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诗歌作品集。现在见到的古的本子，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的这个注本，以刘向的16卷本为依据，并附录了自己的作品《九思》，17卷。这也就是后世所本的《楚辞》。本书正是在王逸注本的基础上，吸收古今注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对《楚辞》进行注释。在注释过程中，笔者对于历代主家的意见，尽可能择善而从。注文力求简明扼要，基本上不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评析。 本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词丛书”之一，是在王逸注本的基础上，吸收古今注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笔者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对《楚辞》进行注释。

本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词丛书”之一，以隋树森辑录的《全元散曲》为底本，个别地方参照有关本子有所校改。注重了元曲的欣赏性和可读性，力求有所创新和突破，使广大读者从深层次上去进一步理解和感悟元曲的真实内涵。本书不仅有关于作者的简介、原文的注释，同时还增加了详尽完美的译文和精美的插图。全书文图并茂，相得益彰，生动形象，饶有趣味，使人们能够细细体会到元曲那直露、戏谑、尖巧、辛辣等出奇制胜的鲜明特点，从中感悟到元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理。

词，初称为曲子或曲子词，是合乐的唱辞。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音乐与民间音乐逐渐融合，形成燕乐，曲子词即是配合燕乐的歌辞。后来，曲子词渐渐脱离音乐，成为一种诗的形式，简称为词。早期的曲了词出自民间，是民间艺人或民间文人的作品。盛唐以后，有些文人开始作词。中唐后，文人尝试依曲拍为句者渐多，即根据音乐的节拍填写词句。张志和的《渔父》、韦应物的《调笑令》、刘禹锡和白居易的《忆江南》，这些词都是作者学习民歌汲取民歌营养艺术的表现成果。晚唐五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在词的发展上却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当时，词的创作有西蜀、南唐两个中心。以晚唐诗人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因五代赵崇祚选编的《花间集》而得名），作品为多为应歌而作，供花间樽前娱宾遗兴之用，词风香软浓艳。宋代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上承晚唐五代词风，受南唐词影响尤深。他们多作小令，词风清丽深婉；苏轼的词在词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北宋末年的周邦彦称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和陆游同时的辛庆疾，是南宋杰出的词人之一；羔夔是南宋另一位极有影响的大词人；南宋后期的吴文英，词风浓艳丽密，运意深远。关于词的艺术特征，前贤的论述不胜枚举。近人王国维先生独具慧眼，从中拈出“意境”二字，把“意与境浑”作为词的创作的境界。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共五编，60回，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演述一人后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作品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这里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吏、管带佐杂，他们或龌龊卑鄙或昏聩糊涂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总括这些封建官吏的特点，无非贪、诈、媚三字。贪，写官场上爱财如命，贪得无厌地向人民榨取钱财，侵吞公款的现象。军机大臣华中堂在京城开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而其中黄胖姑公然就说“一分行钱一分货”。一个在京住了多年的兵部大堂兼内务府大臣被派往浙江查办案件，这是“上头有意照应他”，“好叫他捞回两个”，他果然不负期望，逼索回了20000两银子。就连老佛爷慈禧太后都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结果是“国衰而官强，民贫而官富”。诈，写官场上欺世盗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矛盾。标榜程朱理学的继承人抚台傅理堂暗地里嫖赌淫逸，与妓女养了私生子，却又不认账；胡统领奉命剿“匪”，心里惧怕，一路拖延，待“匪”远去，则强拉良民，指为“强盗”，去邀功请赏。媚，写官场上逢迎谄媚、卑躬屈膝的丑态。有媚上司，譬如炮船管带冒得官为保官位则假装寻死胁迫亲生女儿献出肉身供上司淫乐；媚洋人，譬如地方最高长官文总督不喜吃饭时通报来官，一日巡捕在他吃饭时报有客来拜，他对巡捕既骂又打，等巡捕说来官是洋人，他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忽然又打巡捕一个耳刮子骂道：“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在艺术上，该书就是用这种夸张烘托渲染的讽刺艺术来写人叙事，颇为生动形象。但由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笑柄连篇，所以稍嫌缺乏深刻的思想力量；而且叙述官场惯技，颇近雷同，读来不免有千篇一律之感。

读奇书，长奇智，丰富人生的智慧宝典，玄机深妙的哲理精华，悟彻世事的传统箴言，不可多得的禅趣珍品，《围炉夜话》被称为中国古人立身处世三大书之一，由清人王永彬所著。此书不以逻辑严密的专论见长，而以短小精辟、富于哲理的格言取胜。其以处事做人为中心，分别从“修身、处世、谋略”三个方面，阐释“立德、立功、立言、立业”的要义，揭示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书中隽语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使先哲智慧带上浓厚的生活气息与人情味，本书对其进行了译注，并作了简短的评述，让您在轻松愉快中领略其蕴含的深刻道理。

多喇传杨维桢撰杭城东辉和尔氏奴日多喇，年十九，勤敏谨质，善事其主。主卒某郡宦所，多喇誓弗出主户适他姓主，奉主妇日谨。主妇有机密，不以托诸侍，必多喇托。至正壬辰秋，寇至杭，劫官民帑藏。辉和尔氏家掠货不得，反接主妇柱下，拔刀砺颈上。诸侍婢皆逾墙壁走，独多喇以身覆主妇，请代死。且请于寇日：“将军利吾货，岂利杀人哉！吾主钥皆吾掌，主妇弗知也。吾尽探藏与若，乞免吾主妇死。”寇允解主妇缚，乃悉探所藏珠玉宝器散堂上。寇俘货且欲秽其身，多喇持刀欲自屠日：“我主二千石，誓死不辱他主，况非我同类乎！”寇义之，去。已而泣拜主妇日：“弃主货，全主命，权也。妾受命主钥，失货而全躯，不义也。妾请从此死。”遂自杀。杨子日：红巾寇杭，官守者往往弃官遁。否者佞事贼，名节大闲一荡去弗顾。多喇一妇奴耳，终其身事主，至以受命自劾，非蹈忠节、识大闲乎！嘻，使若所为为国男子，非尽臣道乎！故余为之传，如《五代史》录王凝氏之妻者云嘻。长生寺余所居舍东一牛鸣地，有庵日曹源。无多屋宇，环以嘉木，鉴以清池，颇宜坐夏。榜日“古长生寺”。按《咸淳临安志》：长生寺，周显德四年吴越王建。绍兴十九年，旨充九宫坛斋宫。后至元问重建。明洪武辛未，诏天下清理佛教，遂并附于潮鸣寺而废。至万历四十年，改为小庵，仍日古长生者，存旧迹也。范石湖成大《次韵尹少稷察院九宫坛斋宿》诗云：“草草驰三里，萧萧共一餐。吏方绵礼莼，公自将诗坛。隙月窥床近，窗风刮坐寒。鸦鸣未忍散，端为合并难。”正指斯地。近锡山秦对岩松龄《游杭宿曹源庵赠息机上人》诗云：“小筑傍招提，安禅绝所思。艰难行脚后，容易退耕时。佛火分池面，茶烟合竹枝。语深忘去住，一榻鬓如丝。”此诗甚佳，庵僧书于板，以示过客，而秦太史《苍岘山人集》不载。张隐君卿子张隐君遂辰，字卿子，一字相期，号西农。少颖异，于书无不窥。工为诗。以国子生游金陵时，名大起，见赏于董尚书其昌、陈征君继儒。明末，潜名里巷，为医自给。能探丸起人死，人争迎致之。卜筑东城，诗格益澄澹孤峭，多自得之语。在西泠流派外，可自名家。隐君每于岁阑，定勉诫子息云：“家足过年之用，座无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无别庸俗。”又尝述其祖龙墩公，贫止一布袍，除日逢急者，即解赠之。清门世德，可以激薄停浇矣。著有《白下》、《湖上》、《蓬宅》、《衰晚》四编。《蓬宅》者，录其东城所作也。忍公无敕招……

本课题是研究清朝后期，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50年间，黑龙江区域现代化启动发展过程的学术著述。这一历史时期呈现出更激烈的动荡、开放、变革的态势，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沿着传统方式运行的轨迹，拓宽了人们的视野，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加大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互动，昔日的一潭死水呈现出活跃的迹象。把如此一个时段提取出来加以研究，以便说明黑龙江区域社会由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型过程，使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个地域广大的边疆省份在跨出封闭的世界时所留下的沉重脚印，更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开发滞后的边疆省份在社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迈出的“论程度则居后，论速率则超先”的迅急步伐。

《隋唐演义》以隋唐历史为题材。宋代以来，有关隋末群雄割据，“十八路烟尘”造反的种种传说和故事，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演隋唐历史的小说，数量颇多，可以构成一个较大的系列。《隋唐演义》之前较有影响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有明代的《隋唐志传》、《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褚人获对上述作品广采博收，同时吸收了唐宋传奇的有关材料，加工改写成七十万字的《隋唐演义》。作为说唐故事的集大成者，《隋唐演义》几乎注意到古籍及传说中所有有关隋唐历史的轶事、杂说，把它们溶到一部作品中，而且杂而不乱，形成了自己的情节体系，可谓后来居上。《隋唐演义》叙事从隋主伐陈开始，以“安史之乱”后唐明皇回京作结。它的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以隋炀帝——朱贵儿为中心人物的隋末官廷故事，二是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乱世英雄”反隋的故事，三是唐明皇——杨贵妃为中心人物的“安史之乱”前后唐代官延故事。全书将隋炀帝——朱贵儿与杨贵妃——唐明皇的两世姻缘作为一条副线，把纷繁的历史事件、趣闻轶说溶进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整体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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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一百二十回。前二十回以“狸猫换太子”故事为引子，叙述包拯成长、入仕，断案折狱，平反宫冤，迎归“国母”，最后以惩治李保作结。第二十八回至第六十八回，以南侠、“御猫”展昭同“五义”之一的锦毛鼠白玉堂之间“猫鼠”争雄为线索，写“五义”归附包拯，以及包拯同众侠客义士保护范仲禹、颜查散等年轻清官，同奸臣庞太师及其爪牙的斗争。后五十二回以颜查散巡按襄阳为中心，写众侠义同叛逆襄阳王及其党羽的斗争。书中较好地塑造了包拯、颜查散等清官刚正不阿、不畏豪贵的形象，着力描绘了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的众侠客义士剪除邪恶的品质，同时也从反面暴露了封建统治的黑暗和反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