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局势是和是战，这是当前备受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如果陈水扁当局一意孤行，制造“台独”重大事变，逼迫大陆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日本是否会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与访谈的专家学者从国家安全及战略的高度，对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引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战争模式及国际因素的影响等，作了通透的解构与预测！

简介李云龙是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是一个一生都在血与火中搏斗的名将。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在战争与和平的时空转换中他的命运注定要充满悲欢离合——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婚姻、爱情……作者用冷静凝重的笔触，刻画了李云龙和他的战友们极其鲜明的性格和十分传奇的故事，读来令你手不释卷，掩卷不能不深思、落泪……作者简介《亮剑》是一篇新派作家退伍军人都梁的处女作，开创全新概念战争小说之先河——“市场化风格的战争故事”，一经推出就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称赞，成为当代最畅销小说之一。书摘第一章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解释，是小时候练武，师傅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净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李云龙已和张部长纠缠了两个多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儿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啦，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后有时只炸成两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糟糕，这种玩艺儿在战斗中常耽误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总比没有强。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随便惯了，似乎彼此不骂几句就太见外啦。张部长说：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了你们独立团十箱了，还他娘的贪心不足。我早听别人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这回可真信啦，是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咋的？操，你要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饭。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啦。行吧，我再给你十箱，得了，你还先别道谢，老子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真要有老婆，就拿老婆跟你换50箱手榴弹。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啧，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啦。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十箱手榴弹？美得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再打仗时，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李云龙一听便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我当是什么宝贝，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佐官的还不难。这样吧。你再给十箱，我顺手再给你弄个日本娘们儿来……去你娘的吧……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和张部长纠缠时，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门户——一线天走来。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

本书是她在加沙700天的真实战地手记，记录了她从进入加沙到离开加沙的日日夜夜。其间，死亡、仇恨、真情、矛盾、冲突交错并行，充满了引人入胜的异域境况和作者的人文情怀。中东，这片世界上最敏感的土地，生命与信仰在这里遭遇了血与火的洗礼，传媒的操守与素养也在这里面临最严峻的考验。可正是她的坚守，让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都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这一坚守，才是一名记者最基本，也是最可贵的信念！　作为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周轶君在2年时间里接触了大量当地人物，与阿拉法特、亚辛、阿巴斯等有多次直接接触。本书用充满人文关怀的文笔生动描写当地人民的苦难与挣扎，展现了战火纷飞的中东大地。周轶君在书中讲述她在中东的切身感受。也正因为这样，《离上帝最近》的封面选用了一张故事性很强的照片，一个漂亮的巴勒斯坦女孩，全副武装，额头上扎着哈马斯的头带。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她对中东重要人物的专访，包括已故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已故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以及现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但周轶君说，她更想告诉读者的是许多隐藏在新闻背后的有关人性的故事。周轶君说：“虽然我们和巴以地区相隔比较远，我们的生活也和他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从人性的层面上来讲，我们是共通的，所以这本书更多的是想和大家讲人的故事，活在冰冷的新闻背后的真实的巴以地区的生活。”2002年8月，周轶君只身前往中东，作为当时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在加沙驻守的700多个日日夜夜，她几乎每天都在目睹流血冲突。因为她的坚守，中央电视台将周轶君评为2004年度中国记者风云人物。5月1号下午2点，周轶君将在上海书城为新书《离上帝最近》做现场签售活动。

满清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其间宫廷内外的大小争斗，几天间断。皇族之间，建皇储、承帝位，可以牵起漫天风雨；朝臣之中，求上达、谋私利，也争得翻天覆地；而后妃、太监集团当中的钩心斗角，亦复不少。如此种种，构成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清代宫廷争斗的酷烈，加上异族的神秘色彩，给宫廷政变，平添了浓烈的诡异味道。历来有关此课题的研究专著，寥寥可数，《清代宫廷政变纪要》作者以其深入研究，条分缕析，层层铺开，为读者展示出宫廷政变的面貌与原委。《清代宫廷政变纪要》中所谓宫廷政变，是从广义范围说的，如果从狭义的范围，那末，可写的就不多。内容以故事为单元，兼具掌故意味，有些齐东野语之类的荒诞传说，或予屏除，或予纠辨。

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灯末庙之时的清代官场，集中了两千年来中国官僚制度的许多特点，表现出中国官僚制度的烂熟状态。本书从细节入手，对于清代官僚制度的微观形态，对于官场中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图解说明。本书主要从个案和细节入手，对清代官场各种人物具体活动的条件和环境进行微观审视，填补了以往写官制著作之不足。从官员的道德规范、官场仪注、官场风习、官场人际关系、官场人物等方面对清代官场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介绍。本书作者比较擅长写历史随笔，本书也坚持了随笔式的写法。具体来说，就是不采用章节体的形式，各篇文章虽有内在关联，但都可以独立成篇，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开卷有得，适合休闲阅读。另外，本书选配大量图片，将图版的直观性和文字的细密性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图记”之体，故名《清代官场图记》。<

米勒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跃动、炽热、无畏而闪亮的心灵——诚然，它或许带有些许自我解构的意味，而且都太人性，但它永远不会被诟病为陈腐、平庸、无名和幼稚。——《纽约时报》书评米勒这本颇有争议的书是严谨而繁复研究的产物……他讨论了疯癫、死亡和同性恋，尤其是用大量形象生动甚至近乎感官层面的细节描述了施虐－受虐文化。——《新共和》这本书是对福柯的一生充满想像力的大胆诠释，人类三个世纪的现代性遗赠下来的道德和美学传统被这本书拓广甚至颠覆了。——《波士顿环球》詹姆斯·米勒谈论性与哲学、尼采与艾滋等话题的方式可能会让一些读者震惊……但正是通过这些看似悬殊的元素，他建构出一种爱欲的人生。——埃德蒙·怀特（EdmundWhite）这本惊人之作，因其思想的灵光极具启发力；反响之大，也与其讨论的对象极为相称，可以说是进入20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的一本关键性读本。本书前言本书不是传记，虽则它大体上遵循着福柯的生命足迹。它也不是关于福柯著作的综述，尽管它的确对福柯的大量作品作了诠释。它毋宁是在叙述一个奋斗的人生，这种奋斗旨在实践尼采的箴言：“成为自己”。透过轶闻和释文的交织，我对福柯的作品和生活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像是在表达一种实现某种生活形式的强烈欲望，而他的生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将这欲望付诸现实的执着努力，这努力已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以一名好盘根究底的记者的兴致，搜集了有关福柯生活的各方面情况，这些情况至今尚无文证，故而大都未经检验。本着一名思想史学者的兴致，我又对这种生活的文化社会背景作了一番透视。我还以一名文学批评家的兴致，对时常萦回在福柯脑际的一些幻觉和想像的迷念（正是这些东西赋予福柯的文章和日常起居以个性的色彩和基调）作了突出的描绘。我的目的，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讲，是构想出这样一种人，他“既非纯粹的语法主体又非深层的心理主体，而是那种在著作、信函、草稿、写作提纲及个人隐私中说‘我’的真实的自我”。①1987年，即福柯逝世三年后，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当时有一位专家曾警告我，说我可能是在白费工夫。他的文件我拿不到手，他的朋友又不会跟我谈，我的采访可能一无所获。那时已经出版的一本迪迪埃·艾里邦（DidierEribon）写的福柯传记，对我颇有助益。就在我动笔撰写的时候，另一本由戴维·马塞（DavidMacey）作的福柯传也准备付梓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我居然和福柯的大量旧友都谈过了话，了解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看到了不止一份的珍稀资料。我觉得我并没有白费工夫。②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警告过我的专家还是对的。为福柯写一部盖棺论定的传记，的确为时尚早。还有太多的证人没有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而更糟的是，还有太多的资料未曾公开发表。ThePassionofMichel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序福柯在1984年去世之前，曾销毁了大量的个人文件。在遗嘱里，他还禁止在他死后发表一切他无意中留存下来的文稿。迄今还没有出现福柯的马克斯·布洛德（MaxBrod）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捷克人，德语文学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终生密友。曾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在他死后发表了他的大量手稿。——译者注。虽然巴黎已建立起一个专门研究他的机构，但那里的资料并不充足。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福柯的各种短文和答记者问正以好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而登载这些东西的出版物，有些很难弄清来自何方。现已有人允诺用法文按年代顺序出版福柯的短文及谈话全集，这套书将最终改变人们对他的著作的看法。但即使到了那时，也还会有更多的材料需要研究。他的长期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DanielDefert）掌握着他的笔记本和日记，还有他的个人图书室。至少有一个人拥有福柯谈“性变态”的那卷书的部分手稿，这是他写《性史》初稿时留下的。但他没有拿给我看，理由是福柯曾明确地要他允诺永不示人。更有甚者，在写作此书的这几年里，每年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其中有些是非法出版、来路不正的。显然已出现了一个偷卖公共演讲录音带和自由转抄本的黑市，那里生意十分兴隆，许多出售品已为收藏家们所珍藏。我不知道当代还有哪一位哲学家的著作能导致如此活跃的黑市。对比之下，关于福柯的二手资料总的说来都过于粗糙，任何对此有过研究兴趣的人肯定都会很快扔掉它们。这种二手文献令人厌倦，与福柯著作本身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为取得进展，我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装糊涂的态度。对于这一倾注了福柯毕生精力的事业，我倾向于用尽可能天真的眼光来看待，有意不加评判，只当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障碍和潜在的陷阱，也须说个明白。例如，要考虑到叙述这样一个人面临着一种两难：他反复而系统地诘问关于“作者”的各种老式观念的价值，他对个人身份本身的特性提出了重大质疑，他出于天性而不相信探究隐私的提问方式和未经证实的诚实，然而他又倾向于在某种层面上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自传。由福柯关于这类情况的看法所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得到整体的解决。这里仅举出这一点就够了：在最后，我不得不把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归于福柯。这种自我栖息在同一具人体里，与他凡人的生活共始终，多少可以首尾一贯地说明他的行为和对人对己的态度，并把他自己的生活理解为一种按目的论方式构成的“探求”（若用法文表达，便是recherche）。用这种方式来讲福柯的故事，也许有悖于他最深刻的教诲。也许像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MacIntyre）最近所说的，人们显然必须使用这种方法（即认为在福柯的内心里，在他所有的面具和信仰及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来探讨福柯的本质，这暴露了他的哲学的一个极大的局限性。或者，也许福柯本人从未持有那种没有道理的关于作者死亡和自我消失的观点（麦金太尔对这种观点的拒斥是对的），我相信这一点。③为这位最不屈不挠的现代怀疑论者写传的每一位作者，都会面临着一些方法论的难题，这些难题，可惜没能在关于个人身份的探讨中获得彻底解决。因为福柯也对“真实”（truth）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暗示着他自己的所有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虚构”之作。④福柯对历史学的探讨引出了许多问题。这些总是饶有趣味，或许也非常难解。在序言里谈论这些问题当然也不恰当，但在这里说明一下我想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游戏”（借用福柯的用语）还是明智的。在下文中，我遵照现代学术的惯例，用可以找到的证据来检验我的一些预感和想像的闪光。我在书后以尾注的形式附加了一个内容广博的注释，其中注明了每段引语和每一件轶闻的出处，并在适当的地方对一些含糊不明的事情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些认真的斟酌。在做每一步工作的时候，我都讲究简洁，力求表达的清晰明快，即使我处理的常常是一些复杂的观点，有时还是一些玄奥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我力图说出真实。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的确大都是由这种真实所引起。读者很快就会发现，福柯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显得极其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他对于死亡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坚定不移的，同时极具含糊性和概然性。他不仅以他的写作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而且——我不无苛刻地相信这一点——还以施虐狂式的性行为这种深奥难解的形式，探索了死亡。尽管福柯自己对他的生活的这一方面有坦率的谈论，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有时仍不能不感到惶惑，不知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像某种不怎么光彩的宗教法庭判官。恰如一位美国批评家所尖锐指出的：“在一个不停地增生同性恋的意义，但又懂得如何在集体和个人中将它归于某种虚假无意识的文化里，很难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显示出同性恋的意义，又看上去或感觉起来不像是警察设下的另一个圈套。”⑥这还不是叙说真实所引起的问题的全部。更麻烦的是，艾滋病进入了故事，在我写的每一页书上投下了阴影，使我叙述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我事前绝对不想看到的。福柯，因其对肉体及其快感的彻底探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幻想家；将来，一旦艾滋病的威胁消退了，男男女女们，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都会毫无羞耻或毫不畏惧地重复这种肉体试验的。正是这种肉体试验，构成了福柯独特的哲学探寻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我的书是在一场时疫的阴影下写的，而且首先将在这种阴影里被阅读——这一事实太容易令人们从一定程度上怀疑这种可能性了。然而，可以杜绝后世生活中的轻浮和悲剧的诚实职业是不存在的。尽管危险很多，如被视为丑闻和化约主义、无意识的陈规老套和好色的官能主义，最后还有向敌视福柯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批评家们提供新的炮弹这种危险（这并非最不重要），我仍坚定地前行，力图尽我所能说出全部真实。我的一部分宗旨是老式的：叙说真实从来就是历史作家的本分。另一部分宗旨同样是坦诚的，尽管不大容易说明它的道理。从很多方面看，整整这一本书都是在为此提供证明。米歇尔·福柯好歹是20世纪的代表人物和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生活和他写作的文本是按一种可使二者相互佐证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细述他生活的全部涉及哲学的方面（无论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看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震惊），不仅完全应该，而且非常重要。我写本书还出于一种较具个人色彩的目的。我这人怀有这样一种令人不很愉快的信念，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亚里士多德式的限度，什么柏拉图式的关于善的理念，什么隐含在我们的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罗盘，以及什么谋求意见一致的调节机制，好像靠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可能消除各种生活形式之间的激烈竞争，就有可能协调它们那些尖锐对立的要求似的。故而尼采的哲学总让我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尼采的某些追随者犯有杀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据他的哲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迄今无人能够驳倒）找出消除这种暴行的简便方法。总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曝光之后，弄清“过一种深思熟虑的‘超越善恶’的生活”这句话的含义，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而在这方面，除了研究福柯这位最富革命性而且极为认真的战后尼采派的生活之外，恐怕别无更好的办法。当然，这决不是探讨福柯作品的惟一途径。他的书早就大获成功，同其他的经验领域、其他的智力类型发生了接触，在观念的碰撞中浮沉起落。正像所有时髦人物的遭遇一样，人们关于福柯也讲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并以他的名义干了许多胡作非为的事。但他仍应享有一定的声望，因为即使没有什么别的贡献，至少他在启发过多种开拓性的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例如，彼得·布朗（PeterBrown）那部令人称绝的、关于早期基督教时代弃绝性生活现象的再检讨之作《身体和社会》（TheBodyandSociety），保罗·韦纳（PaulVeyne）在《面包和竞技》（BreadandCircuses）中对古罗马风俗制度的阐释，伊恩·哈金（IanHacking）探讨推理的统计学方法发展史的《驯服偶然》（TheTamingofChance），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oisEwald）关于19世纪法国工人的薪水和健康保险的研究著作《精明的国家》（TheProvidentState）等。这还仅仅只是一份长长的清单的开头，而且这份清单还在不断加长。不过，这些研究尽管显示了福柯的著作在激励令人兴奋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方面的力量，最终却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这位哲学家的作品中最奇特（或许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东西。福柯在去世之前曾要求我们对它加以理解。“每时每刻，每走一步，”他在1983年这样告诫说，“人们都必须把他们所想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这就需要考察观念和存在以及梦想和现实的融合，或者说是甄别这种混淆不清。正如福柯建议的那样，解开一个哲人的个人诗意态度的钥匙并非在他的思想里可以找到的，似乎从他的思想可以洞悉他的态度；而是需要在他的生活式的哲学中，在他的哲学生活里、他的精神特质中加以寻找。本书，即是为纪念米歇尔·福柯而记述的一种“哲学的生活”。

《畅销谎言》一书，它并不仅仅针对伪书本身，而是针对一些本来就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错误的工作观念，一些正版的图书依然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希望从另一个角度供读者思考，承认所有的话语责任都是自我的，不代表广泛的公理，读者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只要这个判断完全来自于自己，就是可贵的。每一个人，智力有高有下，能力有强有弱，地位有高有低，都是独立和可尊重的，那些伪书的制造者，如果大大方方出来说，这就是我的观点，那么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需要尊重他发表想法的权利，但是恰恰在这个底线上也突破了，就没有对话和讨论的基础了。《畅销谎言》是批判的，也是建设的，如果说它批判的对象的话，可以说是三种人：一种是管理能力和认识水平低下的管理者，他们是一些错误观念得以推广的扩音器，他们现在认同的这一切会让他们背离管理的真意，最后伤害到自己的企业；一种是编造谎言的人，他们用各种手段，从包装谎言中牟利；第三种是想走捷径的人，他们认为一定有一些职业上的原则和捷径是可以直接通向成功的，希望从迎合和讨好上层的角度获得超常的发展速度。它的建设性在于指出了错误的道路，指出了独立的珍贵，指出了在职场中获得帮助、积累人脉、涵养内功的重要性和途径。没有了这些，即使是一个看起来很成功的人生，也充满了卑微的妥协，风光的郁闷；有了这些，一个即使看起来有些败笔的一辈子，也能活色生香。工作对于我们的意义，关乎我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后者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每一个人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洞悉谎言的真意，寻找属于自己的成功定义和工作坐标。

《正说清朝十二臣》是中华书局“正说历史”系列图书的又一力作。该书重点介绍了鳌拜、于成龙、明珠、隆科多、年羹尧、刘墉、纪晓岚、和珅、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袁世凯等人的生平事迹，性格特点，为人处世特征等。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比较重要，同时在百姓中“知名度”也比较高，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出现比较多，被戏说也比较多，该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意在纠正普通读者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不准确甚至不正确的认识，达到普及历史知识，廓清视听的目的。该书笔法灵活，娓娓道来，既有严谨的知识性，又不乏风趣幽默，是雅俗共赏的历史普及读物。<

《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28年，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参考著作。即使在其成书70多年后的今天，该书对于中国读者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仍有一定的帮助。“日本人研究中国精细深刻，不遗余力，‘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而中国人研究日本却粗疏空泛，对日本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踏实的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姓’，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非晓得他不可。”

本书是收录“叶永烈精品书系”的“红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不论你的政见如何，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八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不过只有五十多名党员。然而，如今它已是拥有六千七百多万党员的世界上党人员数最多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在中国内地每二十个人之中，就有一名共党员。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然而，由于遮雾障，多年来竟然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中共之初！作者以客观的笔调，忠于史实，写出这本《红色的起点》。本书打破这久久的沉寂，成为第一部以三十多万言篇幅真实展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纪实长篇。（本书台湾版书后为《大机密》，香港版书名为《中共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