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通鉴》清代300年历史的详细记载　《清通鉴》是按照《资治通鉴》的体例写作的第一部编年体清史，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清史，使我国古代的“通鉴体”编年史终成完璧。按照我国的史学传统，往往是后继的政权为前朝修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政府在短暂的38年间，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清史的编纂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了新中国要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务。《清通鉴》用浅易文言书写，文风力求简明扼要。所谓简明，即文字简练，干净，不艰涩，不枝蔓，眉目清楚，尽可能生动；所谓扼要，即分清主次，抓住要害，不东拉西扯，让人读后不知所云。全书文字风格虽大体定位在“浅易文言”，由于时代不同、史料不同以及作者主观条件不同，可能会有，也允许存在文风上稍许差异，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各朝。　《清通鉴》的出版，将对完成“隔代修史”的任务奠定良好的基础。本书与《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编年史一脉相承，是广大读者了解清代300年历史的最佳读物，是各地图书馆、资料室和文史爱好者的必备图书。　《清通鉴》的特点：　第一，《清通鉴》在编纂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固然，通鉴体编年史书早在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就被成功地采用过，在20世纪中国当代历史学者运用通鉴编年体例编纂清史，既保留这种体例本身的优点（如：历史线索清晰、时间观念明确，可以论述在同一时间内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又要在史观上、在取材上、在反映时代精神上和研究成果上、在唤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上有所创造和突破，这些是要下很大很深的功夫的。而《清通鉴》很好地体现了通鉴编年体史书的创造性和现实时代性。这就用实际的研究成果说明历史遗产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创造性这二者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　第二，《清通鉴》有深厚的学术含量。只要翻阅这部书的几卷，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作者们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取舍、剪裁，并非急就率，而是长期积累和研究的结果。这部著作搜集史料之“完备”，是令人敬佩的。它在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交通、战争等方面是有详尽论述的，至于思想文化学术的论述是否比较完备，这就需要“抽查”一下。　《清通鉴》中最有特色的是所谓“考异”，正如此书的作者所说：“考异是通鉴体史书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异精审是本书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又说“考异的质量最见史学功力，最能突出通鉴特色，在学术上很重要”。作者所说完全符合实际。全书“考异”甚多，所征引的资料并不限于清朝皇帝的实录和一般常见的文献资料，而是大量参照了《满洲实录》、《满文老档》等。平实地说，使用《满文老档》没有多方面的素养，是很难如愿的，而《清通鉴》却运用自如，有说服力。　《清通鉴》这部著作兼有专史、教材、史料学诸种史学著作的优点，主编和作者们有勇气将各种史学著作的优长尽力熔于一炉，这种学术的创新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纲鉴易知录》是清朝康熙年间，浙江文人吴乘权和他的朋友周之炯、周之灿合作编纂的一部中国通史读物。吴乘权字楚材，浙江山阴人，他在文、史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古文选本中流行最广的《古文观止》，就是他选注的。吴乘权等以为《资治通鉴》“卷帙太烦，岂能一概记诵”，因此起意编一部篇幅适中繁简适度的历史书，他们三人为此工作了六个寒暑。吴乘权在自序中说了此书的编辑方法和编辑思想：“苦简编之汗漫，为之摘要而删繁；虑大义之不明，为之提纲而挈领。”他们编辑的依据，从太古神话传说时代直到战国，主要依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元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从战国到五代这一千三百多年，据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纲”和“目”分列的体例也仿照此书；宋元两朝据明代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朝部分，也叫《明鉴易知录》，依据则是朱国标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节抄的《明纪钞略》。这样时间跨度就足够长远，并且用纲目体分出层次，在特定正统观指导下形成连续一贯的编年时间线索，对后世读者来说，这就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迄明代的明晰易读的中国通史了。《纲鉴易知录》沿袭了传统史书编纂的一般体例，即按照确定好的体例编排好史料大纲，在“纲”下直接叙述历代史实，而不过多地议论阐发，能以一种具有亲和力的方式为读者提供一个历史框架，线索分明。同时编者注意用生动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串联整体，不会显得单调枯燥。而近代和现代人写的史书，多取概括论述的形式，重要史实常常只作举例性的说明，或仅见于附注中，这对于已有基本历史知识的读者困难还不大，至于一般初学者，常常只能得到一些空洞的概念，而缺乏真正的史实基础，难以形成整体的历史知识印象。《纲鉴易知录》等传统通史读物，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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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撰，历时19年。书名、序文为宋神宗皇帝所赐，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从宋神宗的赐名，我们可以知道《资治通鉴》一书的编纂绝不仅仅是记录1362年之中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而是为了总结这1362年之中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实际上，《资治通鉴》是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史、是一部历代王朝的兴衰史。《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294卷，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止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其内容极其丰富，对于重大事件、历代重要人物、国计民生等均有记载。既写其盛，也写其衰；既讴歌贤君明主，也揭露坏事丑行，同时还详尽地记叙了秦以来的农民起义战争，占了颇大的篇幅。《资治通鉴》一书，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来补视为可与史记媲美的一部史家绝笔，在历史上享有盛誉。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之典范，以其文笔之精审流畅，内容之丰富翔实，录事之求实考信，思想之博大精深而蜚声中外，倍受推崇。在这部史学巨著中，司马光着眼于为政之方略得失，前世之兴衰隆替，集兴邦之略，匡君之言，为臣之道，善治之规于一体；融语言的艺术性、生动性，思想的哲理性与深刻性于一炉，前承古人，后照来者。《资治通鉴》问世九百余年，已刊刻出版七十余次；一代伟人毛泽东，一生曾阅读此书十七遍，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受国人推崇之程度。《资治通鉴》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在世界史学上亦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荒政书集成（套装）》辑录了宋至清末出版的各类荒政著作，主要以稿本、初刻本或通行本为底本，并适当选编了一些散在的荒政论文。这些救荒文献，为人们了解历史时期特别是清代重大灾难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极为详尽的珍贵资料。

《贞观政要》是一部非常著名的典籍，主要记述贞观年间唐太宗君臣关于治理国家问题的一些议论和思考，内容包括国家治理中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从思想内容上说，其中所提出的“国以民为本”、“善始善终”、勇于纳谏、忧患意识、礼乐教化等思想对社会治理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等学科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了解唐朝初年社会基本状况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献。《贞观政要》的作者，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吴兢。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根据《新唐书》和《旧唐书》本传记载，一般认为约生于公元669年，卒于公元749年，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旧唐书》中说他年轻时便“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后经魏元忠、朱敬则举荐，担任史官。除了《贞观政要》之外，吴兢还修撰或参与修撰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睿宗实录》、《唐史》、《唐春秋》等，修改了《梁史》、《齐史》、《周史》、《陈史》和《隋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崇尚简约、秉笔直书的史学家。

曾国藩作为一代中兴名臣、道德楷模和学术领袖，可谓德才学识兼备，深为近代以来许多人所推崇。其一生着述颇多，其中尤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可以这么说，在家训类着作中，能与《颜氏家训》分庭抗礼且影响力后来居上者，就是《曾国藩家书》。

《书目答问补正》是一部指导青年学者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举要目录，为青年学者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同时它也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得到当代学者的普遍重视，为我国目录著作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范希曾为《书目答问补正》作的《补正》，丰富了《书目答问》的原有内容，在扩大读者知识面和进一步提供更多研究线索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中国文化的入门书。

《海阔天长（蔚长海卷）/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不仅仅是一部有关蔚长海大师的专著，更是一部当代北京玉雕的艺术发展史，一部玉雕器皿的工艺史和思想史。面对历史的厚重，面对思想的深邃，我们能够做的只有记录。我们把蔚长海大师所经历的和所听闻的那一段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且带着敬重，把这些历史的记载传递给下一代。在准备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己丑岁中，我们终于审慎地开始了《海阔天长（蔚长海卷）/中国玉石雕刻大师》的编辑工作，从历史图片和文字资料的搜集与确认，到文物故迹的寻访，再到编纂和设计，在一年多的艰辛与繁忙之后，终于进入出版流程。

《智品》一书为明朝人樊玉冲撰写，於伦增补。樊玉冲，黄冈（今湖北黄冈）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樊玉冲为官清正廉明。根据《湖广通志》的记载，樊玉冲担任商城令期间，严肃法纪，“按诛大豪，余蠹不敢犯”。当宦官到商城借采矿之事搜取民间财富时，樊玉冲答曰“无矿”，并且严词抗争，致使宦官快快而去，保护了当地的老百姓。樊玉冲后调昆山，为官依旧如此。当他去世后，深受商城、昆山百姓的怀念，岁时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