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奉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人把它列“四书”之一。朱熹认为《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把它列为“四书”之首。《中庸》——也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宋代理学家把《中庸》、《大学》抽出来，与《沦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成为宋以后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论语》——在古人心目中，《论语》是修身治国的宝训。因此，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人的圣书。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持久的影响，后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孟子》——记述“亚圣”孟子的言行及他与时人或弟子相互问答的一部典籍。唐代思想家韩愈认为，孔子的思想精髓唯孟子传承，“柯之死，不得其传”，足见孟子的地位。《周易》——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博大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之称。《四库全书•经部易类小序》云：“《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尚书》——我国现存最古老而完整的史书。它是对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历史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保存了我国上古时代极为珍贵的史料。南宋蔡沈在《书经集传序》中说：“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礼记》——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是一部记述关于古代礼节习俗、规定、界定和轶事的文集，也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春秋左传》——《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阐述《春秋》最著名的有《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其中《左传》影响最大。梁启超推崇《左传》的出现是“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

《逊志堂杂钞》：逊志堂杂钞十集，清干嘉间长洲（今江苏吴县）吴翌凤撰。吴翌凤初名凤鸣，字伊仲，号枚庵，又号漫士，生于干龙壬戌年（一七一四），卒于嘉庆已卯年（一八一九），为清代吴中著名藏书家兴学者。枚庵生平，世昌识藏书纪事诗卷五及潘曾沂所撰事略均有记述。枚庵少入郡庠为诸生，中年主讲浏阳南一书院，晚归吴下，以书生终老。枚庵博学多能，不仅熟知经史，雅好诗书，又精楷法，擅丹青，书画俱有名当时。平生性嗜藏书，自述「忆自出就外传，略晓文意，残编断简，即实藏之」，长而兴江浙藏书家同时著名学者如画文弨、王鸣盛、吴骞、朱文游、杨复吉等皆过过从极密，设质书之会，订通书之约，时以各藏善本佳钞互相假借，校雠录副。同辈之中，枚庵最以钞书勤而校勘精着称，所钞之书当时即为人珍重，至今更每成善本。由于家贫无力买书，枚庵每得龙人借书，恒自露钞雪篡，矻矻不息，阅三十年而箦至万余卷。钞书之习，至莫暮年犹不衰，人称“老见异书，虽病必强起，殚力钞写，夜尽一烛为率。精致完整，冠诸收藏家”。身后流传之秘册汇函、古香楼汇丛、秘籍丛函等书，皆巍然巨帙，精楷密写，令人想见精力逾常。现代目录学家王欣夫先生曾谓：“当干嘉时，吾吴多藏书家，而劬学笃好，盖未有过枚菴者”。《乙卯箚记》：章学诚，字宝齐，号少岩。浙江绍兴府会稽（今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卒于嘉庆六年（一八○一）。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乙卯箚记、丙辰箚记和知非日札，是根据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天兴剑承幹（韩怡）所刻章氏遗书嘉业堂本整理断句排印的。据前人考证，乙卯一年实非乙卯一年所作，当是始作於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即一七九一年，章氏时年五十四岁）以前，终於乙卯（乾隆六十年，即一七九五年，章氏时年五十岁）；丙辰箚记亦非一年之作，其下半乃丁巳年（嘉庆二年二年，即一七九七年，章氏时年六十岁）所作（详见胡適章宝齐年谱及本书自注）。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三种箚记，大约出自章氏晚年的手笔，记三百余条中，无论是对史书义例（包括已经失传的史书在内）的讨论，还是对笔记文集的品评，以及对史实真伪、人物生平事迹的考证，大都足资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章氏“辨章学术，考镜原流”的思想。

《经史百家简编》是曾国藩从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优秀文化遗产中精选出的四十八篇名家范文，按体裁分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十一类，内容涉及上古至宋代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和文学等方面。本书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曾文正公文集·经史百家简编》刻本为底本，由梅季先生加以点校注译。书中各篇都有题解分析，按段做了简明的注释，并逐篇翻译成明白晓畅的白话文。本书既是学古文用古文的优秀范本，也可以作为了解、研究曾国藩的一个参考。

书法艺术在我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人民用以表达自己精神感受的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它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在于历代书家的刻苦临写，而且还在于众多书谕家的潜心探求。孙过庭就是其中一位极为重要的书学名家，他所著《书谱》一书，千余年来一直被视为书家必读之作。在这篇书谕中，孙过庭详细谕述了正、草二体的笔法和章法。在笔法的运用方面，孙过庭要求骨力与遒丽、劲速与淹留、浓与柘等对立方面融合相济。在书体的风格方面，要求真草兼通，谕证了专精与兼通对于书法水平提高的作用。孙过庭认为书法各体，各有所用，各有所长，只有集诸体之长通会于一身，方能逹到极高的艺术境界。此外，《书谱》叙理翔实，抉发精微，妙衋其趣，极富文彩，不仅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书谕著作，而且也是一篇文辞华美的散文佳篇，千余年来，影响深远。本书注译中使用的（四库本）为《四库全书》简写，（菁华本）为南宋陈思辑《书苑菁华》简写，特此说明。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共收录了三千四百多种古籍，内容涵盖了清乾隆以前的哲学、历史、文艺、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天文地理、算学、医学等领域。这些古籍内容完备，堪称中华文化的精粹。《四库全书》有系统、有条理地将中华五千年的重要典籍汇集为一部大百科丛书，为研究中华文化的中外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宝库。被人誉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 《四库全书》这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是清乾隆皇帝弘历亲自组织编修的。弘历曾数次下诏，要各省访书呈送京师，并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编修工作。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综编抄录第一部，历时十年。成书后，先誊写了四个抄本，分藏于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又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藏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浙江三阁”，又称“南三阁”）。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难窥及，之后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溯阁本曾遭H本侵略军的抢掠，文澜阁也一度散失，文渊阁本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由此足见幸存的《四库全书》是多么珍贵。 《四库全书》的编纂工程浩大，机构庞杂，人员众多，有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三十人为正副总裁，下设总纂处、总阅处和总校官等，据“《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清单”所载，有三百六十二人参与了编纂工作，这些人多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其中又以总纂官纪昀、陆锡能及戴震出力最多。

《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经解138种，纳兰成德自撰2种，共计1800卷。它一经问世，就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籍铺，一版再版。经师、通儒都以拥有这么一部大型丛书为幸。尤其是乾隆皇帝，认为“是书荟萃诸家，典瞻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因此，他借助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命令馆臣将《通志堂经解》“版片漫漶断阙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并作为《四库》底本刊布流传，用以“嘉惠儒林”。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目不识丁之人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所以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总有人视其为障碍，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也有人尊之为圣典，为良方，非恁其不足以安邦定国。时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礼记》共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篡辑，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或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籍。其中有许多关于学习、教育、生活、修养身心和为人处世的道理，精辟深刻，对今人仍有教益。由于《礼记》内容驳杂，除少数篇外，大部分很少有突出的中心内容，而且缺乏逻辑联系，因此殊为难读。本书作者对之作精心注译和今译，使之判然明畅，为阅读这部典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对研究者亦有参考价值。《孝经》是《十三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为孟子或孟子门人所作。是字数最少（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馀言），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著作。其宗旨，在于宣扬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于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

本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影印了价值较高、品相较好的百余种域外汉籍。所收书籍均影印自国外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个人收藏的国内不见或稀见的汉文文献，其中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我国历史上流散到海外的汉文著述；域外钞录、翻刻、整理、注释的汉文著作；原采用汉字的国家与地区学人用汉文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著述。此外，近数百年来欧美来华传教士用汉字或双语撰写的、与汉文化有关的一些重要著作，也作为附录收入文库。

汉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载体，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着汉籍传播的轨迹，寻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应该是当代学者和出版人的责任。这些年，有志于此的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学者就提出用书籍之路的概念，来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细想来，书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汉籍之路明确，探究的范围也不应该局限在两国之间，应该把汉籍之路作为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 汉籍之路的概念发萌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海外汉籍的版本调查、珍稀文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汉籍文献流传海外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