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汉娜·阿伦特

中国著名纪实作家王凡、东平继推出《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红墙医生》、《红墙警卫》“红墙三部曲”之后，时隔两年将其饱含心血的第四部口述史作品《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奉献给热心的读者。这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北京九润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亲历者口述著作，融会了王凡一贯平实、朴素、尊重历史的写作风格。书中的十位讲述者或曾亲历重大历史事件，或曾与历史风云人物近距离接触。其中包括见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国府代表吴忠信、策动了“重庆”号起义的毕重远、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王尚荣、毛泽东的秘书兼英文“老师”林克以及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马晓先……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不寻常年代”？他们将为我们讲述怎样一段“特别经历”？让我们翘首期待。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和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化论而无一例外地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和黑脸的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却不肯承认每一次“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从天下大乱到诸侯割据；从三国鼎立到重归统一；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先生站在平民立场，通过现代视角，运用三维结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生；一家之言品三国。

《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以客观、翔实的史料记录了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期间，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开拓进取，为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作出的不懈努力；反映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展示了江泽民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智慧与风范。该书记录了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期间，面对国际风云变幻，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历史事件。其中谈到在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前夕，中英双方曾因安排两国元首会面的宾主之别而产生一段小插曲。而江泽民以其政治智慧，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保全了英方的面子。

《铁蹄下的南京：日本侵华的佐证民族屈辱的记忆》辑录的两百余幅历史图片，多从日本军方刊布的画册中辑选而来。尽管这些图片原始的目的是宣传与美化日军的侵略，但仍于不经意间披露了其侵略罪行，记录了无数普通民众在南京沦陷时期的生存与苦难，沉沦与挣扎，屈辱与抗争，同时也留下了大量日伪活动的翔实记录以及市井生活的细节。其中不少历史图片，是读者前所未见的。

本书有意识地将研究重心聚焦于明清两代的人和事。“一个朝代的偏执”是对明朝皇帝的性格和士大夫的性情的概括，而清朝的荒唐外交活动与愚昧的“大唐中土”意识，则反映出这个老大帝国的傲慢的盛世情绪和盲目自大的自我想象。个人化的历史与细节化的历史，是作者对付宏大史学与标签史学的两大法室。透过历史的花边柳絮和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去触摸历史深处的脉络，最终或可得出这样的理解：明清两代的走向与选择，既是文化的积淀，更是历史的必然。滑稽荒诞的历史细节和故事，轻松幽默的叙述和阐发，掩藏不了本书对古老文明如何走向新生的沉重热望。本书第一篇主要描写大明君臣，第二篇主打大清荒唐的外交活动与愚昧的，第三篇则是大清的旧事，清帝国的风尘。另汇集两个小外篇，也算是正菜之后，给大家奉献两盘甜心。请慢用。

出生于英国贵族家庭的伯特兰•公认的当代思想巨人，集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罗素一生中共写作了《物的分析》、《心的分析》、《数学原理》和《西方哲学史》等四十余部重要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数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领域。作为“悖论”和学说：“类型论”的创建人，罗素的成就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进入中年以后，罗素关于道德、政治、教育、和平主义等方面的著述，深刻和影响着西方社会的精神面貌；晚年，他更是积极反对制造核武器和越南战争，成为全世界理想青年的鼓舞者。罗素曾于1920年应邀到中国讲学一年，其讲稿曾在中国出版，书名为《罗素五大演讲》。回国后，他写了《中国的问题》一书，论述了中国将在20世纪历史中发挥的作用。他盛赞中国传统文明，并寄望中国人能再造一种新文化，以矫正有严重缺陷的西洋文化。　1950年，罗素因巨著《西方哲学史》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评价说：“罗素于74岁时定居民的巨著，拒绝了无法理解的僧侣式文体和晦涩，而运用敏锐、冷静、机智和深沉功力，使其充满非凡特性与魅力。即使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他的《西方哲学史》也属于永存的不朽之作。”

本书所展示的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出自于麦高温的亲身经历。麦高温在中国生活了50年，几乎与每个阶层的人都有个很深的交往，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慰。我越是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内部，我的心就越是被他们深深吸引。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民族，在充满欢乐的时刻，在笼罩着悲哀的时刻，以及在激发起正义感的时刻，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真正拥有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品质。本书各章，除了结尾一章外，分别都独立成篇地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发表过。它们后来又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定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此后，我又对这些文章进行了修订和充实，承蒙编辑恩准，我又得以将此书在英国出版，以飨英国读者。

这本《屎的历史》（Histoire de la merde）的法文本标题中有“序言”的字样，确实，这本小册子只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人期待更多的细节分析。只是拉波特没有时间了，他在1984年死去，年仅35岁。以学术代来划分，拉波特属于1968年五月风暴那一代人，与福柯等人比，他是小字辈，主业是心理分析。作为1970年代成熟起来的知识人，对权力的批判是他一直关注的，同样贯彻于他与人合著的《民族法语：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语言的政策和实践》之中。在屎尿与权力之间，弗洛伊德是中介。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与他和身体、和粪便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主体同样是权力话语中的主体，法文“sujet”兼有“主体”和“臣属”的意思，那么国家话语中的主体也是国家的臣民。与福柯一样，拉波特批判的着力处也在于权力话语。人生于粪尿之间，是拉波特书中一再出现的句子。下体集中了人的生殖和排泄器官，两者关系复杂。婴儿性欲最初三个阶段口唇期（口欲期），肛门期（肛欲期）和性器期（性蕾期），属于自体性欲满足的阶段，此后进入俄底浦斯情结阶段，性欲的满足转向外界对象。在肛门期，粪便从身体脱离，但仍然被当作身体的一部分，婴儿把玩粪便，不觉其臭。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如果停留在肛门期的自恋，就会出现所谓“肛门人格”，迷恋粪便。拉波特多次提到性变态者萨德侯爵，此人的名字是“虐待狂”（Sadisme）的词根，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恋粪、恋尿、恋屁的倾向。同样是吃屎，真福圣女玛丽·阿拉科克尝病人的粪便，她却受到尊崇。拉波特将这两人并列，是足够辛辣的做法。他就是要绕开所谓伟大的文明，去搅一搅文明的下水道。 围绕着权力与话语，拉波特在1539年的法国找到一个切入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维莱尔—科特莱敕令，规定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国家行政和文书的语言。在同年秋天，国王规定了要将巴黎城内牲畜迁出，并且要求各户人家修建粪坑，并且按规定处理垃圾、污水和粪便。民族语言政策与民族卫生政策是同时确立的，拉波特所关注的是两者之后的国家话语。法国这项最早的卫生政策要求各家清扫门前，把垃圾堆在墙根，并且各家都要有自己的粪坑。一个进程启动，公权力逐渐将粪便打入私领域。在语言上，一个纯洁语言的运动也开始了。国家，作为公权力，成为纯洁的化身。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对尿征税，他的儿子提图斯有异议，皇帝将税金拿了让他闻，问可有臭味，提图斯答曰没有，但却说其来处无可否认。金钱进了国家的金库，便洗去铜臭。将权力与大粪重新建立联系，是这本书的主旨。拉波特戏谑地说辉煌的罗马文明的精髓就是下水道，引用《尤利西斯》中布卢姆的见解，即文明到哪里便是厕所到哪里。被打入私领域的粪便进一步被个体化，归属其主人，这一进程对应的正是现代社会的个体意识。与之类似，殡葬的方式，也从乱葬过渡到个人坟墓。对于拉波特而言，粪便与尸体同是死亡的肉体，两者的个体化其实同属一个过程。而像萨德那样的变态者，迷恋粪便的另一面正是迷恋死亡，他可以将排泄物当宝物馈赠于人，也可以将喜欢的人视作粪便、死人，加以蹂躏。拉波特书中提到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坐在马桶上接见臣属是他的恩宠，如同太阳的光辉，他的大便味道也铺盖四方。 拉波特的嘲讽是毫不留情的。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神学争论中的“圣体消化成粪论”。基督教中领圣体仪式，以面包和红酒代表基督的血肉。于是，圣体经过消化变成什么便成为大问题。那些圣体消化成粪论者以《马太福音》所说的“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为依据，认为如果基督的肉身和血液在面包和红酒中成为实体，那么如果这实体被领圣体者原样吃下，基督血肉应当经历实体所承受的相同的变化。拉波特的幽默往往是通过暗示，有时过多借助言语的双关。比如他批评国家借助“按需分配”的许诺来剥夺个体，利用法文 “besoin”的“需要”与“解手、方便”的双重含义轻易地转入粪便。其实，本书的题目中的“merde”，翻译成英文是“shit”，除了是“屎”的意思，还是骂人话，相当于“他妈的”、“狗屎”之类。照拉波特对罗马文明的说法，文明就是臭狗屎。这么说起来，这本书谈论着文明和权力话语的历史，其题目暗含的意思便是“狗屁文明的历史”吧。《屎的历史》一书中，涉及大量文化背景，实在是幽默得有些让人吃力。 东郭子问庄周道在哪里，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在东郭子一再追问下，庄子答道在蝼蚁，在秭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对于多米尼科·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来说，无所不在的是权力，而屎溺正是剖解权力之道的利器。或许我们能够模仿庄子说“权在屎溺”。

无为管理有作为无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管理方法。有人曾指出，最高明的管理者无为而治，人民大众只知道他的名字，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次一些的管理者，多办善事，人民亲近他、称誉他：再次一等的管理者，多强暴而使人民畏惧他、疏远他；最差的管理者，鱼肉百姓、祸国殃民，人民自然辱骂他、侮辱他，甚至推翻他。因此，判断一个管理者的优劣，他与人民的关系则是最重要的标准。老子也曾说，人民是水，统治者是船，船可能在水中平安航行，也能被滔天巨浪所吞没，所以，主动权并非永远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六出奇计的陈平对汉代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时被汉文帝任命为宰相。有一天，文帝召见陈平和另一位宰相周勃，文帝首先问周勃：“你经手裁决的事件，一年约有多少件？”周勃回答：“臣不肖，对这不清楚。”文帝又问：“那么，国库一年的收支大概有多少？”周勃也答不出。文帝见周勃身为丞相，一问三不知，面有不悦之色，周勃吓得汗流浃背。汉文帝又拿同样的问题问陈平，陈平回答说：“这些问题，我得问有关负责人才能知道。”文帝接着问：“谁是负责人呢？”陈平回答：“裁判事件的负责人是司法大臣，国库收支的负责人是财政大臣。”汉文帝接着又问：“所有的事都有人负责，那么宰相是干什么呢？”陈平不慌不忙地答道：“宰相要使百姓各得其所，对外须镇抚四方的蛮夷与诸候，对内则要督促所有的官员做好各自的份内工作。”陈平的这番话让汉文帝深表赞同。战国时邯郸的老百姓每到元旦就要上山去捉斑鸠送到赵简子府第上，然后赵简子就赏给他们很多银子。有个在赵简子家作客的人见了很奇怪，便问：“为什么要把这些斑鸠捉回来？”简子回答道：“你难道不知道吗？每一个小生命都是宝贵的啊！元旦那天，我要把他们都放回树林去，表示对生灵的爱护。”客人听了大笑说：“这就是爱护生灵的办法吗？老百姓知道您要放生，献上斑鸠有赏，都争着去捉斑鸠。有的用铁夹，有的用箭射。虽然也可活捉一些，但死的也不少。如果您真的可怜这些小生命，还不如下个通令，禁止捕捉斑鸠。否则，捉了又放，您的恩德远抵不上罪过呢。”无为而治就是让老百姓在战后休养生息的管理办法，早在汉代之初统治者采取的无为而治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刘邦和萧何死后，接位的皇帝是孝惠帝，接替的宰相是曹参。曹参执政的方针是“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这是为什么呢？曹参对自己的执政方针是这样解释的：因为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了天下，法令制订得非常明确。而天下太平情况下的百姓正在努力修养生息，对于官吏们来说，只要严守职责，不要丢失这些就行了。事实证明，无为而治深得民心，后来老百姓编成歌谣赞扬道：“萧何订法令，曹参照执行，百姓得安宁。”这就是无为而治的典型。当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一切顺应自然，不以人为去有意改变客观规律。因此，“无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为的目的还是有为，这就是老子进一步阐明的“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从客观效果上讲，是有利于人民生活安定和社会形势稳定的。古人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方法，不是给了我们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吗？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