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之中，“传统时代中国政府的商业政策和现实作为”，是中国史研究者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当福泽谕吉、冈仓天心、内村鉴三这三位思想家的名字被放在一起，我们大概很难立刻想到他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对这三位稍有了解的读者，甚至第一感觉是突兀。

潘耀明是香港知名作家、出版家，他曾工作于香港三联书店，后接手了金庸一手创办的《明报月刊》，如今仍是该杂志的总编辑兼总经理。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然而讨论这些男性失格者的专著、论文却意外地少得可怜。

一段时间以来，对正面意义的真正价值是否存在的怀疑开始广泛扩散。近代之后的理性、科学、主体意识等核心话语中，蕴含着虚伪性与压迫性——这种合理批判急剧世俗化

印刷工和雇主禁书在18世纪的法国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的时候，也许传播了煽动性思想，但从那之后它们就被安放进了珍本室，在穹顶之下、高墙之内陷入静止。它们已然成了老古董。

近日，著名作家、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的讲稿集《小说六讲》由世纪文景出版。《小说六讲》整理自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短期客座期间的六堂公开课实录。

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位日本友人送了一本书给我，书名为《竹内好：一种方法的传记》，作者是鹤见俊辅。

近几年来，日本有一个流行的词语叫“猫热”（猫ブーム），各种猫咖、猫岛、猫旅馆层出不穷，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了“猫咪经济学”的理论，即无论涉及哪个领域，只要有了猫咪，就一定能够获利，猫咪就等于经济。

葡萄牙水手于1514年到达中国南部海岸。从里斯本出发的海上旅程可能很长，但从第一批葡萄牙人进入大西洋到他们抵达中国的时间非常短: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印度洋航行，在果阿建立基地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视域中，永嘉学派基本上处于一个非主流，但却又不得不认真面对的位置。所谓非主流，自然是众所周知，大凡讲宋明理学，总是以程朱与陆王为主流。

大国之间的合作，比如中美之间，在双方缺乏信任的前提下如何能够培育出合作和互信？一个有益的思路就是把一次性的囚徒困境博弈转化成重复博弈和多边博弈。

有多少人死于成吉思汗的战争和征服行动？基于各种原因，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回答的问题。古代和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经常在历史记载中成倍地夸大数字，有时这些数字甚至会翻十倍

私人图书馆陈设针对中世纪私人图书馆所使用的家具，我发现的最早一条信息留存在一簿残缺的账本中。账本中记录着1367-1368年间，罗浮宫某塔楼为容纳法王查理五世的藏书所需的陈设花费。

长恨此身非我有——《临江仙》之觉悟说到东坡，我们往往会想起他的旷达胸襟，而旷达的胸襟源于先天的性情与后天的反省、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