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探讨群众运动的一些共有特征，重点是陷入狂热的乌合之众的人格。长期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发现，积极投身群众运动的往往是一些失意者。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已无可救药地失败，渴望逃离自我寻求重生，将生命托付给某项神圣伟业让他们感觉不错，整齐划一的集体生活令个人的责任、恐惧、无能得以掩埋。运动的领导者则刻意培养参与者的罪恶感，号召自我牺牲以获救赎。自1951年出版后，本书即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短期内行销50万册以上，被译成10余种语言，是多所大学政治系的必读书。至今，其佳言警句仍不断被引用、辑录。

《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口述者王文正，参加了特别法庭对林、江集团主犯的审判，之后又作为审判上海“四人帮”余党的主审审判员之一，是唯一同时参加了这两次重大审判的人。这位八旬老人，凭借其掌握的大量一手资料和清晰的思维，回述了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前后后的真实历史。《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是第一本专题反映“四人帮”上海余党的罪行及审判过程的著作，既有大量一手历史资料，又以作家生动细腻的笔触写来，史料性与可读性兼具，同时配有大量历史照片，成为承载一段不平凡历史的好文本。

《完全图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者弗洛伊德的思想极富诱惑、令人叹服又备受争议。我们又该如何破译自身的密码，发掘自己巨大的潜意识能量。《完全图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图解方式再现了神秘的精神分析疗法，论证了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相信会给您带来省时、高效、快乐的阅读体验。100多年过去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仍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从1900年《梦的解析》的出版为20世纪心理学揭幕，到这位泛性论者高呼“生命的叫喊来自爱欲的争斗”，从通过梦境探察人类的无意识，到运用催眠消除人们的内心压抑，从“潜意识如海下冰山”的经典比喻，到“男性”伪装成为“雨伞”的释梦理论……人类的潜意识中压抑着什么样的欲望？性本能为什么对人类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在当前社会，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了解精神分析学？

《唐高宗的真相》一书以作者孟宪实先生2008年四月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所作的同名讲座为基础加工润色而成。是今年以来收视率最高的讲座系列。它主要关注唐高宗李治性格、生平，他与皇后武则天，与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关系等问题。同时透过这些问题，分析为什么本来大有作为的皇帝李治，在后世人心目中却变成了一个“懦弱无能”，始终被父亲李世民、妻子武则天的阴影所笼罩的人物。在人们的印象中，唐高宗李治性格懦弱，能力平庸，始终被妻子武则天控制，直接导致武则天建立武周，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但事实上，唐高宗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敢想敢为，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唐朝的领土达到了最大；甚至隋唐几代皇帝，包括唐太宗李世民都没有解决定的东北边疆问题，都在高宗时期得到解决；而标志着王朝兴盛繁荣的封禅大典，也是在高宗时候首次成功举行的。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现在历史上记载的高宗形象，是被歪曲过、被丑化过的形象。后代人歪曲唐高宗，把他弱智化、无能化的原因就在于他悉心栽培的武则天以“武周”取代了“李唐”。后代的史学家为了警诫世人，避免女主专政的情况再次出现，因而极力丑化武则天，也因而把唐高宗写得很弱智，尤其是因为宋代时也有太后掌权的情况，所以这种歪曲更加严重。另外，作者对武则天的掌权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并不是高宗的“懦弱无能”导致的后果。因为高宗在世时，武则天的表现很好，她和高宗两个人夫唱妇随、紧密配合，而且决定权在高宗手中，高宗并没有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武则天夺权是高宗去世以后的事情。而高宗扶植武则天，也有另一层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唐高宗和大臣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高宗即位之初，掌权的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等人，高宗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立武则天为皇后，是唐高宗与大臣之间争夺权力的一次战斗，这是唐高宗突破大臣“包围”的突破口。通过这件事，唐高宗彻底击败了“托孤”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确立了自己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一段“皇帝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从这些政治斗争中也能看出，高宗并不是一个无能皇帝，而是一个很有政治能力、行事果断的人。作者孟宪实，现任教于人大国学院，专长隋唐史、敦煌学，学术底蕴深厚，此书虽然采用了很通俗的讲法，但却渗透着作者多年学术研究所得的真知灼见；同时，此书是在百家讲坛的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讲述生动，深入浅出，真正做到了用最通俗的话语讲述历史知识、传达历史意识，就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而言，在同类书中出类拔萃。《唐高宗的真相》可以说是《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的姊妹篇。

本书力图通过重新建构民主观念，使民主重新有利于人民和左翼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往往将民主等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政治制度，而事实上后者在很多领域是反民主的。作者主张为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种目的，形成面对面的小群体，以普遍价值相号召，争取在社区、工作场所和第三世界的本土尽可能实行直接民主和自治，壮大公民社会，建立自由空间，从而既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安排，又可以代替传统左翼的权威主义的组织方式。作者认为，这样的民主重建可以使左翼发现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并使左翼重新获得目标和号召力，这样，民主将再次和人民站在一起，有利于人民，这样的民主就是激进民主。...

美国的成长，是美国人在不断战胜一切困难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的成功远远大于美国人遭受的挫折。正因为如此，美国人相信他们所追求的，无疑就是人类的终极梦想。在这个梦想里，有美国式的奇迹，也有美国式的天赋使命观。美国人“无私的”，甚至是罔顾他人感受的在全球宣扬美国式的梦想，宣扬他们的价值观。美国已经固执地认为，只有在美国人的领导下，各种文明从此会和平共处，共享“美国世界”的幸福生活。 美国人有浓厚的英雄情结。早期拓荒者的特质被浓缩在“牛仔”的形象中，致使牛仔成为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英雄。而“世界宪兵”本身，就因具备坚定的使命感而有了几分英雄主义的色彩。

《搞垮巴林银行之后》中一个平凡工薪族一员，满心期望成功，在社会阶梯上持续攀爬，在短短几年内暴富；他被环境腐蚀，为维持自己的地位一再编造谎言，致使一个古老的金融帝国：巴林银行灰飞烟灭……“终结者”尼克和心理学家伊凡的对话，将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证明：压力使我们情绪激昂，而情绪激昂往往会使我们做出蠢事；但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东西，只会让我们更强大。如果你与尼克·利森一样处于生活崩溃的边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这份阅读，一定能让你“起死回生”。

应该害怕中国吗？随着中国纺织品出口限额的取消，中国制造的服装海啸般滚滚而来，使法国的普瓦图、孚日，还有葡萄牙、意大利、甚至是摩洛哥或突尼斯的纺织女工没了活路。当我们看到这一景象的时候，我们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上面这个问题。从十六世纪耶稣会教士带来的中国热到始于十八世纪末的著名的“黄祸”恐惧症，从历史上看，西方对中国是既着迷又担忧。现如今，巴黎、罗马和伦敦虽然对使筷子的小个人黄种人不再反感，可是富裕阶层却开始对中国人产生隐隐的忧虑。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一个“非主流”国家。应该说，共产主义时期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没有参与世界经济的盛宴。现如今它已成为所有分析、评论和报道的焦点。电视越来越多地提到中国，它还正在成为法国人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来中国旅游的境外游客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酒店和机场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已经有五条、不久将建起第六条环城路的北京，在成千上万台起重机的轰鸣和建筑工地的烟尘中，积极准备着2008年奥运会这一全球盛事。大家都知道，这届奥运会将表明中国以经济强国的身份胜利登上世界舞台，向西方霸权主义报仇雪恨。可以肯定，中国会努力使金牌数超过美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体育当局几年前就精心挑选出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他们正避开媒体，进行着艰苦的训练。中国和中国人开始让人害怕。中国女工每周工作五十个小时只拿相当于法国最低工资三分之一的报酬。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使衰老的欧洲有大批工厂面临倒闭。看来“黄祸”已经是旧瓶装新酒，样子没变性质变了，从原来的幻觉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和对我们未来的威胁……西方将中国巨龙视为神奇的贸易天堂—对出口企业来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可同时西方也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个“世界工厂”正在大举摧毁我们的就业。中国确实是一个超级经济强国，正在世界怀疑的目光下崛起。它把T恤衫、自行车、家用电器、不久还将把中国制造的轿车和卡车销往世界各地。明天，中国的实验室还将把它们的技术发明成果展现给世界。世界工厂不久将成为科学实验室。对于这个发明了一切却被别人无耻掠夺走一切发明成果的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漂亮的报复……就我个人而言，我热爱中国。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几年前，一次返乡，故乡的一切让我们震惊。得益于国家的良好政策，父老乡亲的生活的确有了很大改善，对此我们十分高兴。但与此相对应的一些事情却让我们深深忧虑：整个村子有很多新盖的楼房，新盖的楼房却全是空置的，没有家具，也没有人居住，光鲜的房子摆在那里，冷清得很；同时，大半个村子空荡荡的，只能见到年幼无知的孩子到处玩耍和年过花甲的老人踽踽独行。原因很简单——村里的青壮年男女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滋生出一个沉重的名字：“农民工”。虽然这个名词也早已见惯不怪，但是，农民工离开农村以后，到底给农村留下了什么？他们挣钱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希望和追求又是什么？他们离开农村后，由孩子、老人和一些单亲家长构成的农村社会又是怎样的运转？带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辗转于湖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农民工大省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可是越是了解，越是令人难受。一桩桩，一幕幕，触目惊心，扼腕痛惜。许多村子跟我们的故乡一样，人去楼空。那些新建的房子空在那里，农村留不住人，没有生气。农村的孩子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农村留守儿童，甚至农民工问题都是在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和农村文化的一种反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我们说农村伤了，而且伤得很深。我们试图用“伤村”二字让整个社会来关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毋庸置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在调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留守儿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有大批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下一代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与其中少数人成为大学生的农家子弟一起，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禅是不离生活的，但我却不曾想过要写一本生活禅的书。不写，不因为它无法体现孤轮独照的绝待、两刃相交的截然。不写，也不因它缺乏机关不露的绵密、兵法严厉的森然。不写，是因写的人太多，可依文解义的结果却只能让人死于句下。不写，还因写的人多非行者，无有境界现前的勘验。先前的不写，为的正是这禅者的如实；如今的写，却也缘于同样的如实。这本书，只有如实的提问、如实的回答，但若能因此触动你如实的观照，则那不离生活、超越生活却又回归生活的种种也就离你不远了。考虑到书名的直观性，我们与出版者权衡再三，最终将书名确定为《如实生活如是禅》，是想再次显示，禅与生活就是如此的绵密相关。而就这本书的采访，禅给我的最大启迪，是它的核心智慧：“临界点”——无数次，我都从林老师口中听到这个词汇。理解其深意后发现，它应该成为每个人人生抉择的一个标尺——智慧就在于你晓不晓得你的临界点在哪里。其实在各个领域，都很强调临界点。而作为个体生命，到底哪一处是你的临界点，却需要自己时时追问。很多人在不该犯错的时候重复一些低级错误，生命徒然浪费于此；而禅者的智慧提醒我们，智者是洞悉自己的临界点的，所以做与不做之间，呈现出了清明的生命轨迹，是林老师常说：识得时间奥秘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