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风（Chinoiserie）是自13世纪晚期开始就在欧洲出现的一种文化艺术现象，马可·波罗在元大都（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见这一事件可以作为中国风尚兴起的一个标志。不过，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一学术术语则要到19世纪才得以确定，被用来形容受到中国或者更宽泛一些的远东文化影响的欧洲艺术潮流。《中国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一书旨在通过配套的图片与文字为读者勾勒出中国风在欧洲发展历史的轨迹。本文摘自该书《“折中主义”中国风》一节。
18世纪初期，中国风主题开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作为“帕拉第奥”（Palladian）新古典主义倡导者，英格兰学者丹尼尔·笛福、约翰·波普和沙夫茨伯里伯爵等对中国风主题进行了强烈批判。
柔美的事物会取悦于我。这些来自印度的图画、日本的漆器和珐琅彩使我眼前一亮、为之一振。那色彩绚丽、光彩夺目的图画让我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但是接下来又会如何？我是否应当放弃我良好的审美趣味？我是否还能如同以往那样再去赞赏意大利大师，或古代先贤们所创造出的美呢？
以上就是沙夫茨伯里伯爵所发出的感叹。和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英格兰学者一样，他拒绝接受中国风，并把这种表现柔美的艺术格调摆在绝对逊于古典主义的位置。他把纯净、和谐、抽象的罗马和希腊的古物，与美妙杂糅的欧洲异国情调相比较，因此他的这一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因为对中国艺术的鉴赏力不足而得出的。直到19世纪末，由于东印度公司源源不断地将中国商品进口到欧洲，欧洲人才真正地确立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事实上，这些产自中国的商品是为了满足外国人的审美才那样设计的，和纯粹的中国审美之间没有丝毫联系。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审美能力有限，因而他们无法理解中国艺术的精髓，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中国风是新奇的、奢靡的、怪异的甚至是邪荡的原因之一。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等人的眼中，中国风已经开始威胁到新古典主义风格。
绝大多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把中国风和女人出轨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它代表了淫邪，是违背古典主义的伦理和道德的。这一观点又被1740年出版的色情诗歌《中国传奇》所佐证。这首诗歌讲的是一个美丽的伴娘婵嫣拒绝和一个高官发生不伦关系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场景讲的是婵嫣的一位追求者躲在一个巨大的瓷罐里，偷窥她在镜子前面自慰。房间里的家具等装饰都体现出中国风：天花板上雕刻着龙和花卉，室内的家具也都具有远东特色。这些都被休伯特·佛朗索瓦·格弗路记录在他的雕刻插画著作中。出生于巴黎的格弗路在英格兰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法兰西式洛可可艺术风格。
中国风在法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促进了法国时尚的创新发展。威廉·德拉库尔的《第一本装饰书》（First Book of Ornament）也将中国风带到了英格兰，不过在那里中国风受到了英格兰人民的轻视，这很可能与英法之间的“七年战争”（1756—1763）有关。
18世纪中期，反对中国风的声音又开始出现，在这种声音下，中国风强势回归，并获得了霍勒斯·沃波尔等重要人物的推崇。
每天当我发现希腊、罗马、意大利、中国和哥特式建筑设计相互抄袭，命名张冠李戴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无论做什么设计，优雅简洁才是最重要的。
在18世纪中期，折中主义开始在英格兰盛行，沃波尔对于在英格兰推广中国风逐渐失去了热情，转而成为一名折中主义倡导者。折中主义风格是将中式、哥特式和法兰西洛可可式风格不协调的地方优雅地结合起来。因此在英格兰，折中主义风格成了古典主义风格最大的挑战者。然而，很少有折中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的案例，因此这种对比也不总是那么明显。
托马斯·奇彭代尔，中国木椅，《绅士与木艺指南》，1754年伦敦出版
托马斯·奇彭代尔出版的这部指导性的书籍是18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家具图谱。他所举例的设计都是“折中主义”风格，中式、哥特式、法式等多种艺术元素兼而有之。
一些有影响力的装饰刊物影响了折中主义中国风作品的创作。1751年，马蒂亚斯·达利撰写了《中国式、哥特式和现代椅子的新书》。一年后，洛克和科比兰德也合作完成了《中国风装饰新书》。1754年，托马斯·奇彭代尔出版了《绅士与木艺指南》。作为当时英格兰中国风设计的“圣经”，这本书提供了大量既优雅又实用的哥特式、中式现代家具设计，共包含160种设计方案，涵盖椅子、桌子、橱柜和抽屉等家具种类。同年，马蒂亚斯·达利和乔治·爱德华又共同出版了《中式设计对当代品位的提升》。
马蒂亚斯·达利和乔治·爱德华，《中国宫廷园林的构建》，《中式设计对当代品位的提升》，1754年伦敦出版
马蒂亚斯·达利和乔治·爱德华出版的书籍收录了大量的家具、壁炉和花瓶座子的中国风设计范例。其中这一分册还包含了山水画和中国纹饰的图样，用来制作漆器、瓷器和纺织品。
这些手册主要适用于家具制造和室内装饰领域，包括约翰·林奈尔，他曾为伯明顿庄园第四代公爵博福特的“中国风”卧室设计了家具（这些家具现收藏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威廉和约翰·林奈尔（传），漆制博古架，约1755年，私人收藏
这件西洋博古架借鉴了中国佛塔的造型，并且使用了中国原产的漆制木板作为内部镶嵌材料。这件家具的风格十分典型，应该是出自威廉和约翰·林奈尔之手。威廉和约翰·林奈尔是18世纪中期英国最为成功的中国风家具设计家。
当时所有人都把奇彭代尔的作品当成想要超越的目标，在这样的目标刺激下，托马斯·约翰逊在1756年至1758年间创作了高质量的梦幻般的中国风作品，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757年，英国出版了建筑学家威廉·钱伯斯的《中国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这本书相对于之前同类作品，提供了更多有关中式建筑设计装饰的分析研究，因此，钱伯斯和罗伯特·亚当后来也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
毕伊芒，《中国风》，《淑女娱乐》的彩色插图，1758—1760年，伦敦出版
《淑女娱乐》是为广大欧洲的中国风设计爱好者出版，而并不只针对专业的设计师。其中许多原创设计出自法国设计师毕伊芒之手，当时他经常与英国的出版商合作，出版设计图书。
在同一时期，罗伯特·萨耶也在伦敦出版了《淑女娱乐》和《轻松制作漆器全工艺》。这部作品包含了1500多个设计方案，有关中国风的设计就高达900个，而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在英格兰工作的毕伊芒创作的。法兰西艺术家毕伊芒于1754年抵达英格兰，很快就成了英格兰地区传统中国风设计和传播的领军人物。这本书和同时代其他同类别的书籍一样，不仅适用于专业工匠和制造商，也适用于普通中国风设计爱好者。这本书从漆木家具到陶瓷制品，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实例。
在《淑女娱乐》中，最能展现出中国风的创新室内设计方案，是中国风爱好者、著名演员兼戏剧经理大卫·加里克和他奥地利籍妻子伊娃·威格尔的卧室设计方案。其中白色和绿色的漆木家具就是在1772年至1778年间由托马斯·奇彭代尔的工厂设计生产的（现在收藏在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毕伊芒也恰好在那个时期第二次来到英格兰，为加里克在汉普顿的房子设计了11幅装饰画。
1769年，奇彭代尔和罗伯特·亚当一起为约克郡的罗兰·温爵士在诺斯特尔庄园的家进行了装修，并设计了一整套中国风家具和彩绘墙纸。亚当和奇彭代尔并没有将詹姆斯·佩恩在1736年设计的洛可可风装修拆除，而是将它与新古典主义风格进行了融合。这种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风格，这个风格将洛可可式中国风的优雅和希腊风格的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奇彭代尔设计的家具通常是在绿色漆木上面绘制金色中国风图案，他设计的中国风墙纸上也通常绘有花鸟图案。东方元素和西方元素的碰撞以及东方镂空图案和西方田园图画的对比，映射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诺斯特尔庄园中的中国风设计和古典风设计差异之处也被巧妙地处理了：希腊风设计的简洁、中国风设计的不规则怪异一起运用到中式房间中，这只会凸显不和谐，而且当时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道义上都拒绝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中国风居室装饰细节》，1757—1769年，英国白金汉郡克莱顿府
克莱顿府的中国风居室是18世纪英国最为梦幻的建筑设计。该府邸的内部装饰是由当时才华出众的艺人卢克·莱福特于1769年完成的。
当时最著名的英格兰中国风建筑，就是白金汉郡的克莱顿府。拉夫·弗尼爵士的克莱顿府建于1757年至1769年，其外表是经典的帕拉第奥式风格，而内部装修是梦幻奢华的中国风设计。雕刻工匠卢克·莱福特主要负责装修餐厅和中国风客房，这两个房间的设计也使用了诸如宝塔和飞鸟等中国元素。当时英格兰有很多有关中国风设计的书籍，这些书籍给莱福特设计中国风图案提供了很多灵感，让他创作出自己独有的中国风设计。
《中国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对欧洲艺术的影响》，[意]佛朗切斯科·莫瑞纳著，龚之允、钱丹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