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山大学校友研究的基础资料，全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全方位展现中山大学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文明路和中山路时期、石牌时期、康乐园时期）以红墙绿瓦为标志的重要历史建筑（所以一律称为红楼），它们的缘起、测量数据、建筑风格、用途的演变，以及与建筑本身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掌故等，从中可以了解到红楼与中山大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共包括426张照片。288张照片由柏石曼和他雇佣的中国摄影师（40多张）拍摄于1906年至1909年间，涉及中国12个省。其中42处现在是*文物保护单位（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余处为当代复建或曾经落架大修，至少有60处现已不存。2006年，徐原夫妇及其同仁循着大师足迹，秉着原地点、原角度复拍的原则，奔波7省，行程2万里，初步获得138张照片，算是“循迹百年恩斯特·柏石曼，重走那条路，重拍老照片”这项民间计划的初步成果。

贵州镇远享有“黔东门户”“湘黔屏障”“滇黔锁钥”的美誉，它不仅是县城所在地，还是府、道所在地。老城区仅有3平方公里，竟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百余处，涵盖城墙、屯堡、关隘、古道、牌坊、桥梁、渡口、码头、泉井、衙署、监狱、佛寺、道观、神庙、祠堂、书院、学校、文庙、宝塔、楼阁、亭台、会馆、戏楼、民宅、店铺、作坊等方方面面。依山就势而建，贴壁凌空而立，将亭台楼阁、藤萝古树、危崖溶洞、石桥溪流融为一体的青龙洞古建筑群，人称“山地建筑博物馆”。文物部门用其建立“贵州民族建筑博物馆”。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介绍镇远境内的乡土建筑，下篇介绍博物馆展出的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彝族、瑶族的居住文化。

暂缺简介...

刘向校订的《战国策》是一部**的历史散文*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书中记载的很多策士的说辞、谋臣的策论，无论是个人陈述，还是双方辩论，无不论点明确，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如《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庄辛谓楚襄王》《秦攻赵于长平》等；许多**篇章，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文字流畅，有很强的故事性，如《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孟尝君将入秦》《韩傀相韩》《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等；书中以典型的情节，能体现个性的语言，刻画了许多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如能言善辩、诈变反复的张仪、苏秦。头脑冷静、善于讽谕的邹忌、淳于髡，机智老练、善于进谏的触龙，见义勇为、有功不取的鲁仲连，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的颜斶，重义轻生、沉着机智的荆轲等。文中善于运用对偶、排比、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说服力，特别是寓言故事的巧妙运用，使文章合情合理，又生动有趣。它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左丘明撰写的《左传（精）/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选文34篇，大多是记述战争、朝聘、兴国、弑君、灾异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有代表性的名篇，希望能反映《左传》的基本面貌和写作特点。注释以连贯内容，说明事件背景为主，能够在译文中表达清楚的问题一般不注。译文基本为直译，某些难以对等翻译、不便说明的地方采取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在处理注释和今译的某些问题时，学习参考了前人或今人的有关*作．因篇幅所限，恕未一一注明出处。

《贞观政要（精）/崇文国学经典普及文库》由唐代史学家吴兢所撰。全书10卷40篇，分别辑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往事越千年，“贞观之治”的经验与教训，或许会对我们提供不可多得的启示和教益，这正是我们出版此书的目的。

《营造中华 清华营建学科专题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展丛书》收录了于2016年9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营造、中华——清华营建学科专题展”中所展示的中国营造学社简史及部分学术成果，通过对梁思成等学界先驱对中国建筑史学的建构过程的扼要梳理，使读者能够借此对中华建筑文化的博大精神与梁思成等营造学社成员的学术贡献有所了解。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为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之一种，辑录了六千五百余件金文拓本，是近代着录金文最为宏富的一部图录。本书所录金文，乃刘氏三十年之所汇集，上自乾嘉旧拓，下至近代出土诸器，搜罗殆遍，最晚收录至一九三三年安徽寿县出土楚器。初拟印刷二百五十套，然因时局动荡，于一九三五年印完一百八十套而息工，流传至今，所觏尤罕。其所载拓本均是原大影印，且虽系石印，遇有笔画过细及拓本过淡者，则用珂罗版，且部分拓本迄今未见他书着录，故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学者屡称焉。本书分四十类，三代器有钟、句鑃、錞于、鼎、鬲、甗、卣、罍、壶、尊、觥、觚、觯、端、爵、角、斝、举、彝、敦、簠、簋、盉、匜、盘、杂器、古兵等二十七类，计三千六百三十五件；秦器有权量，汉以下器有鼎、壶、镫、度量衡、洗、钩、杂器、兵、泉笵、符牌、镜、造像等，计十三类，二千八百二十一件（据容庚统计）。每器皆有释文。旧拓本有前人手自题跋者，悉附于后，以备参考。此为传统金石学者所特注意，而近今着录金文所阙如者，可值镜鉴。由于本书搜罗丰富，品类繁多，年代跨度较长，所收各家拓本原器或有未尝经眼者，难免鉴别未精，真伪参杂。建国后，罗福颐曾作《小校经阁金文伪铭录目》稿，列举了其中伪铭及疑伪者，经罗氏子女整理，发表于《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因系初稿，未及写定，或亦有真器断伪之失，今谨附录于后，仅供读者参考。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一部书，是杂家学说的代表作.该书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是先秦思想文化之总结。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吕不韦身为秦相国时召集门客撰写《吕氏春秋》，有很深的用意，实际上是吕不韦提出的一套施政大略，反映了吕不韦对社会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多方位体认。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撮取儒、道、名、法、墨、兵、农、阴阳等诸家之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道德、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涉及天文、历法、地理、乐律、术数等等，成为一本体系庞大而复杂的学术著作，既有指导实践之用，又有知识教育之功，且蕴含着耐人深思的哲学意味，可谓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各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提取和浓缩。而在总体思想构架上，则如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述：“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为糅合儒、道、法、墨为骨干，但尚未形成有机贯通的整体思想体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类。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还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吕氏春秋》写成后，相传吕不韦曾布之于咸阳门，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时人无能动一字者。当然，这或许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并非真的一字不能改易，但也说明吕不韦对《吕氏春秋》的自重和自信。惜乎吕不韦很快失势，《吕氏春秋》当时并未大行于世，但其影响却始终不绝，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实际上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互补为用，《吕氏春秋》可谓最早透露了这种统治思想结构的萌芽，对后世具有某种启迪之功。因此，《吕氏春秋》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先秦文化史的可贵资料。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吕氏春秋》结构比较完备，篇章规划整饬，不少文章明朗犀利，将故事、譬喻、议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古代散文史上也有相当地位。最早为《吕氏春秋》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近代以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最有影响，另有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的《吕氏春秋译注》等；校本流传最广和最佳的是清毕沅本和近人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撰的《吕氏春秋汇校》本。本套《吕氏春秋》除了对原典进行了精准的释义之外，还增加了吕不韦小传，另外对《吕氏春秋》的思想理念、《吕氏春秋》中的名言警句、寓言故事以及《吕氏春秋》的大智慧都有详细的论述。相信读者读完本书之后将会发现，这的确是一套很不错的东方人的伟大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