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第一卷）

　　我今天再度翻阅这些讲义时，发现我的心情跟将近三十年以前讲授它们时同样激动。激动是由于当时我参加我国艰苦而迅猛的发展并看到它通过种种障碍、经过努力和苦难而获得成长和荣耀时，我为此怀着既严肃而又深切的喜悦。法国之所以能成立，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我们抱怨（而且不无理由）我们经受过的苦难和失着。我们的先人生活得并不比我们舒坦些，也不比我们更早和更便宜地摘取到他们劳动的果实。在他们遭遇的命运里，既有可悲叹之事，同时也有可振奋之事。历史使急功近利的企图沮丧而支持高瞻远瞩的愿望。为了赢得一个美好和自由的政府，法国作了许多尝试，成功的很少，而且有时由于自己的错误，甚至它还不知道吸取教训就招致了失败，这是法国的特殊性格。这个民族充满了聪明和生机蓬勃的力量，它奋激，迷失了方向，又认清了，便突然改变了道路，或者静静地停步不动，表面上似乎疲惫了，丧失了徒劳探索的兴趣，但它决不甘心于一筹莫展，便用其他的工作和其他的业绩来解脱那些政治上的挫折，直到它能重新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迅奔。自从十四个世纪以来，法国经历了多次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幻想和失着的最显著的交替；它却从来没有长期抛弃过秩序，也没有抛弃过自由，这是各民族的两个荣誉的条件，也是它们持久的福利。正因此我们的历史往往是阴暗的，却又始终是令人安心的。它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当今的许多失误和罪恶，我们并非像人们指摘我们那样的是前所未闻的创新者和同样受指摘的好虚幻的梦想者。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实际上正是我们祖先所追求的；跟我们一样，他们致力于解放和从精神与物质上提高我们社会的各个阶级；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力求用自由的制度和全民族的有效参与政治来保证公共事务的良好管理和人们的权利与自由。如果他们在这始终是伟大和坚毅精神的豪迈尝试里曾多次失败过，贵族或资产者、官员或普通公民却一直在普遍的低潮中间挺立着，保持着优良的原则、崇高的希望，不让神圣的火苗熄灭，因为人们还没有成功地把圣殿建立起来。而不幸的善良事业的这些坚忍不拔的护卫者们的信心可从来不曾受骗过；它的生命力不仅超过了它的那些不幸，而且时机一到，它又以更严格和更强劲的姿态重新出现。时间使它无法消灭的东西更壮大起来。因此我们确信，在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制度时不但不会去否认多少世纪以来的法国，而且我们还是在继续它，所以失误完全不能阻挡成功的希望。在这种令人鼓舞的自信心之外，我们的历史还增添了两项教训，我认为在许多其他教训之中那是最基本的，所以我特别要加以阐述。社会各上层阶级的盲目争雄促使我们之间自由政府的试验趋于失败。贵族和资产者为了抵御或为了建立和实施自由，他们不但不联合起来，却反而互相分离，他们热中于彼此倾轧或排斥，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平待，另一方不肯接受对方的任何优势。这类妄自尊大的念头在法权上是极悖理的，在事实上也是徒劳无益的。贵族的有点儿浅薄的傲岸态度未能阻止法国资产者抬高自己并占据国家高层的地位。资产者的有点儿幼稚的嫉妒心也未能阻碍贵族保持那家庭名望和长期占据高位所得的利益。在存在着的和日见长大的整个社会中有一股上升和征服的内在运动。正在继续着的整个社会，按地位和次序的某种等级制度建立起来了，而且始终延续着。公道、情理、公共利益、当然还有个人利益，彼此都愿意大家接受社会秩序的这些现成的事实。在法国，各不同阶级不曾懂得具有这种巧妙的公正道理。因此他们彼此都给自己也给他们共同的国家背上他们不明智的利己主义的包袱。贵族和资产者，前者抱住了妄自尊大的低级趣味，后者抱住了嫉妒的低级趣味，他们在他们的社会福利中的自由、重要性和安全的程度都无可比拟地减缩了，而如果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神圣法则稍微多一点点公道、预见性并表示服从的话，他们的状况就会好得多。他们不知道同心协力一块儿使彼此变得自由和强大；他们把他们自己也把法国投入了革命的旋涡。这里是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的第二项巨大教训。历史给我们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受支配的特点据说像在战争中受furiafrancese的支配一样。当我们全神贯注于一个原理、一种利益、一种感情时，我们绝对地、专一地被这些东西所控制；我们完全听从它们并追随它们一直到底，像热情的逻辑学家一样，毫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和其他的事实。我们是否接近了自由的雄心壮志的境界了呢？我们为它牺牲一切，牺牲最迫切的秩序的条件、权力的最明显的需要、当前的休息、将来的安全。只要失误的后果一暴露，无政府状态一出现，一个有效的权力的需要变为确切无疑时，我们便会赶紧投靠它；我们便会向它交出所有我们安全的地位；我们便会迎合并超额满足它的要求。因为过去曾是过分的自由了，我们也就忘掉我们曾要求自由。这样的狂热和这样的健忘自有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分寸感、预见性、注意到社会中并存的各种不同的利益，考虑到彼此既结合又斗争的相反的原则，对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都给予他们自己的一份并只给他们那一份，及时地停下来，作适当的妥协，为了明天而对今天作些牺牲，这是智慧，这是灵活性，这是政治上的必要；这本身就是政治。上帝在民族悠久的命运方面，也像在个人短暂的经历方面一样，只凭这些条件给予他们以政治的成功。民族比之个人，前者的优越性在于总会有时间可以学会成功之道。而法国是一定能够学得成功之道的，因为它在所有的时代，而且不管它的一切失误，它始终是伟大的、聪慧的和强有力的。它常常失败，却从不衰竭。它的一些成功总能克服它的一些挫折。虽然它已有了十四个世纪的历史，它仍是朝气蓬勃的。它丝毫不会放弃它实际上始终希望和寻求的东西。我是属于抱有坚定信念者之一，认为当法国看清楚为什么还没有成功的原因时，它一定会如所应该的那样获得它尚未取得的成功。基佐瓦尔-利歇尔，1856年9月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1787-1874）系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尼姆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是著名律师，在法国大革命时死于断头台上。他随母流亡瑞士，1805年回到巴黎学习法律，并同反拿破仑的文学团体有往来。1812年任巴黎大学历史教授，同年与女作家宝莲娜·德·梅兰结婚，从此结识了保皇党头面人物而进入政界，曾参加第一次波旁复辟（1814），成为君主立宪制的鼓吹者和“空论派”团体的成员，并在其1816年写的《论代议制政府及法国现状》一文中解释该团体的政纲。1820-1830年，他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著有：近代史课本《欧洲代议制起源史》（1822）、《法国史概论》（1823）、《有关英国革命回忆录集》（1823）、《英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在位时期英国革命史》（1827-1828）、《欧洲文明史》（1828）和《法国文明史》（1829-1832）等书。在七月王朝（1830-1848）期间他是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在法国政治生活中颇有影响。1832-1837年，他任教育大臣，提出“基佐法”，确立了所有公民均可接受初等教育的原则。在一度任驻英大使（1840）后，他出任外交大臣，此后八年他的外交政策颇为成功。1847年，他出任首相。1848年的法国革命结束了基佐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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