奇妙笔墨影响了同代人的创作，而且对于五十年代兴起的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所谓“新武侠小说”的创作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共一百回，写作于明末清初，是《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一部重要的以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小说结构完整，情节曲折有致。书中涉及的人物众多，身份各异，从权阉官吏到乡宦士绅，从市民百姓到僧道倡优，无一不备，人物形象大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另外，小说用山东方言写成，笔墨酣畅，颇具特色。《醒世姻缘传》是清代顺治年间由一个自称“西周生”的山东人创作的一部长达一百回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带有浓重宿命论色彩的小说。或许作者对婚姻中的各种问题感到无法法解决，更是无法解释，所以最终只能归结于前世冤孽、因果报应上。胡适说：“这是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这它能够表现出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貌，“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他预言：将来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教育史、经济史的学者，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痛苦、宗教生活的学者，都必定要研究这部书。大诗人徐志摩对小说作者的“写实大手笔”作了艺术的阐发：“你看他一枝笔就像是最新的电影，不但活动，而且有十二分的声色。”“他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供我们鉴赏，但他却从不露一点枯涸或竭蹶的神情，永远是他那从容，他那闲暇。”“他是把人情世故看烂透了。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经他的演梁，全都变了神奇的了。”“他的画幅几乎和人生的面目有同等的宽广。”

《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书，里面藏有许多有趣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像我们经常听说的“共工触山”“夸父追日”“刑天断首”“羿射十日”“女娲造人”“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故事，就出自于《山海经》。《山海经》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共五篇，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海经》共十三篇，其下又分《海外经》四篇、《海内部》四篇、《大荒经》四篇和又一篇的《海内经》。

《初刻拍案惊奇》题材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露骨的色情描写。许多作品，如《西山观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奇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等都有猥亵描写。这类作品表现出市民的庸俗情趣。其二是浓厚的宗教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思想。《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李克让竞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感神媒张容遇虎，凑吉日裴越客乘龙》等充满了感神遇鬼，善恶报应等的描写……《初刻拍案惊奇》是明朝末年凌蒙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成书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第二年由尚友堂书坊书坊刊行问世。其后凌蒙初又编著《二刻拍案惊奇》，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刊行。二书合称“二拍”。《初刻拍案惊奇》本为四十卷四十篇，原本已失，今所见最早且最为完整的本子是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尚友堂刻本，全书存三十九卷（缺二十三卷），即实有小说39篇。[明]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凌濛初出身世宦人家，少壮时屡次应试都不中，便转而写作著书。崇祯七年（1634）以副贡选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清盐场积弊，十五年擢升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军进逼徐州，凌濛初不肯投降，忧愤呕血而死。他一生著述很多，最大的贡献是在通俗文学创作方面。

《隋唐演义》是一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传奇小说。《隋唐演义》以隋唐史事为主线，广博采集当时流传于世的大量野史传奇，更直接的则是依据罗贯中的《隋唐志传》、齐东野人的《隋炀帝艳史》，以及袁于令的《隋史遗文》等演义小说，重新综合加工，改写修饰，编成一部规模宏大，人物众多，涵容隋唐两朝兴亡变迁的历史传奇小说。《隋唐演义》讲述的历史故事，起始于隋文帝灭陈，终结于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唐玄宗自蜀返回长安，西内驾崩。从全书结构看，主要叙述了三个方面的故事：一是隋末群雄聚义，秦琼、徐懋功、程咬金、李靖、尉迟恭、罗成等人反隋兴唐的英雄传奇故事；二是隋场帝弑父篡权，荒淫灭国的宫闱故事；三是唐太宗李世民收纳反隋英雄，玄武门杀兄夺权，开创大唐盛世的武功文治（穿插武则大改元称帝），以及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导致安史之乱的悲剧结局。《隋唐演义》概括反映了隋唐一百七十余年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刻画并歌颂了英雄、义士、明君、忠臣、勇将、淑女等众多人物，特别着重歌颂了草莽英雄反暴政的侠义行为，着重描述了精场帝的宫闹秽闻与唐玄宗的帝妃恋情，暴露并讽刺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荒淫腐朽的生活。全书叙述生动，语言流畅，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如秦琼的穷途落魄，窦线娘的“马上姻缘”，特别是瓦岗寨英雄群像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任侠仗义的秦叔宝，誓死复仇的单雄信，足智多谋的徐懋功，粗豪爽直的尉迟恭，都刻画得性格鲜明，生动传神。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课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的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业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高速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它所描绘的人物画廓中，除以上言及的三个中心人物外，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鲁肃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小说又长于战争描写，像赤壁之战，从战前的准备和运筹策划，写到战争的过程及战后馀波，前后用了八回的文字，紧张的场面时见悠闲的插曲，有详有略，有虚有实，波澜超伏，摇曳生姿，在古典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三国演义》不仅过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广泛注传于海内外，而且在今天和以后还会继续产生更大的影响，《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的关系，与人才学的关系，近年来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专书。日本诸国又从《三国演义》等书中，寻找事业成功的秘诀，兴趣了中国古典智慧热。

在传统蒙学书中，有专门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类，大多采取汇编格言谚语的形式，其内容有些来自典籍，有些则是吸取社会上流行的谚语，其中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增广贤文》即是其一。本书的内容既反映了封建伦理观念和人生哲学，也保存了不少源远流长的谚语格言，其中很多话，直到现在还流传众口，影响很大。这些话明白晓畅，易读易记，一经成诵，即终身不忘，其对表少年乃至成年人的影响和作用，是决不可小看的。《弟子规》也是传统蒙学书的一种。此书原文《训蒙文》，清代康熙时李毓秀所编。全书共分五部分，内容大都录自儒家经典，各部分的标题即取自《论语·学而》中的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基本上概括了封建时代对儿童伦理道德、为人处世和学习的基本要求，因而问世后即广为传布，一些地方政府还把它列为私塾的必读之书。《朱子家训》双称《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家格言》。作者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明末江苏昆山人。本书将《增广贤文》、《弟子规》、《朱子家训》合为一册，加以注释、语译出版，意在为广大读者特别是教育工作者如何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一份资料，其次则是为蒙学书的爱好者提供一种便于阅读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