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学案》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体例而略有变化，无论是之前的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等，还是之后的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与之相较，《清儒学案》的内容都更为丰富，取材更为广泛，体例也更为严整，最能全面反映有清一代的学术成就。此书有文楷斋刻本，中国书店1990年曾据以影印出版，惜字小而漫漶。今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为底本，进行校点。底本缺页，则补以中国书店影印本。遇文字有疑问者，则核对所引原书，究谬补缺。校点工作由李畅然、张丽娟、王丰先、沙志利合作完成。校点者都具有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校点水平较高。

北京大学儒藏工程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基础性学术文化项目。《儒藏》收录自先秦至清朝结束这一时段中，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儒家学者的著述和体现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相关文献，包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尽量选用最合适的底本，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本书为《儒藏》“精华编”一七〇册，收录《清儒学案》卷一三六—一六〇。《清儒学案》共二〇八卷，徐世昌等纂辑。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存，一号鞠人，晚号弢斋、水竹邨人、石门山人等。直隶天津府天津县人。光绪十二年（186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宣统二年（1910），任邮传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民国三年（1914）出任国务卿。民国七年当选总统，十一年辞职，自此终老天津。民国十七年，徐氏开始组织人力纂辑《清儒学案》，至二十七年在北京法源寺文楷斋刊刻完成。前后与编者有夏孙桐、金兆蕃、王式通、郑沅、章华、朱彭寿、闵尔昌、沈兆奎、傅增湘、曹秉章、陶洙。另有抄写者若干。《清儒学案》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体例而略有变化，所收人物，正案179人，附案922人，诸儒68人，共1169人，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体例严整，总结有清一代学术面貌及成就。此书文楷斋刻本乃仅有的刻本，中国书店1990年曾据以影印出版，惜字小而漫漶。本次整理，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为底本，缺页则补以中国书店影印本。校点工作由李畅然、张丽娟、王丰先、沙志利合作完成。

黄仲则是康乾盛世中不多见的专业诗人，有“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首”的赞誉。其诗歌语言通俗易懂，感情真挚，哀情与豪气并存，不卖弄学问，不以文为诗，浑然天成。《黄仲则诗》选录黄仲则所作诗歌近400首，按其所收诗歌体式分为六卷。所选诗歌，涵盖了诗人诗歌的多样题材和多种风格，有抒发怀才不遇、穷愁困顿的感愤诗，如《此时》、《别老母》、《都门秋思》四章、《杂感》四章；有回忆美好爱情、抒发低徊感伤情绪的恋情诗，如《绮怀》十六章、《感旧》四章；有吟咏祖国山川名胜、吊古伤怀的纪游山水诗，如《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游四明山放歌》；也有眷念友人、俱伤身世的友情诗，如《偕容甫登绛雪亭》《春日和容甫》。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有显著作为的大家。作为思想家，他开创了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作为军事家、政治家，他立下了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皆居绝顶，成就“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人格理想。其独具一格的心学思想流传至今，响彻中外，在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谨以此书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五十周年。

本书为乾嘉考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在《乾嘉考据学研究》的基础上，积三十余年之功，再著新论，内容涉及到乾嘉考据学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所讨论的专题，还是资料的搜求，都力图突破前贤，对旧说多有纠补，推陈出新。不仅对乾嘉考据学与宋学的关系，考据学家与桐城派之关系，考据学研究方法，《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清代藏书印与藏书的关系，还对惠栋、戴震、钱大昕及其学术，江藩《汉学师承记》、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与方东树《汉学商兑》等，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尤其是从科举功名、居官实绩与现实关怀等方面，通过对200名考据学家的进行量化分析与研究，指出乾嘉考据学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国家与社会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有着值得骄傲的“事功之学”，有着直面人生的态度与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这些见解，均为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对于弄清乾嘉考据学的起源、内容、特点与影响等，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清代王渐鸿所撰《乡党图考补证》是对江永《乡党图考》一书的补证研究，属经部四书类，凡六卷，成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丁树桢海隅山馆付梓刊行。《乡党图考补证》主要是对《乡党图考》进行订讹补阙，并对江永辨说已明而后人又以他说乱之者，进一步补充证明。是书参考经典以会其通，精择众家以求其当，是清末山东的重要经学着述，弥补了江永《乡党图考》的罅漏之憾，宋书升谓之“江氏之诤臣”“朱子之功臣”（《乡党图考补证，宋书升序》），洵为允评。《乡党》是《论语》里较为集中记述孔子日常生活和名物制度的篇章，篇名取自首句“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周礼，地官，大司徒》讲“乡党”，谓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党”即这种居民组织之统称，也就是朱子所谓“父兄宗族之所在”（朱熹《论语集注》）。不过，《乡党》篇之内容并不限于乡里之事，还详细记录了孔子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细节和礼器制度。清代是《论语》研究的总结时期，也是《论语》学的高峰之一。前代研究的积累与清代统治者对文人既钳制又笼络的政策，使诸多文人穷毕生精力于文献研究，《论语》的注释与整理也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初《论语》研究带有明显的经世致用色彩，北方的颜李学派释读《论语》即强调实学，将力行作为治学之根本。在此基础上，顾炎武进一步提出了“务本原之学”的改造方向和“信古阙疑”的治学态度，以及“语必博证，证必多例”的治学方法，引导经学走出主观哲学化域地，奠定了朴学之基础。乾嘉时期，朴学占据了学术主流，长于考据成为此时乃至整个清代《论语》学的重要特点，由此产生了以校勘、考异、辨伪、辑佚见长的《论语》研究成果，以及专考《乡党》一篇名物训诂之着述，后者即以江永《乡党图考》为代表。

在我国，科技文献整理、研究与出版明显滞后于其他历史文献，这与我国古代悠久灿烂的科技文明传统不相称。相对庞大的传统科技遗产而言，已经系统整理的科技文献不过是冰山一角。比如《通汇》中的绝大部分文献尚无校勘与注释的整理成果，以往的校注工作集中在几十种文献，并且没有配套影印高清晰的原著善本，有些整理工作存在重复或雷同的现象。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大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力度，鼓励科技文献的整理工作。学者和出版家应该通力合作，借鉴国际上的经验，高质量地推进科技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工作。鉴于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的需要，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策划整理中国古代的经典科技文献，并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出版，向学界奉献《中国科技典籍选刊》。

五千万书友的领读人樊登，以《论语》为线索，为青少年分享学习之道。从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法三个维度，解决孩子关于学习的问题。 《论语》是一本关于学习的书， 学习是它的核心宗旨！ 《给青少年讲论语：乐在学习》中，樊登结合心理学、教育学、脑科学等现代理论解读《论语》，结合孔子的智慧，告诉小读者应该如何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在学习中煎熬。 让青少年在轻松读懂《论语》的同时，理解学习的本质，培养更好的学习态度与学习习惯，并吸收高效学习的方法。

古代文人所编的牡丹、芍药花谱合集。古有“洛阳牡丹，广陵芍药”之说，牡丹以“国色天香”的尊贵身份在中国古代文化及艺术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扬州芍药种植历史悠久，在宋代盛极一时，有着极高的药用价值及文化审美价值。本书一共包括五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余鹏年《曹州牡丹谱》、刘攽《芍药谱》、王观《扬州芍药谱》。这五部花谱体例较为一致，从品种、名目、药用价值和赏花风俗等三个方面分别介绍牡丹、芍药这两种名花，保留了牡丹和芍药的园艺栽培技术和观赏的文献资料。本书是“清赏丛书”中的一种，装帧精良，具有较高的知识性和观赏性。

《金史》为元朝脱脱等修纂的官修纪传体金代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1卷，全书135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百余年的历史。 中华书局點校本《金史》，最初由傅乐焕先生承担，但到1966年傅先生去世时，仅做出少部分工作。其后大部分点校工作在1971年后由张政烺先生完成，崔文印先生负责编辑整理，于1975年出版。点校本采用百衲本为底本，与北监本、殿本参校，择善而从，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校勘，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成为当代《金史》的一个通行本，面世后深受广大读者好评。 此次修订仍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元刻本、清武英殿本，參校明南監本、北监本、清江苏书局本，以及明《永乐大典》残本的相关部分。参考吸收施国祁《金史详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道光殿本的考证、张元济《金史校勘记》等前人校勘成果。在版本校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利用正史、类书、文集、出土文献，以及高丽古籍进行校勘。 此次修订逐条覆核原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充分吸纳原点校本的成绩。原点校本校勘记中很少提及版本依据，且存在较多的改字现象。此次修订明确列出校勘的版本依据，纠正不当的改字、补字、删字。对原校勘记有误或不准确处，加以删除或修改，对失校处，补充新校勘记。对标点、分段不妥处，加以修订。 修订本还全面搜集梳理了点校本《金史》出版以来发表的诸多校读札记，加以参考和利用，体现了当代《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