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古思今，我们为祖先的智慧而骄傲，伟大的科学技术推动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历史虽已远逝，但宝贵的知识财富却愈久而弥珍。《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白话插图）》所编选的《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两本古代经典著作就是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上论天象，下述地理，宇内万象，皆尽囊括，言在耳目之间，情系八荒之表，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皆是华夏民族数千载文明史的亮丽缩影。

国学爱好者的国学普及读本。机关干部和管理者的治国理政参考、修身养性指南。国学经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阅读国学经典，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极高的文化阅读。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阅读国学经典，可以陶冶情操、增加才情；阅读国学经典，可以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阅读国学经典，可以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阅读国学经典，可以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本书定名为“中国学”而不称“汉学”，是基于我本人对“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这一学术的一种学理性的理解。本学科从20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成果丰厚，但是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第一种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刊物称为《外国研究中国》，孙越生先生主编《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系列，名称非常直白。我个人参与其间，主张采用“中国学”。1980年我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家》和l991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史》都使用了“中国学”的概念。继后，上海华东师大出版《海外中国学评论》，朱正惠先生、王晓平先生诸位在他们的著作和表述中也采用“中国学”的范畴，中国社科院何培忠先生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我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机构称为“海外中国学研究文献中心”等等都表明，我国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这一学术定义为“中国学”。但是，目前我国大学中凡是涉及这一学术研究的机构，几乎都以“汉学”命名，相应的学术会议与新闻媒体也几乎都采用“汉学”的名称，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重要的刊物，也称“汉学”，例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等。

《钦定四书文》是清朝乾隆初年钦定颁行天下，为士人提供“制科之标准”的科举用书。此书由时任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定，选录八股文章近八百篇，并附点评以见得失，从而展现朝廷所认可的“八股文”标准。明初至清初八股体式的变化观此书而可见，三百余年间的名篇佳作也多为此书网罗。此书因其特殊的地位及重要文献价值，成为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唯一八股文选本。《钦定四书文校注》即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分五集三十九卷。除原书各项，各篇另加“题解”，附出该题出处及朱熹集注；另加“作者简介”，主要介绍作者的科名及经学、八股造诣等事项。至于“注释”部分，校注者力矫时下一些八股选本注释时回避难点的风气。《钦定四书文校注》的注释，特别用力于指明文章立论立言的依据，解释文中涉及的事典语典等，对其他难度较大的字句也加以疏解，这种处理对于读者深切理解文章具有真正的助益。

《唐代试律试策校注》的出版可弥补此缺憾。关于试律诗、试策文的校勘，在有充分根据时，校其明显错讹。其他可通处则存异文。关于注释，主要是标点、分段，解释原文本中疑难字词和生僻典故，疏通文句，指出特殊修辞方式，提供诗文中某些引用、议论的文献背景或史实背景。在注释中，还有作者简介、考题及考试相关问题说明。《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正文前有一篇《唐代试律试策考论》作为前言。《唐代试律试策校注》特色有三：一、收录全面而纯粹。二、注释详备而实用。三，对于文本背后的史实、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简明揭示，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透切理解文本和准确利用文本。唐代试律，是指唐代应试士子按考官所命诗题并遵守其押韵规定所作的五言排律。唐代试策包括“策问”和“对策”。“策问”是以皇帝或考方的名义就经典或时务提出一些疑难问题，要考生按要求写出自己的意见。“对策”则是考生针对策问中提及的问题而展开的论析、作出的回答。唐代试律试策主要收录在宋人所编《文苑英华》中，该书卷一八0至卷一八九所收为试律诗，卷四七三至卷四七六为“策问”，卷四七七至卷五0二为“对策”文。《唐代试律试策校注》校注的就是这四十卷，除此以外的散文逸篇附后。唐代试律诗，一直无精注全注本子；唐代试策，连选注本也罕见。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套装共3册）》以编年形式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收录下述内容：1.重要科举法规（包括文科举、武科举及荐举）；2.对科举有显著影响的奏疏、会议、人物言论等；3.科举人物；4.科举教育；5.科场事件；6.科场文风及相关文体；7.科举风俗及相关创作；8.科举文献；9.科举时代的文化生活；10.其他。二、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朱元璋谓‘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毋事浮藻”’，再征引相关文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科举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科举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三、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往往不属同一年份，如洪武十六年癸亥正月至十二月并不对应于公元1383年1月一1383年12月，而是对应于公元1383年2月一1384年1月。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传统纪年方式纪年纪月，同时标注公历纪年。人物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四、同一年内的科举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五、引用文集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高文端公奏议》卷四《议修学政酌朝仪疏》”；无篇名者省略，如“《谰言长语》卷上”。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等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金忠洁集》卷四《高中孚年兄制义序》”。引用《明实录》，标明卷次；引用《明史》等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志”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明史·选举志》”，不标卷次。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和卷次，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一”。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标明卷次。据类书或工具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六、人物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或置于其科第年份。

在文化研究中。一般都将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类。历史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出发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与心态文化层。他认为：“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制度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行为文化层“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心态文化层则“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构成”。中国历代选举制度，即人才的选拔机制或社会规范，自当属于制度文化层面。和一切制度文化一样，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

《八股文总论八种》以有关八股文的文献中具有总论性质的文献为内容进行整理。主要的工作为版本选择、标点、分段、校对、注释、按语和必要的说明。整理的文献一共八种。其中，元代文献三种：即陈绎曾撰《文说》，倪士毅撰《作义要诀》和王充耘撰《书义矜式》；明代文献两种，即李贽撰《说书》和黄宗羲编《明文海》（选）；清代文献三种，即顾炎武撰《日知录》（选），王夫之撰《夕堂永日绪论》和刘熙载撰《经义概》（含刘熙载撰《制义书存》）。

李学勤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当代国内思想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当今学术繁荣盛世，考古发掘成果累累，新材料不断面世。先生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凭借先生对古文献的谙熟和深厚基础，钻研和运用这些新材料，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紧密结合起来，运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古史、古书中许多疑点、难点，或前人误解的问题，经过先生的“新证”而得到涣然冰释的效果。先生的学术旨趣不仅反映在他的每部论著中，同样也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传授给他的弟子们。本书为《李学勤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作者简介】刘国忠，1969年出生于福建省政和县。1987至199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为李学勤教授和葛兆光教授。1997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专门史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著有《五行大义研究》、《古代帛书》，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隋唐至清卷），另有论文50多篇。

《历代律赋校注》对每位入选作者，都撰写作者小传，尽量利用学术界编选总集已经规整的资料，体现当代学术成就，提供读者知人论世之需；每篇入选赋作，都撰写题解，揭示赋题的来历，并简要归纳赋作内容，或提供前贤评论资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作者疑问或韵字脱落，则加以考订或存键，以待识者；《历代律赋校注》重在发掘注明篇中所用典故，而不注重通俗化的阐释串讲，意在为后续解读赋作者搭建阶梯，留有充分发挥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