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校证（套装全2册）》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最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 由孙猛整理的《郡斋读书志校证》，以清汪士钟初刊本为底本，用宋刊袁本合校，参校其他十余种善本和历代史志书目，为现存各种版本和前人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

本书是四位清代在台湾任职的湘籍官员著述的合刊，包括朱景英《海东札记》、黄逢昶《台湾杂记》、刘璈《巡台退思录》和黎景嵩《台海思痛录》（托名思痛子撰，今整理者据陈恭沅撰《黎景嵩墓志铭》，认定思痛子即黎景嵩，详见后文），所著皆是关于台湾社会变迁、风土人情等，均被收入《台湾文献丛刊》。

《贞观政要》由唐代史家吴兢编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太宗君臣论政的主要内容。选译时对全书４０篇的内容，每篇写一段提示，简要说明该篇的背景及思想内容。从每篇分别择取若看章节进行今译和注释。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考古学家对上古器物图识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早在公元前二千三四百年之间，我国就有了文字。据《史记》记载，公元前十六世纪的成汤时代，就有了史官的设置，出现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典册，可惜没有留传下来。直至公元前十五世纪的盘庚时代，才留下了真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从此我国进入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时期。公元前十一世纪，继殷商之后建立起来的周朝，典章制度更趋完美，史官设置更为周备，文化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推动了文化学术的繁荣。

《吕氏春秋选译（修订版）》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典籍，它是在秦相国吕不韦主持下，由他的宾客门下集体编撰而成，其指导思想与吕不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昭襄王立其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虽有子二十余人，但他宠幸的华阳夫人无子，而庶出的公子楚，因其母夏姬不受宠幸，被派往赵国做“质子”（人质）。秦国数次攻伐赵国，赵国因此对子楚很不礼貌，子楚陷入困难的处境。吕不韦本是阳翟富商，正好此时在赵都邯郸遇到子楚，以子楚为奇货可居，于是出千金而西入秦，通过多方活动，使子楚立为华阳夫人的嫡嗣。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列强争霸的时代。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越国，本来是两个落后的诸侯国，僻居东南一隅，被中原各国鄙视为“蛮夷之邦”。但春秋中叶以后，吴、越两国相继崛起，凭借强盛的军事力量，东征西讨，问鼎中原，一度跻身霸强之列。《吴越春秋》记叙的就是吴国、越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吴、越两国争霸之事。《吴越春秋》的撰者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赵晔因耻于做一个侍奉别人的县吏，遂不远数千里，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从著名经师杜抚学习《韩诗》，潜心经籍，长达二十年。

《通鉴纪事本末（修订版）》弥补了《资治通鉴》的不足，可以清楚理清每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脉络，创造了一种新的纪事本末体的史学体裁。《通鉴纪事本末选译（修订版）》在选译时对于原文中的人名、官名、地名和生僻的字、词，做了简要的注释。译文采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的办法，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

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的时期。在中国北方，到了北魏后期，社会上以及政治领域都笼罩着不安定的气氛，战乱一触即发。但就在这种阴暗惊恐的政治气氛中，学术事业并没有停顿，有价值的著作仍先后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至今仍为人们称赏的，就是这里要给读者介绍选译的《水经注》。《水经注》是给《水经》做的注。《水经》是一部专门记载我国江河水道的古书，分三卷，作者是谁已弄不清楚。从内容来看，应该是新莽、东汉时人起草，以后又经多次修订，到魏、晋时才最后写成，讲到的河流有一百三十七条，这当然很有价值。

唐长孺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古代史分期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治学谨严，论著宏富。《唐书兵志笺正（外2种）》为《唐长孺文集》之一种，本册收入唐先生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两部名作《唐书兵志笺正》与《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所有制的发展》，另外收入了唐先生多年讲授、曾内部刊印的《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649年）于贞观初年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取名为《群书治要》。这个“治”是政治，是治国最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荟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如此珍贵的一部典籍，然因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此书至宋初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20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成员获得一套天明时期出版的《群书治要》，交给陕西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该会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群书治要》选用的65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今译，并进行了标点断句和勘误，集结成书，名为《群书治要考译》。《群书治要考译》一书于1996年开始策划，编译工作启动于1998年，《群书治要考译》的工作历经数年，终于圆满完成。2011年6月，该书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用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群书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也认为，该书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