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实验科学是一种昂贵的学问，它迈出的每一小步都难以回避谁来出资的问题。在1627年开普勒发表的《鲁道夫年表》扉页上，绘有一座立柱神殿，殿内有哥白尼、第谷等人正在研究《鲁道夫年表》，穹顶上一只雄鹰撒下口衔金币，意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慷慨资助年表修订工作。可见，知识与资金、科学家与资助人的紧密联系从近代早期便开始了。
开普勒的《鲁道夫年表》扉页插图
1657年成立的齐曼托学院由美第奇家族提供资助。1666年巴黎科学院成立时，法国政府为院士发放固定年金，法国财政大臣、路易十四的重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e Colbert，1619-1683）常被视为科学院的奠基人。1663年法兰西文学院和1671年巴黎建筑学院成立，也是柯尔贝尔向中央政府争取财政补贴的结果。皇家学会却没有这样的资源支持：查理二世颁布的国王特许状并没有经费条款，“皇家”二字仅仅起到了为学会正名的作用。这一正名方式固然有助于学会维持一定的组织形式，提高组织声誉，再用组织名誉向社会各阶层换取科学资源。但是，从成立之初到19世纪上半叶的近两百年间，英国政府未对皇家学会提供稳定、持久的经费，学会活动所需资金、资源和资料主要来自私人资助，因而学会有时候被当作非官方、非正式机构。这一资助方式与皇家学会的组织结构一样，既因袭传统，也出于现实权衡。
文艺复兴后期，国王和贵族开始为知识分子提供资助。近代早期的著名科学人身后往往都有一个更为出名的资助人：伽利略与美第奇家族、霍布斯与卡文迪许家族、洛克与沙夫茨伯里伯爵、笛卡尔与瑞典女王、培根与埃塞克斯伯爵。科学人在接受资助的同时，为出资者提供一定的服务，例如授课、出谋划策或者处理家族事务等，但是这并非一种标准意义上的雇佣关系。特权阶层之所以愿意资助科学人，与其说是基于对知识实用价值的考虑，毋宁说要借助科学人在知识界的威望来显示自身的气派。科学人在得到科学资助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的观测结论和新理论就显得更可信。双方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声望的交换、一种身份地位的相互提携。这种资助依赖私人关系，对被资助人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资历不做硬性要求，注定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私人资助制度在皇家学会得到了延续。只不过科学人团体代替个人进行声望交换，对声望交换的附属品即科学资金和资源在组织机构内部再行分配。皇家学会在研究议题上的丰富性与实用导向为其赢得了较多的资助机会。皇家学会成立之初，上至国王和贵族，下至商人，都显示出愿意支持新学会的热情。胡克不无兴奋地说：
他们所做的事情往往得不到什么鼓励支持，因为人们通常选择哲学中似是而非和不着边际的那一部分，舍弃掉真实可靠的那部分。然而，他们成立机构恰逢其会，赶上这样一个所有人都求知好问的时代。这么多王公贵胄和数位行业杰出人物对他们大加支持，或捐赠物品，或列席在场。还有件事让我深信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学会真正充满敬意：几位商人（他们的宗旨是“我的、你的”这样的私有财产之分，这是人类事物的指导性原则）郑重其事地投入了一大笔钱，好让我们会员的发明能够得到应用，并对这项事业充满信心。要知道，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普通人相信他们的事业能够发展下去。
在皇家学会的资助人当中，身份地位最高的是英国国王，其次是英国大贵族和其他国家的国王与贵族。例如，1779年第69卷《哲学学报》出版时列出的资助人有乔治三世、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Stanislaus Augustus，1732-1798）、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 VII，1749-1808）、格洛斯特公爵亨利（Will Henry，1743-1805）、勃兰登堡伯爵弗雷德（Chrisitian Fred）和巴登伯爵查尔斯。
皇家学会负责人往往正是学会最可靠的资助人，历任会长都提供过不同形式的资助。1761年，皇家学会组织观测金星轨道，在任第十五届会长即麦克莱斯菲尔德（Macclesfield）伯爵二世帕克（George Parker，1695-1764）个人出资购置天文仪器，在牛津郡的西伯恩堡（Shirburn）建立了天文台，学会会员皆赞善莫大焉。天文学家布拉德雷（James Bradley，1693-1762）向学会提交论文《论章动》时特意附信感谢他：
西伯恩堡的仪器非常有价值，我可以参照在那里取得的结果来判断我在皇家天文台观测到的结果的准确性。作为一个科学爱好者，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多一些像阁下这样的人——有地位、有能力、又愿意促进此项研究以及其他自然知识发展的人，因为这些知识会为我们的国家增光添彩、带来实惠。
皇家学会的普通会员通过缴纳会费来支持学会。会费最初为10先令，后来涨到20先令。每周学会活动时，会员还要缴纳座位费。1766年，皇家学会理事会将座位费从21基尼涨到26基尼，年费涨到2英镑12先令，入会费也涨到了5英镑5先令。到19世纪初，皇家学会的会费涨到50英镑。后来成立的爱丁堡皇家学会、都柏林皇家学院、皇家文学院、古代研究学会、林奈学会、地质学会、天文学会、动物学会等也都收取20-50英镑不等的会费。
19世纪英国主要科学团体的入会费（包括每年的座位费）
大多数皇家学会会员自筹经费开展研究，有家资者自助，无家底者再找资助人。英国政府偶尔提供资助，但是只针对特定研究项目，并且没有形成常态。学会的纯科学活动，如实验演示、论文宣读、陈列柜展示、课程教学、野外考察、建立植物园、实验室搭建和维护、图书馆藏书、颁发奖章、《哲学学报》刊行、专著出版等，几乎无不依赖一个庞大的私人资助网络。这一网络以学会会员为中心，辐射至整个欧洲以及海外殖民地。
皇家学会的办公场所也由私人资助或者会员自助。学会前身即“1645小组”在伦敦格雷歇姆学院或者伦敦伍德大街戈达德医生的住所举办活动。牛津聚会的场所几经辗转：1648-1649年在配第的住处，1652年配第离开牛津去爱尔兰后改为威尔金斯的住所，威尔金斯搬到剑桥后又改为波义耳的住所。皇家学会正式成立后，一开始在格雷歇姆学院开会、做实验。1665年，伦敦大瘟疫暴发，学会活动地点改到了波义耳在伦敦的宅邸。1666年，伦敦发生大火，大批难民住进格雷歇姆学院校区，学会迁至原阿伦德尔（Arundel）伯爵宅邸。这一新址由阿伦德尔伯爵二十二世之子、后来的诺福克公爵六世霍华德（Henry Howard，1628-1684）捐赠，伯爵府图书馆系文艺复兴时期匈牙利“哲学王”科尔维乌斯（Mathew Corvinus）斥资所建，藏有大量珍贵书籍和手稿，对学会会员开放。但是，学会的大量实验仪器和标本样品放在格雷歇姆学院，举办活动仍然十分不便。1673年，伦敦市政委员会和格雷歇姆教授邀请皇家学会搬回格雷歇姆学院。查理二世将切尔西大学的一块地方划拨给学会，学会在阿伦德尔也得到一块地，但是两次募款建房均以失败告终，只能在福利特大街的鹤庭（Crane Court）购得廉价房安顿下来。18世纪80年代，英国政府将萨默赛特宫的几间屋子拨给学会使用，学会这才将会议厅、图书馆、实验仪器和标本藏品集中在一处。而当时政府也仅仅提供了办公地，再无资金或其他支持。
这种居无定所本身是资金不稳定、资源不充足的表现。1686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手稿完成后呈送给皇家学会，学会本欲出资印刷出版，但是出版威洛比（Francis Willoughby，1635-1672）的《赤道鱼类》（De Historia Piscium Libri Quatuor）刚刚花光了经费，就连一般办公人员的工资也发不出，后来还是哈雷（Edmond Halley，1656-1742）慷慨解囊，这部科学史上的不朽名篇才得以面世。牛顿本人当上皇家学会会长之后，学会仍未摆脱窘境。1708年，“热动浆新式船”即蒸汽机船设计方案提交至学会，学会尽管看到其巨大的潜在价值，却无力出资展开进一步研究。牛顿后历任会长也都没有彻底解决经费问题，即便在社会活动能力最强、资源人脉最广的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任内，学会也不过是盈亏参半，勉力维持。总之，捉襟见肘的皇家学会远不是培根笔下富可敌国的所罗门宫，与财力雄厚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形成鲜明对比。
1781-1800年皇家学会的收支状况
究其根本，皇家学会的“穷”是因为它的机构性质具有双重性。作为科学机构，科学活动的有组织性要求持续、稳定和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资源支持，显然像查理二世那样将一块奇石、一套玻璃器皿送到皇家学会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作为上层人士俱乐部，为确保机构独立和成员自主，外来资源绝非多多益善，实际上英国科学人“自己也常常拒绝担任学院里的职位或者受到官方的限制”。私人资助制度不是佣金与服务的交换，而是声望与声望的交换。科学资金和资源只是这一交换的附属品，如果再对其以一定的组织结构进行内部再分配，势必无法为某些科学项目提供充分支持，这一点随着科学知识体系本身的发展越来越明显。所以在皇家学会会员看来，助源总是很多，可是助力却微乎其微。20世纪初化学家兼史学家梅茨（John Theodore Metz，1840-1922）如此评论英国的科学精神：“英国的社团或许有时候尊敬和崇拜他们的杰出代表人物，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支持。”
（本文选摘自《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李文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