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他们实行无后方作战，遭受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在跃进大别山时全军共12.4万余人，转出时只剩下5.86万人，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这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作者不仅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宏大叙事的的同时，还把目光停留在历史的细节上，用笔深入那些亲历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内心，尽可能地实地记录、整理历史，有血有肉，情感深挚。

《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所谓的“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八卦”则是由“阴”、“阳”二爻三叠而成。 “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大义，如本经之羽翼，故汉人称之“十翼”，后世统称《易传》。本书通过浅显的释义，揭示了深刻的卦理，为的是让我们的读者能从《周易》中体悟出人生处世的真谛，以及智慧生活的法则。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转丸、十四篇却乱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鬼谷子》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政治斗争谋略与权术的智慧之书。《鬼谷子》是战国纵横家唯一流传至今的著作，它开创了中国游说修辞术的先河；它提出了不同于儒、道、法等其它学派的哲学政治思想；它曾经被人们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运用，对宗教家、军事家、术数家都发生过影响。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但由于《鬼谷子》在古代社会政治上的真知卓见和在功业上的谋略权术、雄辩才智，使其具有着影响千秋万代、指导后人为人处世、从政经商的深远意义。

我们想追求有破有立，需要南怀瑾大师这种尊重、欣赏诸家学说的理智态度，以及贴切现实生活，身体力行之的务实精神。不过客观地说，南大师对佛、道、儒三家之门，虽达到了自由出入的境界，但还有所眷恋、有所疑惑、有所执着，离佛家的“非法非非法”、道家的“无为无不为”、儒家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境界尚有差距。但我们也不能强求他成佛作祖。能达到自由出入境界者，当世者稀，已经很值得敬佩了！南怀瑾大师贯通佛、道、儒三学，又有所偏重、有所取舍。从思想基础来看，南大师似乎偏于儒学，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融入世界、融入社会生活，并有所贡献，有所影响。虽以80高龄，仍四处奔波，启导后学。这可能跟他早年熟读儒家经典而形成的价值观有关。从学术基础来看，南大师似乎偏于佛学，他对其他学说的体悟和解说多以佛家思想为载体。这可能跟他多年对佛学的侵淫有关。从为人处世的态度来看，他又偏重于道学，随和，恬淡，顺其自然。这可能跟他的先天秉赋及成长经历有关。对一般人来说，学问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有用则贵，无用则弃。对南怀瑾大师来说，学问是一种素养，得之于心、用之于身、随之于意，到了这种境界，称得上真学问了！

《易传》的天人之学，实涵二重意蕴，一为本然，一为应然。前者属本体论，后者属价值论。《易》以道阴阳，阴阳是《易传》的核心范畴，要理解《易传》离不开对阴阳的解读。张汝金同志《解经与弘道——之形上学研究》一书，可以说力图以新的视角处理经传关系。“解经”是指《易传》对《易经》的诠释、解说“弘道”指《易传》自身所呈现的创造性，即对易之象、数、理、占等等的发挥和通过这种发挥对易之形上学的建构。本人认为张汝金同志的这部著作为处理经与传的关系开启一条新思路。汝金同志好学深思，刻苦敬业，对易学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该书得以顺利问世，是其在易学领域长期研究的结果，也是他向易学术界交出的一份期待检阅的答卷。

得前人之利，晓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　承伟人之事，捍华夏精粹文明之长存本书旨在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展示中国文明的价值。那么，依我看来，为了对一种文明的价值进行评估，我们最终必须要问的问题是，这种文明可以孕育出怎样的人物、怎样的男人和女人；而不是它建立了或者能够建立怎样的大城市、建筑多么华丽的房屋、多么平坦的马路、多么美观舒适的家具，甚至也不是拥有多么智慧而有益的工具、创造了怎样伟大的艺术和科学。事实上，一种文明所孕育出的男人和女人，才是其本质，其个性，也可以说是该文明的灵魂真实再现。如果说一种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表现了该文明的本质、个性和灵魂，那么，该文男人和女人的语言，则是其本质、个性和灵魂的展现。　注：本书为汉英双语版。

《国学精粹（经典珍藏版）》按蒙学、经、史、子、集、国典雅趣分类，精选了我国文化经典里的诸多名言警句和趣味典故，所选警句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言，是必须传心的文化精髓，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国学精粹（经典珍藏版）》所收录的趣味典故，行文言简意赅，熔趣味、知识、文化于一炉，对格物致知有极大的帮助，《国学精粹（经典珍藏版）》是了解古代文化，传心古代经典，掌握古人智慧的优秀普能读本。

辑录清代及民国年间所编有关清人的地方性传记资料。所收传记资料凡九十多种，所收人物超过二万五千多人，几乎涵盖全国各省。并附录人名索引和字号索引。此书已列入增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又为国家清史项目。 资料全面 内容丰富 价值巨大 《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丛刊》，由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江庆柏研究员主编，已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类项目，即将由广陵书社出版。本丛刊按地区收录有关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凡通代性地区人物传记集，选取其中的清代部分；凡非传记专著但包含大量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的著作，辑录其中的传记部分。所收传记资料凡九十多种，所收人物超过二万五千多人，几乎涵盖全国各省。并附录人名索引和字号索引，以方便查询。 “清代地方人物传记”是指以地区为单位，专门收录有关清代本地区人物传记资料的著作。这类著作收录的人物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人员广泛，叙述详尽，内容丰富，有着全国性的人物传记著作（如《清史稿》）没有的优势。它是研究清史，重修清史的重要史料。随着重修清史工程的启动，清朝的人物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清代的地方人物文献资料也将得到更多的利用和发掘。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提供了丰富准确的人物资料。由于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大多由本地人士撰写，他们熟悉地方文献资源，热爱本地文化，所以一些地方人物传记写得尤其生动具体，充实详赡。它们能提供其他人物传记所不能提供的资料，能提供大量其他文献缺载的人物史实，而且这些传记资料相对准确。例如崇祯十六年进士、山西翼城人上官鉝，在重要的清代传记文献中，包括《清史稿》、《清史列传》、《汉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徵初编》，以及今人所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全部错作“上官铉”，且其事迹也语焉不清。而在常赞春所编《山西献徵》中，其资料就十分准确完整。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有助于清代文献整理。例如，目前最完备的清人文集目录著作《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里面，都有一部分作者的生平资料或缺载或不完整，其中许多就可以据地方人物传记集予以补充或订正。如张调元、张谐之、赵金鉴、侯运昌、祝庆蕃、莫瞻菉、钱九韶等等，其生平事迹在《中州先哲传》里都有详尽的记载，而莫瞻菉、钱九韶等的生卒年份也只有在《中州先哲传》里才有记载。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有助于清代的学术研究。例如在《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进献者中，有编修曹锡龄呈送家藏本纪昭撰《毛诗广义》、《养知录》两种。纪昭为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堂兄。曹锡龄之所以呈送纪昭著作，和曹锡龄及曹锡龄之父曹学闵与纪昀的关系特殊有关。曹学闵曾与纪昀同馆共事且甚相契，曹锡龄与纪昀则有一段师生之谊。《山西献徵》卷六《曹慕堂先生事略》附《曹锡龄事略》、《曹镜源先生事略》明言曹锡龄受业纪昀之门。由此可知，曹锡龄呈送纪昭著作，绝非偶然。纪昭卒于乾隆三十五年，是四库所收作家中卒年最迟的之一。显然，如果没有曹锡龄父子和纪昀的这一关系，纪昭著作要收入《四库全书》，且同时入选两种，是很困难的。曹锡龄与纪昀的师生关系，据编者考查，只有在《山西献徵》中才有明确记载。从曹锡龄献书之事中还可以发现，在《四库全书》私人呈送本中，有一部分在京官员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抓住朝廷向全国征集图书的机会，让自己家族的著作收入了代表国家最高声誉的文化府库。如张若渟呈送张英《文端集》、张廷玉《澄怀园全集》，方维甸呈送桐城方氏三世著作等，都可以看到家族献书的影子。而其间的亲属关系，在马其昶所编《桐城耆旧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卒年最晚的作者，据编者考证，是直隶任邱人边连宝。边连宝卒年有乾隆三十三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两种说法。据边连宝《随园诗草》及《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十一本传，边连宝应卒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此为四库开馆前一年。由此也可以看到，四库征书，不仅注重历史文献，也颇留意当代文献。边连宝卒年的考定，对四库学研究有一定意义。而《大清畿辅先哲传》的记载，对边连宝生卒年的考定起了重要作用。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有助于新修清史有关表志的编纂。如以清朝进士为例。清廷的开科取士选拔了大批国家需要的管理人才，清廷严厉的科场纪律大致保证了取士的公平、公正性。清朝进士体现了较高的人文素养和从政能力，在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也都有突出的贡献。清朝进士成为清朝社会重要的建设力量、文化力量。但在著录清代进士最完备的文献《国朝进士题名碑录》和查考清代进士最重要的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多少存在着遗漏或误刻等问题。例如顺治四年进士季芷、孙自式、陈谦生，分别被误写作李芷、邹自式、徐谦生；顺治十六年进士赵济美、刘士泓、屈超乘，分别被误写作赵济姜、刘士弘、屈起乘；康熙三年进士李世惪、吕振、裴袠，分别被误写作李世惠、吕桭、裴裘，等等。凡此类讹误，均可据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及其他相关地方志等予以订正。这些资料有助于新修清史《历科进士表》的准确编写。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中还保存有相当完整的个人著作资料，有助于新的《清史艺文志》的编纂，也有助于对旧有的有关清人著作目录的校订。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亦有助于清代区域史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清代区域人文资源对区域文化的发展、交流、融合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往往与一地人文资源的兴衰紧密相关。地方人物传记资料的编辑出版，展现了地方的人文成就，提升了地方的文化知名度，也吸引了更多人对本地的关注。此丛刊可为目前日益深入的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总之，清代地方人物传记资料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是多方面的。但由于文献分散，不容易查找，就限制了许多学者对这部分资料的使用。本丛刊的出版，将为广大研究人员集中提供珍贵的资料，使这部分人物传记资料发挥更大的作用。本丛刊与台湾明文书局出版的《清代传记丛刊》可互为补充。

十三经是儒孥的基本典籍，是中华傅统文化中影响至深至逮的重要文献之一。在中国古代，堪与十三经比肩的唯有二十四史。面封这两大文化支柱，无论是诸子还是诗文其中难不乏角立特出者，甚或是叛逆者，却往往只能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级以撼动其中心的地位。如果说二十四史是以记寅为本，从贯古今，鉴往说来，宣张门资治，更多发挥的是实用的镜鉴的作用，那末十三经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灵魂。自汉武帝接纳董促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立于学官之后，直到清代，经学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的理论信报，是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齐家立身的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十三经还被法典化，于是有了「春科断狱」，「礼」成了「礼法」，而且是法上之法。它更被神化、宗教化，于是儒学成为国家、国教。它不但堂而皇之地被推广到所有官私学校之中，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目不识丁之人在内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所以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总有人视其为障碍，为糟粕，必欲除之而后快：相反，也有人尊之为圣典，为良方，非恁其不足以安邦定国。时至今日，似依然如故。

《玉台新咏》是继《昭明文选》之后，于公元六世纪编成的一部诗歌选集，是一部上继《诗经》、《楚辞》，汇集了不少两汉魏晋南北朝古典诗歌精华的优秀诗集，全书共收录汉代至梁代诗歌八百余首。这些诗主要反映女性的生活，表现女性的情思，描绘女性的柔美，吐露女性的心声，同时也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欣赏、爱慕，刻画了男女之间的爱恋与相思。因此又可以说，《玉台新咏》是一部关于女性的诗集，一部情爱的宝典，一部唯美的乐章，在文学史和审美发展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不同寻常的意义。由于书中收了一部分“宫体”诗，因此自古以来有不少人视之为“淫艳”之作。但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不少著名学者著书著文，从新的视角用新的观点来评论宫体诗和《玉台新咏》，作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它们在文学史和审美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价值。《玉台新咏译注》是迄今海内外第一部《玉台新咏》全注全译本。全书注释力求精审详明，译文力求准确流畅，努力保持诗作原有的韵律和韵味。此书的出版，不但可以满足社会上一般读者审美阅读的需要，而且也为学界研究提供一个可以依据参考的可靠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