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著有《孟子》一书。《孟子与百姓生活》以崭新角度、现代视野，全面、系统地诠释了孟子重要思想之于当代中国百姓生活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价值。让经典进入民间，让传统回归现实，让历史告诉未来。

职场如战场，优胜劣汰乃常事，如何让自己永远处于“高地”，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比其他人更卓越，更受老板的赏识，成为一名企业中备受拥戴的最可爱的员工。世界每天都在变，“谁是最可爱的员工”这个被各公司领导人士反复琢磨的问题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着内涵。从备受推崇的“老黄牛”到畅通无阻的“文凭”热，一直到对综合素质要求增大的今天，唯一不变的是那些最可爱的员工始终是企业的中流砥柱，他们成就了优秀的企业，使企业一步步迈上辉煌之途。要想成为企业中最可爱的员工，首先要有好的工作理念。要让自己在现代职场中脱颖而出，使自己成为一个公司必不可少的人，就要以良好的职业道德秉持先进的工作理念去开拓自己的人生天地，成功也只属于这样的人。从根本上来说，你接受了什么样的理念，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站在多高的台阶上，你就能看得有多远。本书详细介绍了“最可爱”的员工所具备的十种优秀品质，包括具有和谐精神、责任心、忠诚敬业、视服从为天职、有创意、会工作、善于学习、适应力强、德才兼备等十种宝贵品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结合了大量经典实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成为最可爱员工的方法和窍门，是渴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的职场精英们的首选读本。

2500年来我们一直在误读《论语》，孺童先生妙解《论语》还原真相，每一位识字的中国人都看得懂的正解《论语》。中学生、大学生国学入门最佳课外辅助读本。21世纪最为完整、最为客观、最为严肃的《论语》通俗本。《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儒家核心经典，列为古代读书人必读必学的《四书》之首。《论语》从集结至今，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强调自我修养、道德提高，并积极入世治世的精神，就算对现代人来讲，都具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历史动荡，世事变迁，《论语》这部本来为知识分子中间最为普及的读物，几成绝学。近些年，儒学逐步复兴，《论语》的价值又一次得以重视，读《论语》、讲《论语》已蔚然成风。可惜日前市场流行的对《论语》的各种版本的注疏讲义，大都望文生义，不能回归本义，有的甚至局限于字面，导致解义与本义大相径庭，误人子弟，贻害不浅。王孺童先生本着回归本相、讲解本义的原则，以历代注本为基础，但不做学术性的引证与考据，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给出结论。对于以讹传讹的解说，予以纠正；对于理解肤浅的解说，予以深化。力求使其成为人人都能看得懂的正解《论语》，为中华道统续上一脉墨香。

当初，美国人通过一本《菊与刀》了解了日本，今天，中国人需要通过《日本三论》解读一个更真实、更隐秘的日本。大和人民如同盆载中的菊花，其花瓣一直受人摆弄，菊花在栽培者的细心修整下，用常用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其形姿。在今天，菊花完全可以摘除金属线圈，不经人工修饰而照样婀娜多姿。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时大多依旧使用那些线圈，可见一个民族要改变原来根深蒂固的审美是很难的，而要颠覆传统的行为更是谈何容易。日本到底是要解放那一朵朵被看不见的线圈禁锢的菊花，还是依然要坚持……透过日本根性看整个日本，我们看到的是纯粹、唯美甚至是残酷……人性总有相通的地方。因此，日本人的民族性或多或少也与其他民族有共通之处。然而，当日本凸现的民族根性，在不经意或在刻意间被芸芸众生用利剑刺破，在根性被一点点抽丝剥茧后，世人往往会惊出一身冷汗，而后感到的是莫名的紧张、惆怅、疑惑，还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隐忧？这本书所要阐述的就是那一股莫名的情愫。对日本人来说，是非善恶既然没有绝对的标准，所谓的“矛”和“盾”也并非绝对对立。只要矛盾双方有统一之处，日本人就有办法将它们整合起来——纤柔敏感与血腥暴力、固步自守与谦虚好学、无条件的敬重与无原则的颠覆……

本书定名为《辩证法随谈》，并不是专门谈论辩证法的，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应用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上，既有立场、观点、方法，又覆盖工作、学习、生活诸多方面，而是时时处处应有和了辩证法，时时处处体现了辩证法。所谓“随谈”，亦即随时、随地、随事、随兴而谈，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不拘形式。这是作者以前两本著作用过的体例名称。本书辑录的文稿涉及范围很广，六编三十六题的归类梳理，很难说十分合理的和严密，主要是为了读者翻阅查找的方便。

简介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以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册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撂下的这副重担落在了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个皇帝？？朱厚照身上，宠八虎，建豹房，自封威武大将军，朝廷中充斥幕幕荒唐的闹剧，局势更是动荡不安，这时便引出了一位亘古罕有的文武奇才？？王守仁，他清剿盗寇，平定叛王，勇斗奸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近乎神话的不朽传奇？？同时，本书中仍然不乏大量描写精彩的权谋之术、战争之术、诡诈之术，相信它会一如既往地深深吸引你的眼球。作者简介当年明月，2006心灵历史开创者，强调写史即写人，写人即写心。以长文《明朝那些事儿》狂飚突起于天涯论坛，后转战新浪，天涯、新浪月点击率均力超百万，引起“明矾”骚乱。相关事件被媒体命名为“明月门”。 书摘改天换日　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回到了他的宫殿，八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八年后他回到了这里，继续做他的皇帝。　中国的史书是很神奇的，再狼狈不堪的事情也能说得冠冕堂皇，朱祁镇先生先后当过俘虏、人质、囚徒，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史书上却说他是“北狩”、“静养”，用今天的话来描述也可以说是出去体察民情，下放边疆体验生活与民同乐，协调民族关系。　当然了，自己吃的亏自己知道，朱祁镇先生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但无论如何，这一次他也算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但这位胡汉三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国家大政方针，而是要安抚他的“还乡团”。　朱祁镇确实是个很够意思的人，在登基后的第二天，他就给了“还乡团”的成员们优厚的回报：　“还乡团”一号成员徐有贞：入阁，兵部尚书。　“还乡团”二号成员石亨：封忠国公（爵）。　“还乡团”三号成员张：封太平侯（爵）。　“还乡团”四号成员曹吉祥：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　功德圆满，善莫大焉。　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既然是“还乡团”，就一定会干点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难免，毕竟人家不是旅游团、探亲团，而徐有贞等人也牢记“还乡团”的宗旨，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坏事。　就在同一天，徐有贞便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人，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对于徐有贞而言，他已经忍得太久了，此时不报，更待何时！　然后就是内阁大换血，陈循、江渊、商辂、萧等人统统被炒鱿鱼赶了出去，而徐有贞也很够意思，他唯恐自己的对头陈循和江渊失业后找不到工作，特别找人关照他们，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们继续报效国家（充军辽东）。　当然了，某些受到处罚的人也是罪有应得，比如那个金刀案件中的卢忠，这位仁兄出卖朋友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此刻却得到了报应——斩首。　还有那个建议朱祁钰砍树、让朱祁镇晒太阳的高平，当年他一时兴起，拿朱祁镇开涮，此时也被砍掉了脑袋，其实他除了滥伐树木外，倒也没干什么其他的事情。　看来破坏环境者还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　内阁被“还乡团”扫荡之后，只剩下了高谷，于是徐有贞又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许彬、薛瑄入阁，至此他完全控制了内阁和朝政大权。　此时的内阁加上徐有贞共有四人，可能是徐有贞嫌人太少，在二月，他又召另一个“自己人”吏部右侍郎李贤入阁。　可是徐有贞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叫李贤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信，在徐有贞、石亨、曹吉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保持着沉默，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夺门之变“还乡团”的一举一动，寻找着他们的弱点和矛盾，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当时，徐有贞等人确实是威风无比，特别是徐有贞，他不遗余力地打击诬陷所有与自己为敌的人，而他导演的最大一起冤案就是著名的于谦案。　徐有贞曾经认为，只要自己掌权，杀掉于谦易如反掌，但现在他才发现，想除掉于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原因在于，他没有杀掉于谦的理由。　于谦为人清廉，威望极高，又没有什么劣迹，实在找不到啥借口，既没有经济问题，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这在当年也算不上是什么问题），要把他搞倒谈何容易！　但最终，对于谦的刻骨仇恨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谦是推立朱祁钰的主要大臣，也是朱祁钰的亲信，而朱祁镇最为痛恨的人就是他的弟弟朱祁钰，徐有贞决定利用这一点加深朱祁镇对于谦的反感，同时徐有贞还编造了一个谎言，说于谦有意请外地藩王到京城接替皇位，并坚决反对朱见深继位。　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去见朱祁镇，在他看来朱祁镇一定会同意杀掉于谦。可是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他所料。　徐有贞在朱祁镇面前慷慨陈词，说于谦不愿和谈、拥立新君，是想置太上皇于死地，如此之人，应该杀之后快等等等等。　可是朱祁镇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对徐有贞说道：“于谦是有功的。”（谦实有功）　徐有贞傻眼了。　他把朱祁镇看得太简单了，这位太上皇饱经风雨，深通人心，对徐有贞的动机一清二楚，他知道徐有贞这样做是为了报私仇，却想借刀杀人，让他背一个杀功臣的恶名，这种亏本买卖，他怎么肯干？　徐有贞急了，如果留着于谦，将来一旦复起，自己必将性命不保，情急之下，他想出了另一个杀于谦的理由。　他相信，只要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于谦就必死无疑！　于谦非死不可！　徐有贞昂头大声说道：“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朱祁镇被惊醒了，他突然意识到，徐有贞是对的。　所谓“夺门之变”是一场政变，并没有正当的名义，而照徐有贞所说，于谦等大臣都是准备立外藩王为帝的，是反对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杀掉于谦，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向举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被迫性和正义性，“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　没办法了，这个恶名不背也得背了。　于谦，你非死不可！　徐有贞笑了，他知道皇帝已经动了杀机，但这位皇上绝想不到的是，他其实是中了自己的圈套，因为所谓于谦非死不可，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而这个陷阱之所以能奏效，则完全是建立在那个于谦准备立藩王为帝的谎言基础上。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直到两年后，另一个聪明人李贤才最终为朱祁镇揭开了其中的奥妙。　不久之后，牢中的王文和于谦都知道了自己的罪名——迎立外藩。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不但要杀头，还要灭族。王文一听就急了，他跳了起来，准备为自己申辩。　王文很有自信，他有充足的辩解理由，因为所谓迎立藩王，必须先使用金牌召藩王入京，而他和于谦都没有动过金牌，所以在他看来，这个罪名是很容易驳倒的。　可是于谦却丝毫不动，只是笑着对王文说道：“这是石亨他们指使的，申辩有什么用！”　事情确实如于谦所料的那样，此案主审官最终查无实据，没有办法，只好向徐有贞请示如何办理这个难题。　徐有贞到底是政治老流氓，他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一句话，解决了这个问题，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为后人唾弃不已。　他的这句话是：“虽无显迹，意有之。”　官员们浓缩了他的意思，将其提炼为更传神的两个字——“意欲”，并最后以此定罪。　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程度足以与此句匹敌的只有那句“莫须有”。　“莫须有”杀掉了岳飞，“意欲”杀掉了于谦。　好一幕精彩的丑剧！　而徐有贞也凭借此句入选史上最无耻之辈排行榜，堪与秦桧并称，遗臭万年。　一个伟大的人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史载：天下冤之。　于谦被杀之后，按例应该抄家，可当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里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十分容易完成的工作，因为于谦家里什么也没有，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家无余财）。　抄家的官员万没料到，一个从一品的大官家里竟然如此穷困，他们不甘心，到处翻箱倒柜，希望能够找出于谦贪污的证据。　不久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于谦家中有一间房子门锁森严，无人进出，大为兴奋，认定这是藏匿财宝的地方，便打开了门。　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样东西——蟒袍和宝剑。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于谦奉命收下，却把它们锁了起来，从未拿去示人以显荣耀。　抄家的人最终收敛了自己一贯嚣张的态度，安静地离开了于谦的家，因为他们眼见的一切都明白无疑地告诉了他们：这个被他们抄家的对象，是一个人品高尚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朱祁镇事后不久也十分后悔，特别是在徐有贞阴谋败露后，他曾反复责问另两个当事人石亨和曹吉祥，为何要编造谎言诬陷于谦，石亨没有办法，只好把责任推给徐有贞，回答道：“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徐有贞让我这么说的。”　朱祁镇听到这句话，目瞪口呆，只是不断摇头叹气。 ……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那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老庄和《老子》、《庄子》是中国道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和经典之作，无论其人其文，无不华采丰高，慧见超俗，其启悟、沾溉后人可谓深长。本书对老庄哲学思想的阐释深刻而独到。作者以冷静的智慧和诗性的笔触描摹出老庄的精彩境界和人生，笔谈之间，咳唾成珠，启人心智，益人识见。学林随笔中此方独步。作者为著名文史专家，其文章以思理明晰、文字洗练为特色，尤善对人事深沉之思，见解独到深刻。老庄思想之所以称为“无”因为它不相信人所订立的秩序和价值能够稳定地存续，能够使人生活得更好，他相信的是一种人道，“道可道，非常道”，谁能把自己有余的部分拿出来供给天下，就是有道之人。 本书是涉及到一些道家思想，具体内容包括：恍惚的老子，放诞的庄子，大道玄妙，天地不仁，虚静的观照……39个人生哲学故事

相较于《非常道》一书，在显现近代历史复杂面相的同时，《常言道》将这种近代资源的学术化运用更加具体，它的主题更鲜明，更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常识性、实用性，更面向大众，它是借重新定位与申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使其化为日常用法，同化于本土语境，成为与人们行为相联系的活的观念。读史为用，正是作者良苦用心之所在，也是作者余世存最新转型的一次努力。本书条分缕析出三十三个大类，计有：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差不多就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今天的最宝贵的财富。《非常道》出版之后，引来众数读家和媒介侧目。读史有方法，玩索有兴味。作者自身经验：遍观近代正史野史，爬梳剔挟之余，每成一则，不独欣然成诵，辗转反侧，更可以反复征引，和其他无数的历史细则，相与沟通并互见发明。此中之苦乐砥砺自知，心中块垒或为之高筑，或为之浇析，曼殊上人和绀弩散人都曾为此“无端狂笑无端哭”。吾人以史为教，西人更有所谓读史使人明哲、在此跳舞等说，历史既为材料，又为形式质地，跟人心相遇，有感即通，确凿可以成全有质地之新人。是以教化教育教学革新之道，莫过于回向历史：《非常道》出版后，跟风不断，可谓明证。余既始作其俑，难免龙种之望，而打扮历史无知历史之投机取巧人格，仍充斥市场，感慨系之，因再秉杂糅并举之余绪，更出机杼，作《常言道》一书，体例翻新，条陈细察，涓滴申说。为吾人近代史再三复意。读家或可哂察。通者，有不可言言则非常之道，则必有老生常言言则平易悠远之道。道可常言者，则可以致精微，可以通广大。小德川流，大德软化（冯友兰语）。此本书所以用心者也，存鉴揽照，目击心悟，所谓证道，无处不在。通之体，可以为经，为史，为传统；道之用，则惟务在人。我国人向来视大等为大人成人君子之教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现代教育之关键，同样利在大学，利在大学之人格校长，利在传道，利在为学，利在博通，利在独立，利在自由。一以贯之，则任持绝学，人格高标，如何做人，如何警君子，如何做学问，历历在目。又，或则培育现代识见及训练（蔡元培语），或则助学生走路（梁漱溟语），或则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要之，则又如竺可桢所倡通才教育，惟有通中国语文，通此随处流衍之人文精神，方可接续烟火，方可拯危难于既颓，方可于非常之时，有以“一死而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陈寅恪语）。读书治史，感同身悟，见不及此，实乃蠹虫。

南怀瑾大师精通三教经典，讲佛经巧合儒经、道经，讲儒经妙用道经、佛经，讲道经揉合儒经、佛经，三教精神存乎一心，运用自如，真可谓“一理通，百理通”。但他讲经数十年，著述甚多，穷数年之功，亦难得其大全。而且其中大量内容是为学佛修道之人设计，对我们红尘中人并不完全贴切。因此，本书量体裁衣，选择跟为人处世、谋事创业息息相关的内容，重点传述。书中既有南大师的精彩观点，亦有作者听讲的体会，亦揉合了大量生活实例加以印证，如此，读者朋友们能够更方便地悟其精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