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位思想家、科学家和热心救世的实行家。他的学说在战国时代盛行二百多年，与儒学并称“显学”。他一生所致力的，便是行义以济世。墨子及其后学在当时称为墨者，后来叫做墨家，其代表作品是《墨子》一书。《墨子》是墨家学者在科学、哲学、逻辑、政治、道德、军事等各方面长期凝聚的智慧结晶。《墨子》选取《墨子》一书中的精粹内容，给予必要的评述论说，以便于当今读者了解墨者在各方面的深邃智慧，共同继承、发扬先人报创造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

编辑推荐：本书是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黄永年、焦杰等人可校点的《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全书。本书形式新颖，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生动，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及可读性。读者通过该书，可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从中获益匪浅。

《罗纹山全集》作者罗明祖。罗明祖，字宣明，别号纹山，今福建永安市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明成历二十七年（1599年）左右，卒于崇祯十五六年（1643）间，字年四十四岁。罗氏为宋儒罗丛彦之后，原居福建少县，始祖罗仕通自沙县笔林茔泝贡川面居，遂定居永安贡川。罗明祖之父罗天长，以易学名家，“嗜易、老、荘、列、参同、悟贞、文始、抱朴诸书，善辨蝌暗蚪文”（《福建通志》）卷三十一），曾隠居武山十余年，学者称为紫曦先生。据李世熊撰《罗纹山先生传》称：纹山“颖异绝恒，甫能言，即受周易老荘”，少家贫，十三岁失怙，依母李氏而长，崇祯四年（1631）登进士，与杨廷麟，吴伟业等同榜。重经世通务之业，精于历算。初险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令，因触动贵势利益而被构陷，调令繁昌（今安徽繁昌县），又因得罪直指使者（朝中钦差），谪浙江布政司藩幕，旋署萧山令。在萧山，治水成功，颂声大作，然因不慊于中官，调补襄阳令，又因受熊文灿以远限参劾，奉旨降级。是时张献忠起事襄阳已多年，纹山因剿抚之事与熊文灿、杨嗣昌等意见不合，双从不呈身中贵，旋罢官。一生“三作令而三黜”，终于充官而归。《罗纹山全集》共十八卷，据《福建通志·艺文志》云：罗纹山集十八卷，永安（千顷堂作南平）罗明祖著。安：千顷堂书目作三十卷，考原书目录，卷一至卷六为各烦文，卷七八诗，卷九词，卷十史帝，卷十一侮荘，卷十二井福录，卷十三地理微绪，卷四十汉上末言，卷十五襄邑实录，卷十六寓楚杂着，卷十七八为历代宦官鉴，与三十卷数不符，然今本为明祖子艰手订，当无舛谬。实则卷十七十八因稿多数落为有目无书，全集仅十六卷。其余各卷缺佚伪误脱落者亦不少。除一至九卷为各烦文与诗词之外，《史旁》为史论烦著作，评骘晋、宋至隋时期人物七十余人。（杨愔以下无存）《侮荘》为驳《荘子》内七篇之说，属哲学烦著作。《井福录》论井田之法与寓兵于农及际法，为军事烦著作（缺二篇）；《地理微绪》言风水迷信；《汉上末言》为天文星历险阳术数著作，《襄邑实录》为襄阳令时奏议、公牍、告未文；《寓楚杂著》为历史烦著作，记载襄阳“贼”情及张献忠率部攻入襄阳、杀襄王翊铭之经过，甚为详赡。

管子（前725－645年），即管敬仲，春秋初期颖上人。名夷吾，字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几经人事变换的管仲终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管仲相齐的四十年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军事、政治、税收、盐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国力大盛。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而管仲的思想才学就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共有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亡佚，实存七十六篇，后人认为它绝非一人一时所作，兼有战国、秦、汉的文字，集有一批“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可以说，《管子》是先秦时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由于《管子》在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地位，后人视他的思想为秘芨。限于篇幅，《管子》从一要覆盖管子的思想观点，二要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精选了其中十七篇，如《小匡》体现了管仲“相地而衰征”和“四民分生而居”的经济理论；《牧民》篇体现了管仲“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社会经济思想；《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等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国家的为政之道与治国方略；《小匡》等多次谈及军事编制；《内业》提出了“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的哲学思想；此外，《任法》、《法禁》主要体现法家思想；《宙合》体现阴阳家思想等等。《管子》在译注过程中，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用准确生动。通俗易懂、流畅优美的语言译注，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包括中学生能藉此译注本便捷地追寻中华古典文化的智慧和精华。

韩锡，一名廷锡字晋之，明末闽县（今福州）人，生卒年不详。据韩锡《寄文宗钟退庵夫子书》自述生平云：「丙午得交周、李，与业于城东之石鼓。」（按丙午即明万历三十四年）又《李明六白湖集叙》云：「予年十五，初学为制科之文。明六李子见而异之，把臂定交，居业石鼓。」据此推算，韩锡大约出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崇祯九年（1636年），陈衎作《韩晋之像赞》跋于《榕庵圆》，此时韩锡已经去世，而崇祯九年（1634年）韩钟还手冩《癸西集》付梓，可见其卒当在崇祯七至九年间。韩锡「束发爱书，即落落慕古」，十四岁从乡先辈邓蒙园学经生业，复受学于同邑李碧海、董应举。万历末年，补博士弟子员。天启元年（1621年），竟陵派创始人钟惺任福建提学命事，考校与化、延平、福州三府。他对韩锡颇为赏试，韩锡亦得名日榕庵「与邑诸生林蕙读书其间，二址年足迹不入城市」，遍读五经子史。韩锡不喜章句之学。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文章之道谁以应世为主，然而人品心术系焉。如吾郡先辈能卓然有所立于后者，考其应世文，定不向声华涂泽，其格法理路，辄异畴人。其随人呼唯者，则文与人俱尽矣。此弟之所以蹶而愈砺，寜终身无闻，决不肯低头随俗者也。」（《答高弘度论文》）尽管韩锡对自己的才学颇为自负，「视一梅如拾亱耳」，但他「不能随俗鸣」的为文之道注定他必然困于场屋，与功名无缘。自天启四年（1624年）落第后，韩钟遂绝意仕途，以布衣终其一生。韩钟学不徇世，终身蓬荜，名不出里闬，「世亦罕称之」。及至清康熙年间，邑人余甸作《韩晋之傅》（见《余京兆集》卷一），其行迹方为后人所知。干隆《福州府志》、民国《福州通志》、郑祖庚《侯官乡士志》的「韩廷钟傅」均节録自余文。必须说明的是，余甸误称韩钟为侯官人，以上各种志书亦不，沿此误，遂致以讹傅讹。林蕙《让竹亭集》有五方诗《韩晋之》一道，诗题下注云：「韩钟，闽系人，着《榕庵集》。」林蕙与韩钟关系密切，其言当不致误

《韩非子》一书系统地阐明了“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许多重要情况。其中的《解老》、《喻老》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注解《老子》的著作。该书中的大量寓言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又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阐述了“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论和注重“参验”的认识论。它通过“矛盾之说”，阐发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经典之作。本画册从中精选了脍灸人口的十八段原文，以中文白话译文和外文双语对照的形式，再配以色彩鲜艳、造型可爱的生动画面，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人生态度及政治观点。老子，又名老聃，是中国春秋时期楚国人，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是围绕着道这一观念而展开的。本书通过画面，生动形象地介绍了老子的道德经。有原文并加以白话文译注。适合十岁以上少儿和对汉文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庄子》是中国古代经典之作。 本画册从中精选了脍灸人口的十八段原文，以中文白话译文和外文双语对照的形式，再配以色彩鲜艳、造型可爱的生动画面，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古代圣人孔子的主要哲学思想，人生态度及政治观点。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藉，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至于后人以《离骚》为代表称之为“骚”，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不符实，却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形区别开来。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们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它们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我们特推出了《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弘扬传统之宗旨。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名著多种，以古籍名著今译的形式出版。 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历史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世代流传的著名选本。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部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畅通，免去了读者面对纷繁复杂，文字艰深的古书之苦，适应快节奏的时代，使读者能够直面中国古代文化之精华，一边学习，一边就可以运用。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春秋公羊传（掌珍本）》也同《春秋左氏传》一样，是阐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其传授源流，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先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伟给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都是口耳相传。到西汉景帝时，公羊寿才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写在竹帛上。《公羊传》是极力主张大一统的，主张君臣等级观。《公羊传》采取问答的方式，在汉语修辞学、词汇学、语法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子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不管这些评价是否过头，但至少有一点确信无颖，这就是说，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把握住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不能不读《荀子》。《荀子》一书应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其32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著，它们是《劝学》、《天论》等22篇；一类是荀子弟子记录的荀子言行，它们是《儒效》、《议兵》等5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它们是《哀公》、《尧问》等5篇。前二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可靠史料，后者可视为间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