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杜兰特一直努力向世人呈现他深爱并为之奉献一生的“思想国度”，而《历史中的英雄》则是他对“思想国度”的祝福和最后的遗嘱。通过杜兰特的语言魅力，我们的灵魂被召唤着，进入了这个神秘的国度。在那儿，历史上的英雄们和我们一起漫步，向我们讲述生命、爱情、战争、诗歌和思想。他们使我们拥有了更伟大和更高贵的视野，去懂得忍耐和智慧，去渴望拥有更深刻的生命。杜兰特赞同尼采的观点，即“所有的哲学都已被历史淹没”，但另一方面，他也坚持认为理解现实社会的最好基础就是研究过去，因为只有在历史中你才能发现人们真正的天性是怎样的。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杜兰特的这种哲学态度。杜兰特在这本书里也揭示了许多他怕认为的历史教训，范围涉及宗教，政治，以及阶级斗争这样的社会问题，甚至包括军队中同性恋的生存能力这样最流行的争辩。这本书为读者呈现一个的杜兰特，他坦率，轻松，生动地为我们述着历史上的性，政治和教－这些话题可能是大多历史学家厌恶或回避的，即使谈及也只是用一些夸张的科学术语加以阐释。另外，在这本最后的作品中，威尔·杜兰特以第一人称行文叙述，当谈及那些对他有深刻意义的主题时，常会有个人遗嘱式的感情流露笔端。威尔·杜兰特所有作品的主旨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观念已经在历史法庭上得到了有效的裁定－如果我们有时间来关注历史进程，而不是花大量时间对哲学论题进行理论抽象。例如，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财富是否应该重新分配给普通民众？对于这样的问题，历史给出了很多具体的范例，生动回答了这样的原则到底是能得到理想的结果，还是会促成集外的灾难。

韩国电影除继承了日本一贯的唯美之外，还深深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令人久久回味的理念。纵观韩国电影，情爱电影这两年尤为突出，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比较有名的就有《美人》、《丑闻》、《撒玛利亚女孩》、《爱的色放》、《快乐到死》等。金基德和李沧东等韩国知名电影人的多部影片，还在世界各在电影节上获得各项大奖，更是为韩国电影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综观大多数韩国情爱电影，故事新颖，在表现性爱方面也能抓住人性的特点，算得上上乘之作。韩国情爱电影从画面到情节的设计力求精致完美。即使让某些人呕吐的《河流欲室》（The Isle）也只是局部内容的反作用，但整部影片却是画面构图精美，镜头取光自然，色彩淡雅有致，有不少地方很有东方山水画的意境和含蓄、唯美的本性。古典绘画如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山水画，纵使派别林立，也都有跌宕起伏、虚实相辅、以意取胜之倾向。有越来越多的时尚一族喜欢韩国电影，尽管韩国文化融合了西方和东方，有些庞杂，也有些模仿的意味，可仍不失为一种轻松的，让人很易接受的文化。韩国情爱电影，大多是唯美的，真实的。这两种因素被极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很多片中，美丽得仿佛不真实的景色，秀丽得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恰恰发生着最真实、最残酷的故事。这方面，韩片很能逗弄人心底里最深处的那根弦，轻轻地撩拨，让你欲罢不能，但最终，也给你迎头重重地一击。冷冷地，画外音般地告诉你，这，就是生活。情爱片也是如北，冷冷的美，美入了骨髓。

本书展示——有多少人想当记者，就有多少种当记者的方式。比起新闻教授的专家来，我显示出边缘人的心态和特征。我的话，要比他们直白很多，也现实很多。尽管没有经过任何评选和认可。挑选记者也未必轮得到我，我还是自说自话，制定了三十条挑选记者的标准，并把它们宣称为“新世纪新潮记者十三大条件”。我们要逼着记者冲上去，因为那是千钧一发，或者是百年不遇，你冲不上去就完全没有机会了，就像战场上的指挥员，如果你在关键时候婆婆妈妈心疼下属，可能就永远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同时扮演教父和仆人，将军和士兵、圣人和市侩、智者和傻瓜、法官和囚犯、豺狼和兔子，刽子手和受害人、朋友和对手，合作者和竞争者——编辑的职业真是个让人神经紧绷人格分殊工作，在凤凰卫视的新闻编辑部内工作，至少要慎重妥善处理十大关系。<

爱情来的时候，总有蛛丝马迹可寻。爱情不说出来，丘比特射再多的箭也没用。爱情是磨人的，是早也想，晚也想的思念。原来爱情是从“我在乎你”就开始了……猜疑，是毁来爱情的撒旦。

片断：地球是个大火球四十六亿年前的地球是个大火球，红彤彤的就像核战争爆发时的样子。随后它慢慢凉下来，变得死寂颓废，像一堆光秃秃的核废料。三十八亿年前，一些陆地慢慢耸出海面（比如中国的华北平原）。到了六亿年前，海洋里慢慢吞吞冒出一点儿生命，菌藻东一块西一块，五颜六色浮在海面上，像什么汤表面发了霉。三亿年前，陆地上冒出了森林。到了两亿年前，英姿飒爽的恐龙先生拖着长尾巴，统治起了这个星球。不料这些披鳞覆甲的大家伙却被臭氧层的空洞或者小行星撞击给坑苦了，它们在地球上混了一亿多年后绝迹了。恐龙死后出现了一段世无英雄的日子：动物们都是小个子，鸟儿开始在天上飞翔，轻描淡写的，世界不痛不痒，像没有情节的老无声电影。最早的人类，是一位叫露茜的女士，生活在三百万年前的非洲，具体是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她身高一米○○（是个酷女），长相很提神，宽鼻长吻，夜间会吓你一跳。露茜是考古学家给她起的名字。这位人类的祖奶奶并不是孤独的，五十万年后她有了一批邻居。这批邻居男女老幼都有，合计十三口子，游荡在隔壁的国家肯尼亚，死后变成好几百块散碎的骨头，如今被考古学者挖了出来。此外，还有一些落单的“前辈”们，独自游荡非洲，不知是野兽吃了他们，还是他们吃了野兽，总之他们的骨头都不全，有的只有脑袋，或者是零星的大腿，东一块，西一块，散丢在非洲大陆上。这些三百万年前出现的最早人类代表，浪迹江湖，埋骨非洲，开启了石器时代的曙光。人们有理由相信，非洲是地球人的故乡。但我们中国这里，尽管非常恼怒，却怎么挖也挖不出三百万年前的古人遗骸。就算是非常使劲儿地挖，也只挖到了两颗人牙，它们被使用在一百七十万年前（也有人认为是七十万年前），而且也不是现代中国人的始祖（因为他随后灭绝了），地点在云南元谋县。这两颗人牙的主人，不但会使用打制的石器，还会用火，附近有火烤过的骨头，说明他有正餐（不过不应该是人工火）。据专家从牙齿上判断，他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不知道是怎么判断出的，Faint！）总之，这个相貌堂堂、牙齿发达、吃烤肉的家伙，火光曾经照亮了他的山洞，最终又被时间的风吹得无影无踪，如今只剩下了两颗门牙，愣愣地放在博物馆里瞪着空气。接着，陕西省南部的蓝田县，也找到了蓝田人。是一小块脑壳骨和三颗牙齿，存在于五六十万年前，跟三门马、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剑齿虎、中国等可爱而古怪的动物生活在一起。随着年代逼近，骨头越来越多：五十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人则一共有四十多口子、上百块骨头。男的身高一米六二，女的一米五二。他们用火和棒子武装了自己，跟这山洞的原住民——一群激烈的鬣（念“猎”）狗，进行了长达数万年的争夺居住权的战斗。鬣狗反复多次占据了这个山洞。后来洪水淹没了这帮北京人的洞，住在他们楼上的山顶洞人则幸免于难。这八个人最大的特色是臭美，喜欢拿动物骨头做成的针缝制衣服，至于用的线，则是动物韧带和葛麻纤维，衣料是鹿、狐狸、野兔、羚羊的皮。他们脖子上还挂着海贝项链，耳朵上戴着黄绿石耳坠，脑袋上插着鸟骨头、鱼骨头、石珠子。海贝是从几百里外的海边弄来的，稀奇难得，穿成一串儿，挂在手腕上，跟手表一样金贵。并且他们还使用了坟墓，这也是一项创举，时间是在两万年前。他们的脑容量已经跟现代人一样了，难怪这样懂得臭美。但是平时很少唱歌，因为声带尚未进化好，声音嘶哑，唱声儿大了会招来狼。这时人类的数量还是没有大野兽多。随处可以看见巨型野兽在漫游——剑齿象、犀牛、野猪、虎和狼陪伴着我们的祖先，而我们的祖先则和他们互相交换着肉吃。这些猛兽也住在山洞里。有时候，我们在它们的山洞里发现我们人的骨头，就像我们人的山洞里也会发现它们的骨头一样。当运气好的时候，祖先们获得胜利，对它们进行敲骨吸髓的处理和报复，并且把它们的骨头垫在石头上边拿另一块石头猛砸，砸出原始的针、吸管、鱼钩、勺子、笛子、梭子。在这两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时代，人类已相当进步，除了会砸击石器、缝制衣服，还发明了伟大绝伦的弓箭，这是当时的远程导弹。当时祖先们看见乌鸦歇在柘树上，把树枝深深地压弯，等乌鸦飞起，树枝猛烈反弹，打得乌鸦呱呱直叫，这个原理帮助人们发明了弓。最初的弓是用来发射石丸的，后来把削尖的木棒（矛）做小，安装上去发射，就是箭。最早的弓箭出土于山西朔县峙峪，距今两万八千年。所有上述这些可爱的古人，都是清一色的O型血，因为他们主要吃肉，使得血型单一。他们使用石斧、弓箭和削尖了的木棒，但是不会种粮食，逍遥于单纯而美好的石器时代。有三分之一的人高高兴兴地活过了二十出头才死，其余只活到十五。

本书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伎艺；二、中外文化交流；三、商业；四、民俗；五、科学技术；六、北方少数民族；七、饮食；八、官僚政治；九、刑法；十、文学艺术。表面看来，这些方面的问题似多与古典文学研究无大关系，然而它们均是在研究古典文学过程中派生出来的，作者认为：古典文学是过往的古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容纳十分丰富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换言之，倘不能够从多视角对古典文学研究进行比照分析，也是很难揭示古典文学的本质的。所以，走出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面向其他学科，并与之交融、渗透、交叉、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本书的文章，目的就在于此。如《李开先与笑话》，实则探讨相声起源，而相声则是城市文学重要的样式。《迎神赛会》是为研究宋、明两代通俗文学何以兴旺而作的线索追寻。《辽金食俗》则是从另一方面证实辽金少数民族是如何模仿、吸取汉民族先进文化，以此而转于辽金文学与宋文学，其理一致。俨叶子戏”的演变》是为水浒文学的流传找一有力的支持与旁证，而《宋元玩具》则又是宋以来文学中不断出现的社会场景，将有助于对市民文学的认识。《烟火略谈》出于李约瑟先生提示而考据，以此文而证《金瓶梅》中描写烟火之盛不虚……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是一本明显体现作者个人风格的著作。魏斐德教授充分运用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围绕“历史与意志”的矛盾这条基本线索，通过历史溯源和横向比较，为毛泽东勾勒了一幅知识环境的图画。作者指出，他的目的并不是写一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而是要探讨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形成的“知识基础”。其理由是：思想的产生一般都受到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某种理论假设所支持，这些假设往往在行动者著作中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来。思想分析不能仅仅关注文本的表面语义，而更重要的是要展现“隐喻”文本的本质。魏斐德教授分析了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的王阳明心学和康德伦理学（从杨昌济处间接性接受），试图说明毛泽东思想之内涵的理论来源。这种研究思路展示了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风格，并提供了许多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料。

提起赖斯，除了耀眼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头衔外，美国媒体从不忘记形容：她不仅是布什总统的顾问，更是亲密的红颜知己。从白宫到国外出访，从德州的牧场到戴维营，人们总能在总统身边看见赖斯的身影。赖斯是美国第一位女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是，'关于她性别的讨论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前美国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埃沃·戴阿尔德说，'在她身上，性别已不再意味着什么。你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你看到的只有能力。她曾经是老布什国家安全委员会里的俄罗斯事务专家，老布什向叶利钦这样介绍她：'我所知道有关俄罗斯的一切，都是她告诉我的。她也是小布什班底的核心人物。白宫对外事务委员会流传着这样的看法：总统会听取切尼的意见，对鲍威尔的提议也给予重视，但总是在和赖斯商量后，做出最后决定。她和总统在一起的时间，仅次于第一夫人劳拉。'茱丽亚·瑞得在美国《时尚》杂志中写到，'和赖斯在一起时，总统的语言和举止是那么的放松。今年8月，《福布斯》评选赖斯为'世界上最富有权力的女人'。赖斯的名字康多莉扎，源于意大利的音乐术语，意思是'甜蜜的'。她三岁就开始学习钢琴，曾经获得美国青少年钢琴大赛第一名，那时候她的愿望是成为一名钢琴家。一场主题为'斯大林时代与政治'的讲座改变了她的方向。约瑟夫·科贝尔，这位著名的苏联和东欧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父亲，为赖斯打开了音乐之外的另一扇门。后来，赖斯师从科贝尔研究国际关系，苏联问题成了她研究的中心。26岁时，赖斯获得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并被斯坦福大学聘为助理教授。在各路名家学者云集的斯坦福校园里，赖斯是个受欢迎的老师。她讲授的课程通常被学生超员预定，主持的讲座经常是座无虚席。这位知识渊博的年轻学者不仅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吸引了政治家们的视线。在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上，赖斯尖锐而又深刻的提问让老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记住了她的名字。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提名赖斯进入布什政府安全事务委员会，负责俄罗斯事务。赖斯的华盛顿政治生涯从此开启。1991年，随着老布什被克林顿取代，赖斯重返斯坦福。1993年，一件令赖斯本人都'万分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她被任命为教务长，地位仅次于校长，而当时的她只有30岁。1998年，赖斯再次离开斯坦福，开始担当小布什的'女军师'。毁誉参半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布什对赖斯相当倚重，无论是处理'9·11'危机、打击'基地'组织、还是美国先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用兵，都能看见她的身影。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赖斯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协调和综合各方观点。在外交班子讨论会上，她通常不轻易发表个人倾向的意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她在国家事务上的影响力。'她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黑人女性，居然成为白人男子政治俱乐部中的一部分。'克以特·布莱克，赖斯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和好友这样评价。福克斯电视公司曾经假设，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历史上可能第一次出现两名女总统候选人角逐的局面，赖斯和希拉里分别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参加竞选。但2003年7月份以来，围绕伊拉克情报问题、'9·11'事件调查，赖斯开始受到不少人士和媒体的批评，身居要职的她被质疑在打击恐怖活动中不得力。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层官员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曾表示，'和很多人一样，赖斯更多地担心美国遭受来自朝鲜以及其他被白宫列为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这要远远超出对基地组织对美国造成恐怖威胁的担心。

《红领章》以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中期的军营为背景，以几位男女军人的成长、恋爱，婚姻和家庭为主线，竭力表现一代军人动人的青春岁月和生命历程。当我们回顾过去时，红领章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它既是那个年代军营和军人的代名词，也是一代人青春和理想的代名词。一身绿军装，两面红领章，走进军营成了一代青年人生的最高理想。红领章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70年代的社会是动荡的、复杂的。内忧外患，和平而不宁静，战争随时有可能来临，军人们无时无刻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考验。他们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青春气息、浪漫情怀、英雄主义在军人身上是那样地浑然一体。红领章也是一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纪念品。当我们怀念和回忆那个时代，它总是能生动地把许多美好的东西再现出来。曾经拥有过红领章的人在怀念着红领章，许多没有机会走进军营的人也在怀念着红领章，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军人情结。人们怀念红领章所代表的那种与人民血肉相连 的亲切感，那种火一样燃烧的激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品格。

揭广东人的老底，“广东人没文化”、“广东人无商不奸”、“广东人情薄如纸”……其实你不懂广东人 广东人的典型性格，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没有喊冤连天，没有作气急败坏的争辩，而是在一片责骂声中，一方面默默地与SARS病毒奋力斗争，积极与其他疫区分享“抗炎”经验；大家并不怨天尤人，工照开，学照上，街照逛，生活如常，井然有序；另一方面，由广东省人大迅速通过立法，要求“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不滥吃野生动物，预防动物传播疾病”。这就是广东给全国人民的一份答卷。 互相埋怨并不能解决问题，与其把臭氧层骂出一个大洞来，还不如做一点有用的实事。广东人深明这个道理。 然而，尽管如此，针对广东人的谩骂并没有停止，反而惹来更多气势汹汹的质问：这条立法为什么不是“不吃野生动物”，而只是“不滥吃”？“不滥吃”并非严谨的法律术语，说了等于没说。是不是广东人在SARS之后，仍然死不悔改，还要继续吃野生动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愤怒地叫嚷：“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滥吃才给我们带来了这场泼天大祸，他们现在还不思悔改。自己找死死了活该，不要连累全国人民呀。”一时巨炮冷枪，弹如雨下，广东人满身都是窟窿矣。 广东人以“不滥吃”代替“不吃”，恰恰是务实态度的体现。说从此不吃野生动物，纯属自欺欺人，海洋鱼类也是野生动物，你能说从此不吃吗？从立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准吃”与“不滥吃”都是难以操作的话，那么，宁愿采用防御性的“不滥吃”，好付采用进攻性的“不准吃”。这样更符合立法的精神，也更能维护人们既有的权益和秩序。 2003年的SARS事件，不仅在医学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在研究社会文化时，也可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文化的种种差异，看到广东人特殊的族群性格，看到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