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木

　　辉煌的白银时代严永兴兴许，读者们会问，为何突然间，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冒出一个俄国的白银时代，为何突然间要介绍白银时代的文学，要出“白银时代丛书”？这个问题提得好！大家知道，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蓦然回首，发现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化等等各种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步和发展。因此，面向二十一世纪，海内外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都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悉心研究各种令他们感兴趣的、有关这一世纪的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历史，从军事到科技，从宗教到哲学，从艺术到文化，等等，无不涉猎。奇怪得很，在文化领域诸多热门话题中，有个话题尤为引人注目，待到苏联解体后，它更成为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各国的、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踏访着，如一个陈旧而奇瑰的梦，那就是俄国的“白银时代”。也许这是惊奇于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竟然会造化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白银时代。也许是感叹于它的短暂和多舛，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文化精英们全都跨鹤西去，只剩下片片花瓣，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史册上，散发出永恒的幽香和无限的惆怅。也许是这泓白银文化的清溪中沉潜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作为一个时代而光耀百世的辉煌。首先，许多研究者几乎不谋而合地形成一个共通点，认为所谓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文化”，并非只是一种文化，而应该有三种文化，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俄国文化。源自同一母体的三种文化，虽具继承性和延续性，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文化内涵、思想、表现形式、成就和影响。因此，它们是三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却非一种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称白银时代，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它不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挂在体育明星脖子上的金银铜牌，可依次排定名次。它们的不同名称，亦不表示它们各自的含金量、重要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俄国文化辉煌的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座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高峰；产生了以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为首的俄国新音乐；也使俄国芭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除法兰西、意大利之外的世界芭蕾第三学派——俄罗斯舞派；并使以列宾、苏里科夫、佩罗夫等著名画家为中坚的俄国巡回展览画派迅速崛起，左右俄国画坛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些似乎都毋容置疑，且为世界各国文化界人士所熟悉，所接受。但是，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诸多原因，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或者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恰如蚌中珍珠，沙漠隐泉，掩藏着一个粲然的世界，清冽，明丽，灵动，精致，却长期鲜为人知。殊不知，短短三十年的白银时代，得天地之韵律，时代之造化，不但今天让人神醉情驰，刮目相看，就在当时，它所达到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而全面的。成就和影响所及（尤其是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艺理论、音乐、芭蕾、表演艺术、摄影、电影、绘画、雕塑等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而且涉及建筑、工业品艺术设计、宗教哲学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绘画方面，世界抽象艺术的鼻祖就是俄国的康定斯基，他的一系列以音乐命名的抽象画风靡世界，他发表于1910—1926年间的四部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问题》、《论具体艺术》和《点、线、面》，成了抽象艺术的奠基之作。再加上1915年以一幅《黑方块》轰动京城的马格维奇和美术设计艺术的奠基人塔特林，无论是属至上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成就都是惊人的。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1915年是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分裂”，也是整个世界文化的转折点。理由是造型艺术找到了“自身至高无上的语言”，开始否定古希腊的拟态（模仿大自然）原则，“有理性地在符号系统中进行创作”。（列什，《俄罗斯文化的青铜时代》，《文学报》1997年4月16日）这个论断不无道理，但岂止绘画。音乐方面，如斯特拉文斯基，曾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语言结合起来，以早期的原始表现主义、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和晚期的无调性序列主义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终于融汇贯通而攀上音乐艺术的峰巅。斯克里亚宾在继承俄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探索表现主义的和声结构，他的《普罗米修斯》交响诗等作品，对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肖斯塔科维奇虽是后来者，但他从1925年登上乐坛，即表现出异常独特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不仅音乐语言和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善于运用音乐手段表达思想，使作品富有哲理。虽屡遭批判，但无法动摇他作为二十世纪交响乐大师的地位。俄国芭蕾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在世界芭蕾舞坛上占主导地位，接着以戈尔斯基、福金、斯特拉文斯基等艺术家为组合，从芭蕾音乐、芭蕾舞改编和表演风格上进行革新。并依托俄罗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年轻的舞蹈家们在欧美各国成功的巡回演出，产生极大影响。斯特拉文斯基风格独特的芭蕾音乐和印象派画家科罗温色彩绚丽、场面宏伟的舞台设计，此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著名画家兼建筑师利西茨基把俄国的至上主义、非具象艺术、构成主义与西欧的新造型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西方的建筑与美术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并推动了美国前卫艺术的发展。但是，应该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最灿烂辉煌的，当推文学。世界各国的文学，垒聚到十九世纪，都成了一座座突兀的山峰，其中俄国文学无疑是高大幽深、奇峰罗列的山脉之一。不过，大凡高峰树起后，后人每每高山仰止，或东施效颦，它成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的遗产。过于迷恋承袭而不力求创新，过于注重传统而不摆脱前人窠臼，这丰厚的遗产就累聚成一座沉重的负担，令后来者诚惶诚恐，不知所以。而白银时代文学的盛大，归拢来说，恰恰在于它是一批极富天赋、然抱定“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抗风云”宗旨的文人和团体的集合、汇聚。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来这里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一时间墨香馥郁，气吐万汇。最先登场的是象征主义。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序幕，就是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的峰巅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明斯基，维亚·伊万诺夫等宿将拉开的。接着，第二代中又有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名家加盟。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学团体的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俄国的象征主义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曾经如日中天的诗歌的日渐衰微，在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并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它的先驱乃是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是权威的宗教哲学家和颇有名气的诗人，虽然他于世纪末（1900年）去世，但是他的美学、哲学、神学思想和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引出了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理性上的完整性。他在神学上的主要学说是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中得到一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把世界看成是“完整统一”的，因此曾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统治，这种空想的破灭又加深了他关于反基督的出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精英们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彼世，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颇可理解了。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玄奥、艰涩的诗篇中汇聚着他们的人神意识和宇宙感悟，埋藏着他们的孤傲、郁愤、才华和对尘世的不屑。也许正是这种理性上的大彻大悟和形式上的独立创新，他们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象征派中，身兼二职，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也不乏其人。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别雷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可以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称为“奇书”的话，那么安德列·别雷（1880—1934）的《彼得堡》也当在其列，而且论资格，比上述两部名著都老。《彼得堡》发表于1913－1914年，《追忆似水年华》是1913－1927年，《尤利西斯》则1918年才开始在纽约一家杂志上连载。《彼得堡》在俄罗斯文学中，是一部同时表现了东方和西方，也就是表现了世界的作品。作家所展现的艺术画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在时空上有明确具体界定的，又是朦胧模糊和无限的。作品的背景是1905年俄国革命，写的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堡短短十来天的事情。但它犹如一幅涵纳万象的巨型绘画，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蕴含异常的艺术魅力，并具有世界性的广阔内涵。难怪中译者钱善行先生说它除了与多数象征主义、意识流作品一样比较难译外，还有它特别的难度。“行文中随时遇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和阿拉伯的古今文化现象、《圣经》故事、东方佛学诸流派和中国的孔子儒学，直到古今各国包括人智学、通灵术等等哲学观点、欧洲和俄国从古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掌故，还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哲学的种种理论、名词、术语，数以万计。”别雷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改革上，除象征和意识流，他还追求小说的诗化、韵律化，追求叙述语言、结构的节奏和“音响”效果，把诸如对位、变奏、转调、旋律的再现等音乐作曲技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因此读他的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享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内容上的包罗万象和叙述技巧上的繁复，以及作者大量使用的古文字、民间词语、外来词和仿声词，往往让译者面对“天书”望而却步。因此西方虽早有“别雷学”研究，但《彼得堡》的译介却大大滞后，德、法、英文的译本几乎都出现于半个世纪之后。1990年，我曾约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善行研究员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彼得堡》的部分章节。钱先生学识丰富，治学严谨，担此重任后，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始大功告成，可见态度之认真和译事之艰难。但译文准确传神，使我国读者得以第一次领略这部名著的魅力，可惜只是选译。此后，钱先生又与他夫人合作，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1922年版的《彼得堡》（删节本）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开始该书的另一版本（全本）的翻译，也即我们这套“白银时代丛书”中的《彼得堡》中译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经前后六七年的潜心钻研和苦心孤诣的反复修改，“十年磨一剑”，已经将译文磨炼得近乎精雕细镂的程度，更加准确，更加完美。直接用文学形式体现索洛维约夫的“反基督”思想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作品包括《众神之死》、《复活了的众神》和《反基督》。第一部选取的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描写古代文明的悲剧性衰落，历史人物是“叛教者尤里安”。第二部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人公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达·芬奇，不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希腊诸神的复活、人性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确认。第三部同作者的祖国有关，主人公是他的同胞视为圣明和英雄的彼得大帝和被他杀死的长子阿列克谢。俄苏文学中的传统作品都有分清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习惯性功能，作家的笔道一划，黑白、善恶、忠奸分明。有趣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有意而为。作品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作为象征，被作者有意识选取的，用以象征和表达他的反基督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如果要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史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裁定，恐怕是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这些白银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潮流的，但却仅仅因为各自的美学追求、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最终导致解体，风流云散。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解体脱颖而出的阿克梅派，高举完美、高超、高雅的大旗，作为他们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他们的诗中，已经没有象征主义的玄奥和神秘，亦不从彼世去寻觅创作灵感和寄托感情与希冀，而专注于对自然生活的展示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探幽。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六位诗人都因对诗歌艺术和个人风格尽善尽美的追求，而成气候。日后，六杰中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臻成熟，登上了俄国白银时代和整个二十世纪诗歌的高峰。他们的“唯美”受到了时代的许诺，终于以自己诗歌的无穷魅力向世界昭示：真正的俄罗斯诗才本来就蕴藏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尽管两位天才一前一后被自己祖国的政治风波所淹没，但是，也许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增添了他们诗歌的澄明世界的内涵和价值。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出现的俄国未来主义，在白银时代的诸多艺术流派中，也许是唯一一支非发轫于俄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未来主义的发起者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博乔尼、塞韦里尼等人的主张，给了他们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无论是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自我未来主义，都声讨和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僵死腐朽的，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奉创造与新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圭臬。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大胆和反叛，引发出一场诗歌语言的探索与革命，造就了如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一批颇有成就的未来派诗人，而且日后还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中脱胎出两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手段影响着俄国诗坛。否定传统、唯我独尊，似乎太狂傲了些。其实，真正的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也无法妨碍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光耀百世。但是，社会的发展时时需要改造传统，健康优秀的传统亦须不断激浊扬清，立美逐丑，问题是看改造者甚或否定者的人品、素质、立场如何了。马里内蒂走向了反动，马雅可夫斯基却迎接了革命。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俄国白银时代异彩纷呈的现代主义流派面前，显得沉稳而充满自信。以高尔基和布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吐故纳新，激浊扬清，拓宽现实主义的视野和手法，让它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成就。应该说，这支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它包容了一大批像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魏列萨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霍达谢维奇，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爱伦堡，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格林等等名作家和诗人，他们或崭露头角，日后才达到创作的峰巅，或声誉日隆，各擅胜场，但他们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高尔基和布宁。布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布宁十九世纪末，即189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高尔基赞誉他是“当代第一诗人”。但在他整个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和散文，本世纪最初十六年是布宁创作的极盛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又有绘画作品的色彩和光感，但他从不脱离生活单纯描写自然，并且注重语言的洗炼、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使他的作品熔诗、画、文于一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直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视为楷模。高尔基虽然没有获诺贝尔奖，但他无疑是白银时代和二十世纪俄苏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无法比拟的条件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在西方的一些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专著中，往往把高尔基排斥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和偏颇。谈白银时代而不提及高尔基，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高尔基自始至终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任何提法，包括人道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作家这些提法都是对高尔基的贬损。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错，但刻意强调未免失之矫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这顶桂冠岂不大打折扣？构成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基础的恰恰是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导致了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也导致他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做法。这一精神也正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思想基础。另一位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就是这次“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的作家之一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布宁是截然不同的文人。如果说，高尔基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布宁的散文注重语言的洗练、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那么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是在借鉴和创造性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成新的文学语境，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由于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孤独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总是和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因此他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给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有力的影响和启发。鲁迅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象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只消读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就会知道鲁迅先生七十六年前的评价，比起安德列耶夫的一些同胞评论家们，要客观得多，真诚得多。诚然，不能说安德列耶夫的作品篇篇都是佳作，部部都属上乘，但是它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辨，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交融，构成一个整体，整个儿散发着严峻、强悍、豪壮、奇崛的风范，如果他要写出几行流丽优雅的文字，反而会使人们惊讶，感到不协调。他甚至吝啬到不肯在主人公的外貌服饰、个性特征上多费笔墨，也不注重具体的人和事，却不惜篇幅，调动一切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手段，渲染夸张、强化突出他意识中的“事实的形象”，亦即他的主观感受，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思。如《红笑》，如《七个绞刑犯》，如诸多其他作品，与其说他在写作，供人阅读，不如说他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写作技巧论，用浓墨重彩、强烈对比、刺激性的色调、荒诞的形象来描摹自然物象、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不是太离谱了吗？只有把技巧与思想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理想的渴求化为笔底风云。这，就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着层次丰厚的景观、绚丽的色彩和多元化的格局。它是一场新世纪的聚会，不同天赋、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相聚在这里，把人性付诸文学，又用文学引发人性；它是一场罕见的文学爆炸，短时期内积聚如此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如此众多对艺术不懈探求与革新的缪斯和艺术精灵，让人走进神话、寓言、历史和现实，走进宇宙感悟的云霓和心灵深处的幽眇，走进艺术王国的自由殿堂，去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于是，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玄秘、洁净、澄澈、高超的积淀，一份永久的遗产。四正在这时候，1917年俄历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是否导致了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戛然终止，便成了众多学者探索和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俄国的白银时代，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之日，也未在1918年以后大批俄罗斯文化精英移居国外之时突然终止。它在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持续了一个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代末才逐渐归于沉寂、终结，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与考验。对苏维埃广大工农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取得胜利的欢乐只是短暂的瞬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内忧外患，战争，饥荒，经济萧条，百业凋敝，食物匮乏……所有困难都落在列宁这位伟人瘦削的双肩上。他为巩固政权、战胜敌人、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切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但却似乎无暇顾及文化艺术。这给白银时代文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异和政权更迭，白银时代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显得迷惘和不知所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曾经呼唤过“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的高尔基，对革命后的种种极端做法强烈地不理解，又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这场红色风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流亡不定的生活中去追逐创作的灵感和天地。平心而论，这不是反动和背叛，而是对自身职责、理想、才赋、智慧的悲剧性执迷。那是一条艰难痛苦的路，但艰难痛苦对于1918年以后的俄国作家们都还不太在意，别离充满硝烟的故土不久，他们在异国对承受苦难和创造佳作的自信心还有充裕的贮留。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对故国的眷恋熔铸于作品中，维系着白银时代俄国侨民文学的辉煌。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对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和恨别离、愁故园的游子生命脉流的搏动。高尔基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作为一种反思后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有意识摆脱他世纪初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或政治化倾向，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善良、正义、自由、真理的新的思索。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女诗人首屈一指者，当推才女茨维塔耶娃。这位书香门第的女诗人，十八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1917年完成诗集《里程》（1920年出版），奠定了她在白银时代的地位。一生创作有长诗十七部，其中有十一部是在1922年侨居以后写成的。“文章憎命达”，苦旅思乡的人生激越了她的诗才。她的诗或是散文，或是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地书简，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和爱的主题，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和博爱的微波，赋予词汇以深刻的含义，赋予形式与精神以和谐的统一。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她爱艺术，爱诗，爱周遭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别具一格。白银时代文学如果不包括茨维塔耶娃，是不完整的，也不公平。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除了一大批早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外，也涌现出一些新锐，纳博科夫可算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1940年移居美国，1945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将他当做美国作家。其实，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和政论家，并酷爱文学。由于家庭熏陶，纳博科夫十五岁便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919年，他随家人侨居英国，入剑桥大学，专修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1922年开始以“西林”的笔名用俄文发表作品，并获盛誉。他的作品以用词精美、典雅，意境深邃、奇特著称，创作方法兼融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成分，被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五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和生机，与国外的侨民文学遥相对应，相映生辉，继续着白银时代文学的辉煌。记得在扬州个园的佳秋阁上挂有副对联：秋从夏雨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可见许多事物亦如气候变化那样是很微妙的。最活跃的，自然是未来主义者。也许是十月革命圆了他们的梦，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真诚而狂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高昂的音调；无产阶级诗人们以钢铁般的语言高歌的诗篇洋溢着自信与自豪、夸张与力量。与此同时，一位比马雅可夫斯基小两岁的诗坛奇才叶赛宁突然间难以想象地冒了出来。说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五岁读诗，九岁写诗，十五岁已写出抒情诗佳作。他欢呼十月革命，但又害怕革命后的农村变迁；他的诗抒情得具有奇异的魅力，又浸透着俄罗斯的泥土芳香；他兼收并蓄，却独辟蹊径，独创“意象派”，强调对诗歌形象的追求；他只开花，不结果，正当风华正茂时，却突然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人生之谜。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位风格迥异的轻派和响派的领袖人物，都匆匆离去，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巨大损失。过早告别白银时代的还有以创作“美妇人”形象著称的勃洛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解体的象征主义，如今风流云散，各奔东西。留在国内的勃洛克，从革命中获得新的激情和源泉，走向他创作的顶峰。长诗《十二个》虽仍能找出象征主义的遗风，但通体音律和谐，外逸内刚，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历史主义的思索。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亦是白银时代两位截然不同的大诗人。一位曾是阿克梅派的主将，另一位当时仅是未来主义的龙套。古米廖夫被枪决后，阿赫马托娃不再打出阿克梅的旗号，但诗风依旧。她气度高雅，虽历尽坎坷，但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超凡脱俗。其文亦如其人，语言典雅，行文运思每每挥洒自如，大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气度。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未来诗派中，还只是个小角色，而且若即若离，并不心虔志诚。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诗艺已臻炉火纯青。如果说，阿赫马托娃追求的是完美、高雅，那么他追求的则是奇崛、严谨，诗风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都视诗歌为生命。只要看帕氏自己的回忆录和最近问世并轰动一时的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就会知道这点他们是十分真诚和执著的，由此才熔铸成为一代卓然独立的大家。在这么一种相对宽松活跃、自由竞争的整体气氛中，小说领域也同诗歌一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许多小说名家移居国外，在异地创造白银时代的辉煌，留在国内的小说家应该说亦毫不逊色，在我看来，甚至略胜一筹。这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和作品的个性化上。尤其是前者，对远离故土、虽尚有贮留但终究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源泉、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的侨民作家来说，是无可比拟的。如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其实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哲理性、悲剧性和深刻性。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尤其是布尔加科夫，《魔障》、《狗心》和《不祥的蛋》都是荒诞派的杰作，一部《大师和马格丽特》更是风靡世界，成了白银时代甚至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1966年西蒙诺夫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其实，称“严谨的现实主义”并不贴切，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坛上确曾出现过荒诞派，虽说只是昙花一现。荒诞派没有纲领，没有团体，但是却拥有像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这样的荒诞派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堪称荒诞派小说的杰作，并且比西欧和拉美的超前了几十年。只不过人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无缘读到这些“荒诞离奇”的作品，原因是它们根本无法得以问世，或是一经问世即遭厄运。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作为“回归文学”公开亮相，给了俄罗斯读者一份惊喜、自豪和感叹。六这次收入“白银时代丛书”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1928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1940年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并旋即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愕然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天才。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又过了二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其中第八卷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编者增补了全部删节部分，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全文译出（并取了一个新的中译名：《撒旦起舞》），中国读者亦终可一览该作的全貌，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谈谐。两长篇中，最辉煌的篇章，则是马格丽特和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那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相隔两千年的两大悲剧，被布尔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较之《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能贸然判定哪部作品更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全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另一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也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扎米亚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英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亚京笔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奥威尔的“无产者”，都被认为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三部曲中，创作最早的是《我们》，后两部，一部发表于1932年，一部为1948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时亦需经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作品，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扎米亚京的奇思异想中，在他那荒诞、怪异、恣肆、大胆的幻想中，往往隐伏着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隐伏着他的超前和预见。人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抑或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对它们的解读和评价便会大相径庭。1948年，奥威尔的《1984年》出版，亦曾引起激烈争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因亦在于此。当年，有的评论家曾批评奥威尔缺乏丰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讽刺家应具有的哲学上的超脱。认为他的想象是残忍的，有时也很尖锐，但缺乏深度、敏锐和创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冷战时代西方文人对苏联社会和制度的杀伐之气。而《我们》则不同，它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积淀，又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荒诞、象征、梦幻、变形、变调、直觉、下意识于一体，以一篇恰似编织离奇动人的艳情惊险故事，描绘了千年后的人类社会。作者借助超然物外的反讽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放在玻璃城堡的围困中，来构建他的悖论：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他认为，每个社会，包括他笔下那个幻想的、子虚乌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大一统王国，都会有人性的大合理，但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若以抹杀个性为代价，并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反抗，或须进行变革，或最终导致崩溃。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部启示录式的鸿儒大作。七以《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名噪一时、并遭厄运的皮利尼亚克（1894—1938），也是个创作个性独特的作家。这时期，他的最好作品是《裸年》和《红木》。他不属于站在历史峰巅俯瞰人类命运、以磅礴的气势结撰史诗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俄罗斯的小城生活。《红木》描写的就是这种小城生活，这是作家最为熟悉的生活。小说中，那种常常被称作外省奇特或古怪本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儿子鲍里斯·安德罗尼卡什维奇－皮利尼亚克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我的父亲》一文中认为，小城生活从许多荒诞不经的行为中给作品提供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在城市里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但正是在这些荒诞不经（或是病态）的行为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征。革命撕掉了天性体面美好的外衣，它那被压抑的、细心包藏的、如今公开表露的不良影响也就暴露无遗。奇怪的是，作品刚问世，便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发表文章，说“鲍·皮利尼亚克描写‘红木’的中篇和许多其他作品虽然我都没有读过”，不过，“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这无异是一种军事叛乱”。高尔基虽然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目睹对当时任全俄作协主席的皮利尼亚克的围剿，毅然站出来仗义执言，表示不同意用“似乎要把他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全部抹杀”的态度来对待皮利尼亚克。他两次撰文指出，据他对皮利尼亚克等作家的了解，“他们并不想妨碍正在创建的美好而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对忠诚地从事这项必要而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怀有生就的敌意”。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这场围绕《红木》的批判运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位大诗人和一位大作家的人品由此亦可见一斑。其实，皮利尼亚克的全部灾难，均由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而生。作品中虽没有提及伏龙芝，可是同时代人一眼就看出了作品暗含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书生气十足地在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之死联系起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皮利尼亚克最终没有逃脱厄运，1937年10月28日，在三周岁的儿子生日那天被捕，1938年4月21日被枪决。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是他晚年精心创作的重要作品，但风格已趋平和，对历史和现实的描述，隐含着苦涩和深沉的思索；对俄罗斯民间艺术的细致描写和颂扬，蕴含着作家博大精深的艺术底蕴，展露了俄国文化不可轻易窥探的秘仪。与上述写现实和写荒诞的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批在大自然和幻想世界中遨游的作家，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格林。普里什文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描绘大自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四季变化的抒情哲理散文，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诗化的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依相傍，点化了生活和世界的美。帕乌斯托夫斯基亦善以抒情笔调描绘大自然的美景，作品充满诗意，抒发对祖国、人民、生活的无限关切和爱恋之情。“白银时代丛书”介绍的最后一位作家格林（1880—1932），是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杰出的浪漫派作家，以其富于浪漫色彩与专写爱情、冒险、奇遇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幻想作品闻名于世。他原名格林涅夫斯基，波兰流放犯的儿子，身世坎坷，从小漂泊俄罗斯各地，当过渔民、水手、矿工、士兵，多次被沙皇政府投入监狱和流放西伯利亚。一生中目睹了人世间的沉重与丑恶。他的小说便取材于他的历险见闻和苦难经历，那辽阔的大海和美丽的海岛、那低语的清风和芬芳的花香所特有的异域情调，那富于奇思异想、意境怪诞的神秘冒险，那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和理想中的“格林国”，那充满寓言性和象征性的奇遇，那表现深刻人道主义的幻想世界，编织成一部部动人心弦的抒情浪漫小说，描绘出一幅幅朦胧幽眇的画卷，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美好信念，使格林的小说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显得精深华美，寄托遥深，清新而鲜亮。八俄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白银时代，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造就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时间不长，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然后逐渐低迷、衰落，到二十年代末便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减员。不管是流落异乡的，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一个个蜚声文坛、卓有成就的作家接连不断地撒手人寰，不管是自然死亡的，还是非自然死亡的。他们的匆匆离去，无疑加速了这辉煌时代的终止步伐。其二，是侨民作家创作源泉的日益枯竭。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文化精英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江郎才尽。虽安贫乐道，达观修养，无奈面对书桌上铺就的白纸，却是空白一片。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虽然十月革命后有过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作家们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但社会接纳这些作家和作品却并不那么热情和宽松，尤其是作为左倾文化思潮的滥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等组织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不停地对文化精英们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使得有的作家封笔，有的作家为顺应社会的这种选择，或悄悄调整自己的创作，或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白银时代由日渐黯淡而至终结便是必然的结果。待到废黜百家、禁书和镇压，俄罗斯文学的冬天便来临了。幸好，还有一位俄罗斯哲人留下了一个预言：伟大的新世纪如今就要诞生，整个世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白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白银时代文学留给我们太多的辉煌、惊叹和思索。但愿“白银时代丛书”沧海一粟的六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到文学大师们那依然跳动着的脉搏，能带给读者一缕墨香、一份愉悦、一丝意绪。一九九七年夏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石枕川，1931年生解放军外语学院俄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除教研工作外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译介。翻译过十九世纪作家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谢德林，二十世纪作家阿斯塔菲耶夫、阿勃拉莫夫、别洛夫、别利亚耶夫、皮利尼亚克、勃留索夫、伊斯坎德尔、卡达耶夫、凯特琳斯卡娅、阿纳托利·金、马卡宁、纳吉宾、纳博科夫、雅申等人的作品，散见于《花城》、《花城译丛》、《百花洲》、《苏联文艺》、《外国文艺》等杂志或由江苏译林、上海译文、江苏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漓江、东方、人文出版社出版。一些译作被收录入社科院外文所吴元迈、吕同六、柳鸣九、钱善行、严永兴等专家学者所编的各种丛书。刘引梅，1952年生，1975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75－1977年在北京版本图书馆编译室工作，参加翻译《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注释、《恩格斯传》等。1977年至今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先后参加了文学进修班学习和在资料室工作。1990年在莫斯科文化学院进修。现为外国文学编辑室副编审。从事编辑工作以来，编辑的图书有：《人生舞台》、《诗人之恋——俄国三大诗人的爱情悲剧》、《安娜·卡列尼娜》、《苦难历程》、《青年近卫军》等。翻译出版的作品有：《科学皇后》、《祸起宫墙》（上册）、《在人间》、《幽灵》、《卡利奥斯特罗伯爵》、《黑衣修士》等。

    
   红木
   短篇小说两篇
   不灭的月亮的故事
   小城
   果实的成熟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