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合文献记载，将历年来在西夏故地发现的西夏建筑遗址遗迹，作为研究重点，运用古建筑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梳理，参照古文献对西夏建筑的记载和西夏文献中建筑词汇、版画建筑图像及西夏石窟壁画建筑图像等，对始建年代与传承使用、功能效用、流传变异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建筑结构布局、构筑特点、装饰艺术及前后变化的规律，探究它们的个性特征和地域时代特点。

岭南现代建筑教育是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现代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1932-1966）/岭南建筑丛书》研究定位于岭南现代建筑教育从1932年创立到1966年前的这段早期发展历程，是岭南现代建筑教育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重要时期，为岭南现代建筑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施瑛所著的《岭南现代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1932-1966）/岭南建筑丛书》一书，一方面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分析对岭南现代建筑教育早期发展产生必然影响的中外建筑教育早期状况，结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背景，从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的角度，厘清岭南现代建筑教育早期经历的创立与探索、定位与起步的历史脉络，力求展示准确、客观的历史进程，补充岭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史整体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岭南现代建筑教育早期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在林克明、夏昌世、陈伯齐、龙庆忠等老一辈岭南建筑教育家的带领下，岭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归纳岭南建筑教育早期发展的特点，探寻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以期为今天岭南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共10章，主要包括西方建筑的起源、欧洲古典时期的建筑、 欧洲中世纪的建筑、 欧洲15-1世纪的建筑、 18-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与美国的建筑、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欧美探求新建筑的运动、 20世纪新建筑运动的高潮——现代建筑派与代表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建筑运动的探索、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活动与建筑思潮、当代建筑的发展。

中国历法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璀璨明珠。它反映并指导着人们日常的生产及生活，展示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中国是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它的出现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经考古发现，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历法了。而历书就是将历法研究成果编制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工具书，这项工作古已有之。据今所知，最早发现的历书是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记载的，而现存最且最完整的历书是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的《汉武帝元光三年历书》，最早的木雕版历书则出现在唐代文宗时期。唐文宗大和九年，即公元835年，为了防止民间私造滥印历书，文宗皇帝规定今后所有历书都要由皇帝审定，官方刊印，才能流传于世，因此历书也被称为皇历。皇历所记载的历法一般都是以一年为一个版本，第二年变更，故而每年的年终岁尾，都会印下一年度的历书。古代历书通常被称为“通书”、“皇历”、“时宪书”等，是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书，具有参谋生活、指导农事、选定良辰吉日的功效。这是因为历书不仅清晰地显示出年月日及节气的具体数据，反映出自然界时间更替和气象变化的客观规律，还介绍了与农事、生活常识、婚丧嫁娶、传统节日、各地民俗等相关的诸多内容。农历，中国传统历法之一，也被称为“阴历”、“殷历”、“古历”、“黄历”、“夏历”和“旧历”等。农历属于阴阳历并用，一方面以月球绕地球运行一周为一“月”，平均月长度等于“朔望月”，这一点与阴历原则相同，所以也叫“阴历”；另一方面设置“闰月”以使每年的平均长度尽可能接近回归年，同时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特征，因此农历集阴、阳两历的特点于一身，也被称为“阴阳历”。中国的农历之所以被称为“阴阳历”，是因为它不仅有阳历的成分，又有阴历的成分。它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则合为一体，做出了两者对农业影响的终结，所以中国的农历比纯粹的阴历或西方普遍利用的阳历实用方便。农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它的准确巧妙，常常被中国人视为骄傲。至今几乎全世界所有华人以及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国家，仍旧使用农历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 汉族地区使用的农历又称夏历，是以月相定月份，以太阳定年周期。以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因而在地球上看不到月亮的朔日为每月的开始，每月长短根据月相不同，可能为30日或29日，12个月为一年。将太阳年划分为24个节气，第1、3、……23等奇数为“节”，第2、4、……24为“气”，或“中气”。由于太阳年周期和以月相为周期的12个月不一致，约隔每四年增加一个月，增加到没有中气的月后面，如2004年2月只有一个节“惊蛰”，没有气，将闰月增加到2月后为闰2月。每年的闰月位置都不太一致。农历一年一般为12个月，一个月天数依照月亮围绕地球运行周期而定，为29或30天，闰年为13月，中国农历年平年为353或354天，闰年为384或385天，平均每年约为365.2422天（即太阳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公历是现在国际通用的历法，又称格列历，通称阳历。“阳历”又名“太阳历”，系以地球绕行太阳一周为一年，为西方各国所通用，故又名“西历”。我国从辛亥革命后即自民国元年采用阳历，故又名曰“国历”。为与我国旧有之历相对称，故又名曰“新历”。1949年正式规定公元纪年。古人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毕生追求之目标，由此足见天文历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事实的确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中国的夏历，还是现今世界通用的公历，它们都在各自的范围内，为各国人民维护社会的和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固然不一定全都能达到“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的地步，但是如果对于历法一无所知，那么对于从事任何工作的人来说，都会是令人遗憾的。知天文地理，让你运筹帷幄。晓人情世俗，为君指点迷津。本套丛书内容广泛，其一包括重点讲述了天文历法知识，涵盖了中华历法演变规律及常识、天干地文、阴阳五行、易经八卦、生肖时辰、天文和地理科普知识、节气与时令的自然观律等传统历法知识，有论有据，有理有趣；其二包括万年历表，作为本书的主体部分之一，以表格的形式列举1900一2100年间的历史纪年，同时收录了1801—2020年中西纪年对照表，具有精确、科学、便于查阅的特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实用性强；其三包括中华文化大观，介绍了古今贤文、诸子百家、棋琴书画、文学经典、古代谋略、戏曲戏剧、汉字汉语、民间诸神、民间禁忌、人文传说、生肖星座、起名学问、识人大观、健康养生等，内容丰富，妙趣横生；附录部分包括国内长途区号及邮编、国际长途区号及时差表、常用统一电话号码、国际节日等内容。可以说，本书是一套包罗万象之作，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尽量做到集众家之长，避他人之短，以为读者提供更为实用的历法知识为宗旨，具有知识面广、内容翔实、数据科学等诸多优点。融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是现代生活的居家必备之宝典。

大清王朝（1636—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幅盔甲起事开启山林，清世祖福临挥师入关一统华夏，历经两百多年。这个曾经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琉球；挫败了准噶尔、大小和卓木分裂新疆的阴谋；有效地统一与管理了蒙古、西藏地区；多次打败了入侵中国东北的沙俄侵略者的强势王朝，使中国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跨葱岭，北越外兴安岭、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诸岛的广大地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庞大的不可一世帝国，至今亡国已经百余年了，其中原因，众说纷纭。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大清王朝，似乎特别能吸引人们的目光，荧幕上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清宫戏，入流的不入流的写手们也想把这两百多年的历史挖掘个穷尽，甚至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明朝没有好皇帝，清朝没有坏皇帝。”受到这样的吹捧，满清王朝的十二位主人若能感应得到，想必可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了。可是，清朝的帝王们真的承载得起人们的如许厚爱吗？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占明朝国都北京。一片石之战后，清军趁势入关，政治上推行剃发易服，军事上打击农民军和南明诸政权，逐步掌握全国。后历经康雍乾三朝，发展至鼎盛。这一时期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清朝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文化专制、闭关锁国政策、思想停滞逐步落后于世界。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多遭列强入侵，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地主阶级进行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开始进行戊戌变法，但是变法失败。1900年的夏天，八国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维护在华利益侵略中国。清朝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清王朝在它两百多年的历史中，由盛而衰。尽管如此，两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及史学等领域仍然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学术方面，清代出现了举世著名的《四库全书》，这部中国最大的丛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今图书集成》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这部类书共一万卷，分类清晰、内容丰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无所不包，是对有史以来当时现存书籍的一次大检阅。此外，清代开始兴盛的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哲学思想界，清代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批大思想家。他们继承中国优秀的哲学传统，同时大胆创新，反对君主专制，要求改革政治，对中国封建统治的早日瓦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清代还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大发展时期。清代戏剧兴盛，闻名于世的京剧就是在清代逐渐成形的。小说方面，清代产生了不朽名著《红楼梦》，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优秀古典小说。此外，清代在史学、天文学、数学、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大清王朝的兴衰荣辱，令人荡气回肠。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页，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先后有十二位皇帝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无论是一代圣君康熙帝，还是短命的同治帝，都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本套《清朝十二帝》讲述了清朝十二帝自满洲初兴到王朝覆亡300余年的历史，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轨迹，跃上历史舞台，主宰着大清这个泱泱大国的命运。他们有的具有开创之功，有的具有守成之力，有的经历了民族大发展的高峰，有的奋起于国家危亡的低谷，有的消沉在无奈悲歌中，有的堕落在盛世赞歌里，有的具有雄才大略，有的平庸无能……创业的艰难、守业的不易、败业的感伤，演绎着历史和人生的现实与残酷。尤其是皇室的争权和臣子的夺利，紫禁城中的惨烈搏击，颇能扣人心弦。本套丛书将清朝十二位帝王的一生娓娓道来，将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和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展现给读者，使读者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另一方面又以历史为线索，围绕治与乱、生与死、得与失、情与爱的矛盾，真实地揭示了清朝历史和清朝列帝的内在联系，展示出大清王朝兴衰、成败、治乱、福祸的脉络，趣味性地透视出有血有肉、云谲波诡的历史风云。在中华民族走过千年兴盛、百年屈辱历史后的今天，研究这些帝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一部书，是杂家学说的代表作.该书兼收并蓄，细大不捐，是先秦思想文化之总结。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流亡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吕不韦身为秦相国时召集门客撰写《吕氏春秋》，有很深的用意，实际上是吕不韦提出的一套施政大略，反映了吕不韦对社会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多方位体认。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撮取儒、道、名、法、墨、兵、农、阴阳等诸家之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外交、伦理、道德、修身等各个方面，同时涉及天文、历法、地理、乐律、术数等等，成为一本体系庞大而复杂的学术著作，既有指导实践之用，又有知识教育之功，且蕴含着耐人深思的哲学意味，可谓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实践经验以及各种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提取和浓缩。而在总体思想构架上，则如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所述：“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为糅合儒、道、法、墨为骨干，但尚未形成有机贯通的整体思想体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杂家”类。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还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吕氏春秋》写成后，相传吕不韦曾布之于咸阳门，有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时人无能动一字者。当然，这或许是慑于吕不韦的权势，并非真的一字不能改易，但也说明吕不韦对《吕氏春秋》的自重和自信。惜乎吕不韦很快失势，《吕氏春秋》当时并未大行于世，但其影响却始终不绝，汉代以后的历代统治实际上都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互补为用，《吕氏春秋》可谓最早透露了这种统治思想结构的萌芽，对后世具有某种启迪之功。因此，《吕氏春秋》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先秦文化史的可贵资料。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吕氏春秋》结构比较完备，篇章规划整饬，不少文章明朗犀利，将故事、譬喻、议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古代散文史上也有相当地位。最早为《吕氏春秋》作注的是东汉的高诱，近代以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最有影响，另有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张双棣、张万彬、殷国光、陈涛的《吕氏春秋译注》等；校本流传最广和最佳的是清毕沅本和近人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合撰的《吕氏春秋汇校》本。本套《吕氏春秋》除了对原典进行了精准的释义之外，还增加了吕不韦小传，另外对《吕氏春秋》的思想理念、《吕氏春秋》中的名言警句、寓言故事以及《吕氏春秋》的大智慧都有详细的论述。相信读者读完本书之后将会发现，这的确是一套很不错的东方人的伟大典籍。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 《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所以刘向把这本书命名为《战国策》。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策》保存了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以及“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战国策》中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倜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以及“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总之，《战国策》是我国一部优秀散文集，它文笔恣肆，语言流畅，论事透辟，写入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本套《战国策诠解》，参考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战国策》作出了详细注释和今译，并围绕各章主旨，对《战国策》中的名言、《战国策》中的故事以及《战国策》的说服智慧进行深入阐发。通过阅读本书，对现代人了解战国时代风云以及战国时代人物的命运与智慧都大有益处。

《贞观政要》是唐朝史官吴兢（670~749年）编撰的政论性专史，是一部对“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和全面介绍的著名史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几个深为后世称道的清明时代，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它们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以及周、汉、唐这些强盛王朝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当首推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的年号，相当于公元627~649年，历时二十三年。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在隋末的农民起义中，他看到人民群众“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伟大力量。于是针对隋朝的弊政，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在政治上，他实行廉政，对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的官吏深恶痛绝，并严惩不贷；对那些廉洁奉公的官吏，则给予表彰和奖励。他对自己的子女严加教育。他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特别欢迎大臣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他任人唯贤，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贤才，不念旧恶，以诚相待，委以重任。经济上，他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使农业在短短时期内得到恢复和发展。由贞观初年老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叫寒，到贞观中期便“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至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出现了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使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人口得到大幅度增加。军事上，他勤于武备，但不穷兵黩武。他彻底击败东突厥，保卫了西北边防的安全。并把突厥的余部妥善安置，解决与缓和了部分民族矛盾。在外交方面，他实行“和亲”等睦邻政策，使中国与周围的少数民族和邻邦，能够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文化教育方面，他大力兴办学校，仅在京师的国学里，学生就多达万人，邻邦酋长的子弟也不远万里前来求学。他还实行科举制度，从莘莘学子中，大力选拔人才，使大批有才能的下层知识分子有参政的机会。他尊师重道，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和普及。由于唐太宗实行以上的改革政策，使大唐王朝在隋末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建成一个东方强国。不仅国内和平安定、经济繁荣，而且四方邻国竞相来朝，大唐声威，远及海外。这就是历史上一再称颂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才为唐朝后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当然，唐太宗不是完人，他也是有缺点的。他在贞观后期的作为，显然不如前期，晚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倾向，显然不如早年的虚心进取、勤俭持国、励精图治。但总的看来，他还算是有始有终，完其全节，称得起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及其臣属究竟是怎样实现“贞观之治”的，初唐以后的历代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对这问题很感兴趣，一千多年来曾经做了大量的探讨。其中，最先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为后人提供了充足史料和基本研究思路的，正是唐朝的吴兢和他编撰的《贞观政要》。从吴兢的《上表》和《贞观政要序》中可以看出，他编撰这部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出于对“贞观之治”的仰慕。他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至如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鉴来叶”。二是出于对当朝统治者的期望。吴兢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已较贞观时期大为逊色，希望通过览阅此书能使“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太宗君臣为楷模，励精图治，以实现太平盛世。《贞观政要》是一部按专题写成的政治史著作，集录的主要是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言论。全书共采摘了唐太宗和四十五位大臣的政论或奏疏。这些人同处于隋末唐初社会矛盾斗争的尖锐时期，多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通晓儒家经典，深谙儒家治国安邦之术。同时又熟悉历史，知道暴秦是怎样败亡的，两汉是如何衰落的，了解南北朝时期黑暗混乱的社会状况，更亲身参加了推翻隋朝的斗争，因而头脑比较清醒，能够总结经验，接受历史教训，认真对待社会现实，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比较高明，其政论自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全书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编辑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书中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的问题也非常深刻，确实可称得上“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贞观政要》中选编的仅仅是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部分内容，而且都是所谓“良法善政”、“嘉言美行”，宣扬的是德政与治术，所以对“贞观之治”讴歌有余，分析不足。在看待历史人物方面，吴兢认为太宗皇帝和魏征、房玄龄等大臣是圣君贤相的典型、君臣相处的楷模，对其所作所为多少理想化了，“爱而不知其恶”，不免有溢美失实之处，这是我们阅读时应该注意的。总的说来，《贞观政要》一书条理清晰、叙事简明、论议深刻、风格独特、体式新颖、语言平易，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它不仅为人们保留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案掌故，更为后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有益的启示。《贞观政要》自问世以后一直很受重视，刊行十分广泛，存留至今的各种版本很多。《贞观政要》在海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邻国日本、韩国等国。日本最高统治者定《贞观政要》为必读教材，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就任前反复研读的书中，就有《贞观政要》一书。这里所列举的史实，足以说明《贞观政要》问世后，一千多年来在中国历史和海外所产生的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本套《贞观政要》除了对吴兢的原典进行了精准的释义之外，还增加了唐太宗李世民以及贞观名臣名将的小传，另外对《贞观政要》的思想理念、《贞观政要》中的名言以及《贞观政要》的领导智慧都有详细的论述。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注文、译文以及解析中可能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望海内外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春秋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或《春秋内传》，是古代编年体史书、散文作品集、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经西汉刘歆改编，而近代则多认为是战国初年左氏根据各国史料编集而成。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等事，是我们全面了解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春秋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有60卷，18余万字。书约成于公元前372年至前351年间。全书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其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世次记事。编年始隐公元年（前722），终悼公四年（前464），较春秋多出17年。追叙则上溯周宣王而未及周贞定王。本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不同于《公羊》、《榖梁》完全用义解释。本书取材广泛，博采当时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故志、训、典、语、令及口头历史传说，不但反映了春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及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等时期的部分史料。此书文字简洁、优美，作者善于突出事物本质，以简括语句表述复杂纷繁的事件，对战争的叙述，谨严而分明，委曲而尽致，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还善用极少笔墨刻画人物的细致动作和内心活动，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名著。本书原与《春秋》分别单行成书，其纪年方法、时限、内容皆与《春秋》多有不合，书内解经之文显然系后人附入。本书在西汉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宫，东汉贾逵、服虔等曾为其作注，均佚。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经传合编。其他注释有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有科学出版社本），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伯祥《左传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标点本），还有朱东润的《左传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春秋左传》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战争场景的描写，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极具魅力。文史结合的特点使其既有很强的知识性，又极具观赏性。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感受春秋大变革时期的魅力，特别增加了春秋战国历史风云，以及对春秋笔法做了详细论述，对原典做了详解，同时收录了晋朝时杜预所著的《春秋左传集解》，另外对《春秋左传》里的名言和故事都有单独章节讲述。总之，本套《春秋左传》是一部汲取民间读书“活水”、体例全面创新、旨在帮助读者精研《左传》的“一站式”读本。

《群书治要》，顾名思义，即从众多书籍之中（“群书”），选出关乎治国安邦之精要（“治要”），录之成册。这部书是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唐太宗（公元599-649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纂的。《群书治要》是古圣先王治国理政之精要，奠定大唐盛世之治国宝典，是世代治国安民的经验汇编，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经史子分类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时期的“四库全书”。太宗十六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七岁继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他英武善辩，遗憾早年从军，读书不多。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在位期间，鼓励群臣进谏，批评其决策过失。令谏官魏征及虞世南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魏征在序文中称之实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宝典。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卿等力也”。由是而知，贞观之治的太平盛况，此书贡献大矣！《群书治要》于公元八世纪初，随日本在华留学的“遣唐使”东渡日本。受到当时天皇的高度重视，在宫中讲读此书，并于公元834年至公元876年间，实现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可见圣贤之道，四海皆准。唐朝末年，北方战乱频仍，大明宫等宫殿楼阙，弃为荒野，国之不保，藏书四散。国人于五代、北宋修唐史，即已不知此书，所幸东渡日本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然以国人不知此书故，遂无人提及。千年历史，转瞬即逝。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群书治要》终于从幕府将军家中走出，赠于东渡日本的华商以庆贺嘉庆皇帝于1796年登基。遗憾的是嘉庆皇帝承康乾盛世之余绪，此书并未引起重视。旋即满清亡国，民国难有有识之士，于此书略加点校，于商务印书馆印行，却遭势乱国危，战乱频仍，千年宝书几经失传。《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但是，书中的治国思想实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教民之集大成，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几千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作为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卷，唐太宗以《群书治要》为鉴，以“圣贤”为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为君、择人、施政、教化，其脉络是显而易见的。故《群书治要》理所当然地成为唐太宗之后，历代君王乃至辅臣和各级官吏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当今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贤达也认为，该书可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集成，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大纲，大唐‘贞观之治’的施政指南，当今领导干部的从政参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读本”。“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科技的变化日新月异，然而，中国古圣先贤之文化教育，却历久弥新。我们相信中国先哲的智慧，依然是解决当代许多问题的良方。当代佛门的一位高僧大德如此说道：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的疑难杂症，只有靠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群书治要》这部书，应该送给全世界每个国家去学习。所以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是中国人文化的世纪。中国人拯救全世界，不是政治、军事、科技、经济贸易，而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念之所以能够得到承传，最重要的是祖先留给我们无比智慧的符号，中国文字文以载道的载体文言文。王充《论衡》有言：“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我们不想陷于陆沉，也不想成为盲瞽，就应该认真读读《群书治要》，以科学发展的理念去读《群书治要》，察古鉴今，融古于今；勇于实践，继往开来。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教育是文化之生机。习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相信《群书治要》这部中华先哲留给后人的治世宝典，定能有助于国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中国重现盛世之治、为世界实现大同理想提供智慧源泉！